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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天使在人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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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努力工作的最好认同。 虽然母亲是大明星，但我和卢卡都像普通孩子一样成长，我们并没有在“好莱坞”度过自己的童年，不只是说我们的住所，也是说我们的生活。母亲从来不在家里放自己的电影，对她来说电影的拍摄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是成长于一个演艺家庭。我并没有在到处充斥着电影制作人的环境中长大，我也没有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学或者玩耍。 我出生后的头几年是在瑞士度过的，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村庄学校读书，我的朋友都是农民或者学校老师的孩子。在我上学的路上有一家孤儿院，那儿的孩子也是我的朋友。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半夜里我被一个好朋友叫醒，他父亲饲养的奶牛要生小牛了，我们都很好奇想去观看。我们在冷风中狂奔，风打在我们的脸上，生痛生痛的，但是内心却是喜悦的，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那种感觉。我另一个好朋友就住在我们家边上，他家的花园和我家的花园紧挨在一起。我们把两家花园之间的栅栏挖出了一个缺口，那时候我经常在他的阁楼上玩耍，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有一套老式的火车玩具，是他父亲制作的，这让我眼红了好久。 当我们搬到罗马居住之后，我开始在当地的法语学校读书，我的同学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母亲每天都会去学校接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摄影记者在学校门口，一开始他们叫我“明星的儿子”，不过当他们发现，个儿高高的我，足球踢得相当好时，对我的称谓和注意力又都改变了。我想我从来没有受到这种问题的困扰，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狗仔队总是会出现在我家附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觉得我的母亲非常漂亮，如果他们愿意给她拍照，那就拍好了。母亲在我心目中一直非常美丽，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心。 自从我开始读书之后母亲就不再接拍电影，因为我需要按时上课，不可能在她拍戏的时候去看她。当我弟弟卢卡开始读书的时候母亲也作了相同的选择，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去寄宿学校读书了。 “当时我必须做出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决定。”母亲在1988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放弃电影或者放弃我的孩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孩子。当我的大儿子读书的时候，我不能够再像往常拍戏时那样把他带在身边，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因此我决定暂时停止接拍电影，我愿意回到家中和孩子们在一起，这让我非常幸福。我可不是失落地坐在空空的房子里，一个人咬着指甲发呆，事实上和其他的母亲一样，我为我的两个儿子骄傲。” 当她带着我去买书或者买足球鞋时，我是多么地高兴啊。她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体会到自己对她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第三章 往事难忘第10节 出任亲善大使
1966年，在我们西班牙的家，在最后一次那里和父母过生日。
在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前，确切地说是在出访非洲几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之前，母亲一直都为幼年失去父爱和第三次怀孕失败的悲痛阴影所困扰，无法自拔。 她曾经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总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悲痛，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出现，这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到父爱的温暖。那时候她总是希望父亲还活着，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作为一个孩子，她的这种愿望是出自本能的，母亲实在无法摆脱这种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在她与我父亲、卢卡的父亲离婚之后，都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因为她想尽力让我和卢卡在尽可能完整的家庭关系中健康成长。 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她就非常喜欢孩子。母亲曾经说：“我从小就喜欢小孩子，喜欢亲近他们，也许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我曾经在农贸市场里试图把别人家的孩子抱出婴儿车，弄得我母亲非常尴尬。我生命中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拥有两个出色的儿子，这让我很幸福。人们不仅有被爱的需要，同时也有付出爱的冲动，这也是一种需要。” 在母亲的世界中，孕育新生命能够给她带来极大的乐趣，也是治疗她童年创伤的一剂良药。当她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孕育新生命时，帮助其他的孩子也能够让她感觉快乐。有一段时间，“捐助疲劳症”成为很多人道主义者的口头禅，他们往往只是拿出一些钱，而不愿意为那些孤儿考虑更多，母亲为此曾经多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大声疾呼。“捐助疲劳实际上就是同情疲劳，对于今天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受苦的人来说毫无帮助。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无可奈何更悲惨的事情了。”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心中都是那些遭受苦难的孩子，每次见面她对我们的关注往往只是最初的几秒，然后话题就转移到如何帮助那些孩子们。 据我所知；是罗伯特•；沃尔德斯向母亲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宗旨和工作，在母亲生命中最后的12年中，沃尔德斯一直和她在一起。 1987年10月，母亲应她的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范乌弗尔德的邀请，和沃尔德斯一同前往澳门参加了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的音乐会。母亲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庆典上作了演讲，她对孩子们发自肺腑的爱深深打动了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高级总裁詹姆斯•；格兰特，格兰特先生当即向母亲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够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母亲接受了这个邀请，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1988年4月，母亲开始了她作为亲善大使后的第一次访问，第一站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第四章 他们中的一员第11节 病痛
1967年在纽约
由于从小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母亲并不喜欢向人家抱怨自己的病痛，也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自己不舒服，因此我和卢卡对母亲的病都一无所知，不过罗伯特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他对此非常了解。他们曾经在瑞士请很多专家检查过，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不相同。1992年10月，母亲受邀将前往洛杉矶参加一个纪录片的拍摄。母亲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 当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看到母亲的时候，她显得非常疲惫，神情也相当紧张。多少年来，母亲一直只乘坐经济舱，有一段时间，她和罗伯特会互相为对方购买商务舱机票作为礼物互赠，一起去旅游度假或者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这次是她第一次乘坐头等舱，那还是因为身体的不适和罗伯特的强烈要求。 母亲认为，在一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忍饥挨饿的年代乘坐头等舱简直就是一种犯罪。同样，母亲认为汽车也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只要安全、快捷就行了。因此我们家并不像很多明星家一样拥有诸如法拉利一类的豪华跑车，车库里只有沃尔沃和奥迪，母亲信赖它们。 母亲几乎不自己开车，这一点让我很奇怪，虽然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罗马，并不是每个女人都会开车，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她这个问题。在我记忆中，母亲刚刚拿到驾驶执照，我父亲就送给她一辆雷鸟跑车。但有一天母亲拍完戏后自己开车从摄影棚回家，一个女人开车从后面撞上了她，虽然很显然那个女人应该负全部责任，但是她却相当的蛮不讲理，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母亲头上。 母亲回家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相当愤怒。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那个女人在得知母亲的身份之后决定起诉母亲，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通过与名人打官司让自己也变成名人。这件事以后，母亲决定卖掉那辆跑车。对车祸的恐惧、人性的卑劣导致的失望和愤怒，让母亲从此不再自己开车。后来再谈到这件事时，母亲说：一个好司机的性格中需要有一些具有侵略性的特质，但是她不具备，并且也从来没打算具备，所以她不能成为一个好司机，也就放弃了开车的想法。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母亲也许有些偏激，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罗马或者巴黎，开车确实是这样的，一次出行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 1992年，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工作量增加了不少，日程表也安排得越来越紧凑。由于所有的机票都由基金会提供，而且去往的目的地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没有直达航班，所以母亲和罗伯特不得不在航程中多次转机。虽然罗伯特乐观地认为这种将长途飞行分割成若干个短途飞行的方式能够缓解疲劳，并且减少时差的困扰，但是这种方式却将整个飞行路程拉长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刚从发展中国家回来，马上又要到一些发达国家做宣传报道。在那里母亲会接受一些采访，向人们讲述她在那些战乱或者饥荒横行的地区看到的悲惨景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些募捐活动。他们两个人一年的生活几乎都由这两种活动组成，中间会有几个星期的间隔时间让他们习惯时差的变化，然后重新上路开始下一段旅程。 这样的疲劳工作对母亲的身体危害很大，然而她仍然乐此不疲。每次回来她都会向我们讲述她所见到的那些孩子的不幸遭遇。在她的眼中，我们看到的是失望和悲悯，她对那些国家的政府对待儿童的行为感到不解。有人曾经问她，很多不幸事实上都是由当地的政府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常年征战造成的，而这些政治层面上的问题依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不可能解决的，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呢？母亲面对类似的问题总是只有一个答案：“这好比你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突然听见街上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叫，随后是汽车猛烈的撞击声，你的心脏仿佛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你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街上，发现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倒在血泊中。这时候你不会停下来去考虑到底是谁错了，是司机的车开得太快，还是孩子突然冲上马路追逐他的皮球。这时候你应该做的就是抱起孩子，赶紧送他去医院。” 母亲从索马里回来之后，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每次都要聊很长时间。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平生第一次从她的声音中感受到沉重。她对我说，她刚从地狱回来。我想要她说得更详细些，但是母亲不愿意在电话里说太多，她说到了洛杉矶之后会告诉我更多的事情。 在洛杉矶，母亲告诉了我她心中的忧郁。她在上百万索马里儿童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只能看到他们对食物的渴望。索马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的基础建设。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不幸的儿童，比如越南，但是至少他们还有能力去梦想明天，因为在那里有医院、有学校、也有公路，只要加以修缮就可以发挥作用，但是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也没有公路，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母亲总是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我们经常研究战争，甚至在大学里还有专门教授战争知识的学科，如果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教我们如何去创造、保持和平，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学。” 每年圣诞节，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母亲都会讲述她的那些故事，关于她的旅行，关于那些孩子，关于那些访谈，还有关于当她在美国国会作演讲时的紧张。 “那些议员都是很好的人。”母亲说，“想要解决埃塞俄比亚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并不仅仅是咖啡或者椰子那么简单，不过让我感到满意的是，在我前往国会演讲之后，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 母亲从不会将这些事情的功劳自包自揽，通常都是罗伯特在母亲说完之后忍不住又补充，丰富整个的画面。“她只往国会议员面前一站，说了自己的看法。然后美国政府就追加了6000万美元的援助。”每次听他们说起这些事情，我们都感觉很骄傲。然而当餐后的谈话结束，大家开始总结过去的一年时，我们会发现母亲又将整整一年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份额外的工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她的疲劳和憔悴，总会试探着问她：“你什么时候会和罗伯特去度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法说服她停下来，我们只是希望她能够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抽空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然而即便是这么微小的愿望都没有得到满足。 洛杉矶的医生对母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果，医生建议，这个时候需要使用腹腔镜检查。1992年11月1日，母亲在西奈山医院接受了腹腔镜检查，两个小时之后，医生来到候诊室告诉我们，他们在母亲的腹腔内发现了癌细胞，并且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据他们推测，癌细胞最先可能是在阑尾附近生成的。没有人能够断定这一点，因为腹腔镜无法直接看到阑尾的位置，它躲在腹腔的角落里，我们对这个人体内已经退化的无用的器官所知甚少，但是它却杀死了我的母亲。在阑尾这个小小的器官里，是积攒了我们的肉体无法消化的食物，还是堆积了我们的灵魂无法弥补的创伤？ 医生估计大约五年前母亲就已经患上了癌症，不过癌细胞在母亲的体内繁殖得很慢，在发现的时候肿瘤并不大，然而坏消息是癌细胞在母亲体内已经开始扩散。导致母亲经常感到腹部疼痛的原因是癌肿瘤压迫了她的回肠，使得这个起到吸收营养物质作用的器官受到太大的压力而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够让食物通过从而导致痉挛。医生切除了母亲的一部分回肠，希望这能够减轻她的痛苦。 这些太过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手术后我们一起去特别病房探望她。我们并没有告诉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知道这一次她病得很严重，甚至比在索马里被一种不知名的小虫咬伤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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