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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场图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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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权势大者逢迎巴结，对无权少权者冷落不睬。乾隆朝，傅恒兄弟二人皆做官，傅恒是个极受皇帝恩宠、权倾当朝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其兄则只是个左都御史，二人的权势相差甚远。其兄病死时，傅恒正扈（ｈù）从热河，吊唁活动的第三天才赶回来。吊唁的前两天，灵前门庭冷落，京朝大官无一人前来吊唁，但当傅恒回来后，顿时车马盈门，各部院大小官员纷至沓来，一些素与傅恒无甚交往的官员也亲携大量治丧用的财物前来祭奠，有的官员还甘词媚态，凑到傅恒跟前逢迎巴结。这些前来吊丧的大小京官们显然都是冲着傅恒的权势而来的，否则谁为那个死了的左都御史操心呢？
二、与权势人物攀上关系后身价倍增，从而受到格外恭敬。曾任四川总督的勒保，原来在成都当通判时很不得上司与同僚的喜欢，每次衙参竟无人理睬，因而郁郁寡欢。当他知道新来的总督是自己的故交时，心中大喜，希望靠此关系改善自己的处境。果然，新总督对他很亲热，见面后不称其官衔，而称为“勒三爷”，并说了不少貌似粗野实则亲热的话。勒保上前磕头，总督扶起说：“不要你磕狗头。”又让侍者帮他脱掉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到后院乘凉、喝酒去。”勒保的同僚见到此状皆大惊，从此一改对勒保的冷淡态度，变为逢迎献媚了。
三、同是一个人，官势煊赫时，人们溜须拍马，如蝇逐臭，失掉权势后，人们则眼睛朝天，不理不睬，甚至加以欺凌。嘉道年间担任过督抚的伊里布曾对人讲过他亲身经历的在得势与失势时受到不同待遇的情况。他说：“我任云南通判时因有过失而被革职，想回京师故里，但无盘缠，所以想请巡抚出面招呼同僚们凑一些。但登门到抚署后，门丁不给我通禀，恳求再三，才让我稍等。这时我见到门丁高声传命，依次唤大小官员们进署，但等到傍晚也未唤我，门丁对我高声说：‘抚军今天接见属吏很疲劳，现在该休息了，闲人不许打扰。你改日再来吧。’以后又去了三次，情况都是这样，最终也未见到巡抚。后来，蒙皇恩我官复原职，因参谒巡抚又来到抚署，此时那个门丁一改前次冷淡之状，而对我笑脸相迎。巡抚也说了不少祝贺我复职和夸奖我能干之类的客气活，态度非常谦和。这时，又听到那个门丁高声传命，唤官员们依次进署。抚今追昔，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清人许奉恩在笔记《里乘》中记下了伊里布谈到的这些经历，并将伊里布比作历史上有名的曾受过势利之苦的苏秦和朱买臣。他感叹道：“人生世上，势利富贵，都是不可忽视的啊！”
四、权势者失掉权势，身价便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俗谚“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儒林外史》中写景兰江对匡超人谈起如何帮助死去的吏部尚书的儿子胡三不受人欺负。匡超人道：“他一个冢宰（吏部尚书）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兰江道；“冢宰么，是过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没有人在朝，自己不过是个诸生。俗语
重聚赌炎凉觇世态说的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哪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势利的！”有个“重聚赌炎凉觇（ｃｈāｎ）世态”的掌故，可以作为这句谚语的绝好注脚。有几位候补知州、知县正团坐打麻将，忽仆人来报：“听说抚台大人的姨太太得了暴病。”诸人大惊，急忙穿衣备车，欲前往慰问。这时又有仆人来报：“得病者是抚台的太夫人，现在已经死了。”诸人商量道：“原来是太夫人仙逝，我们且打完这一局，明早再去吊唁也不迟。”一会又有仆人来报：“现已探实，死者是抚台大人。”诸人一听，异口同声道：“赶快入局，别耽误了好时光，赢了钱好去吃花酒。”前后三种消息，三种态度。前两次欲慰问、吊唁，是为了给抚台大人看，而抚台一死，便不如一只活老鼠，管他干什么？
五、拜把子与拜门的缴帖规矩也极为势利。昨天还称兄道弟、师长师短，一旦兄弟一方或门生升了官，就要缴还盟帖和门生帖，从此兄弟之名、师生之名一笔勾除。这在一班充满势利思想的官僚们看来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7节 渗透官场的乡谊
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发榜前一天，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其入京住处）设筵，邀请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候报。
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清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互为党援的重要纽带。其表现可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优用乡人
掌握用人之权的官员在选任或酌补官员时，往往优先考虑同乡。从被选任或酌补者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靠着乡谊获得官职的。
李鸿章是在用人问题上重乡谊的典型。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对皖籍求官者甚为关照，至有“滥用乡人”之评。他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凡是同乡前来投靠要官，他都接纳，并尽力委以官职，于是乡人“闻风麇（ｑúｎ）集”，至“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如安徽婺源人吴懋（ｍàｏ）鼎在天津任汇丰银行买办时，因清政府常向汇丰银行借款而与李鸿章攀上了同乡关系，往来频繁。在李鸿章的保荐下，他捐得直隶候补道衔，并充任淮军钱粮所总办。对于犯案和无能的同乡，李鸿章也给予关照，乃至委以官职。安徽怀远人刘铭传在家乡组建团练时，因经费不足而命部下抢劫，结果被判死刑，后得看守之助逃跑，逃至苏州后，以乡谊谒李鸿章，李看在同乡情份上收留了他，并委以帮哨之职。李鸿章还因乡谊任用过识字不多的小贩为道府官，刘铭传对此曾叹道：“将道府要差委以此种无能之人，哪有不坏事的道理！”淮军将士多皖籍人，李鸿章又是靠淮军起家的，因而他对淮军将士甚为倚重和照顾。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李鸿章曾对人说，当年乡井子弟捐躯杀贼保疆土，现在遇到了太平之年，就应该让他们聚财理家，一切小过失都应当宽纵勿问。李鸿章对于科考中同乡人是否中式也极为关注，因为这决定日后官场上能否增加皖籍官员的数量，中式者多则皖籍官员的势力就会增大。有件事很能说明李对此事的关注。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发榜前一天，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其入京住处）设筵，邀请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候报。至天明无人来报，于是派人到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李鸿章非常不快，大声说道：“咸丰戊午，北闱不中我皖一人，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
关于以乡谊补官，《清稗类钞•；诙谐类》“先酌乡人”条记有一例：各直省府州县缺概归酌补。某大吏对于乡人多所迁就，僚属为之语曰：“酌则谁先？”大吏曰：“先酌乡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到补官时乡谊的重要作用：一省里面的补缺人员分四大宗，“第一宗，是给督抚同乡，或是世交，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世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的（即依仗权势者的力量）；第四宗，是不相干者。可见与大僚有同乡关系的候补者是要优先照顾的。
二、同乡性幕帮、胥帮
做官靠乡谊，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也少不了乡谊，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地域性行帮。如淮军幕府中虽引用各省籍的幕友，但仍偏重皖籍，故皖籍幕友的比例最高。李鸿章曾说：“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从游者即游幕者、幕友。四川的刑名、钱谷幕友，十分之九是浙江绍兴、湖州两地人，两地幕友各成一帮，各树党援，各自为本帮幕友得以入幕出力，衙门中的幕友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中人得馆较易。
清代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说的是清代衙门中多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绍兴籍（指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的幕友即著名的“绍兴师爷”（注：称“绍兴师爷”者并非皆绍兴籍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但以绍兴籍人为多，故常以“绍兴师爷”作为师爷的泛称），数量极多。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作幕）者不啻（ｃｈì）万家。”他们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原来那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绍兴籍师爷，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幕学专著《佐治药言》的作者汪龙庄是绍兴府萧山人，《雪鸿轩尺牍》的作者龚萼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另一部师爷名著《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是绍兴府新昌人。《文明小史》里写的师爷余豪是会稽人，《如此官场》里的师爷宋锦诗也是会稽人，《歧路灯》写了两个师爷——荀药阶与其表侄莫慎若，皆是山阴人。
“无绍不成衙”不仅表现为绍兴师爷遍布各地衙门，也表现为很多地方的衙门中书吏多绍兴人，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绍兴府人。在京师许多衙门中，书吏之职几乎被绍兴人垄断。夏仁虎引《旧京琐记》云：都中书吏，“原贯以浙绍为多”。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有一首竹枝词也反映了六部书吏多绍兴人的情况：“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意谓中央各部的书吏分几种班，都是未入流，绍兴籍的书吏最善谋划，并善于弄钱。这里特别提到书吏的绍兴籍贯。清代京师书吏多绍兴人这种情况，是由明代沿续下来的，即源于明万历年间朱赓辅政。清乾嘉时人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谈到这种情况的源流：“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朱赓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朱赓是绍兴府山阴人，他利用职权引用了很多绍兴籍书吏。这些书吏互相牵引，互为党援，形成了“书吏绍兴帮”，或曰“绍兴籍胥帮”。
幕友和书吏所以多绍兴人，与绍兴人文化素养高、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有关，这些特点皆适宜作幕为胥。绍兴人所以不远千里入都为胥，又与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有关。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到明代的情况云：“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ｘｕāｎ）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清代沿明之俗，未改旧况。
三、同乡会馆
清代京师与各地建有许多专供宦游者和科举士人居住的同乡会馆。这些同乡会馆是以乡谊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不仅为同乡官员、士人提供住所，还作为同乡官员、士人之间敦睦乡谊，即拉拢同乡关系、联络同乡感情的重要场所。京师福建会馆悬挂的对联云：“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体现出同乡官员、士人在本乡会馆中的亲密关系。
这些同乡会馆，从建馆到以后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乡谊的凝聚作用，都体现出敦睦乡谊的宗旨。例如：1。靠同乡官员、士人共同捐款建立馆舍。北京安徽会馆的建馆情况是：李鸿章与其兄李肖荃首倡建馆，淮军诸将及各省同乡大吏群起响应，很快就将建馆款项筹齐。其中李鸿章捐银一千两，淮军将领潘鼎新、刘盛藻、周盛传、吴长庆共捐银一万两。2。逢年过节在会馆中举行团拜活动，届时聚饮看戏，晤谈订交，联络和加固同乡关系。一首《竹枝词》咏记同乡会馆中团拜盛况云：“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3。为增强家乡荣誉感和同乡凝聚力，很多同乡会馆都举行祭祀乡贤的活动，并将本乡做官和中式者的姓名、官衔、科目、封爵等题匾挂在会馆中。如北京绍兴会馆设有“仰蕺（ｊí）堂”，专门奉祀绍兴乡贤蕺山先生刘宗周。又如北京歙（ｓｈè）县会馆观光堂挂有题名榜，清朝一代歙县本籍、寄籍的京朝官和取科第者都在上面。
四、保护同乡
官场中的乡谊还特别表现在对落难同乡的支援和保护上。如清末“四大奇案”主角之一的举人杨乃武是浙江余杭人，当他受诬蒙冤将被处死之际，浙江籍的京官都极为关心，彼此书函往复，了解案情，翰林院侍读钟骏声、国子监司业汪鸣銮等二十八个浙籍京官还赴刑部为杨乃武鸣冤，刑部侍郎夏日善与杨乃武是同县人，也于关键时刻加以援手，密奏案情，终于使杨乃武保住了性命，冤案得以昭雪。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8节 “裙儿底下带来的官”
乾隆朝有一翰林因久不得试差而想通过谄事权贵得到手，他先让老婆去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娘，于敏中势衰后，又让老婆去拜尚书梁诗正为干爹，并令其殷勤侍奉。梁每上早朝，他老婆都先把朝珠放在胸口上焐温，然后亲手给梁挂上。
拜干亲是清代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关系，较之拜同乡、拜把子、拜门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这种关系要具备一定条件：或是有捷径可走，如结亲双方原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或是下一番钻营功夫，如花大钱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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