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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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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年轻人一样，爬上蒙马特高地打量他要去征服的城市，根据街上的灯光描绘出巴黎街道的地图；可是他的雄心具有另外的性质，是忿然地带有防御性的；他头脑里没有要去征服的想法，纽约也不是他选中的城市。可是他不久就要投身于纽约的生活中去。下一周，他将去当银行外勤员——这是在那天晚上吃饭时决定的——可是他不会由于兢兢业业地工作而升迁，去管理公司或在交易所中占一席位；也许他会提升为银行办事员。以后，他可能到巴黎去（但这仅仅是访问），他可能住在阁楼上（但不会在阁楼上引人注目地饿死），他可能写剧本（但不会使全世界拜倒在他的脚下，一时也不会有漂亮的女演员们伸出双臂来把他紧紧搂住）。光荣和热闹有趣的场面由那些不带疑问地在世界上活着的人去享受。生活在自我之中，他只能希望保全他的独立个性——如果必须让步的话就让步，可是要使他的敌人们为他们的胜利付出代价；在万不得已时才去撒谎或欺骗，但决不写草率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荣幸地为他所失去的东西感到一阵伤感的悔恨。——“眺望着这座城市（夜色——让河水衬托出的耀眼的灯光），诗人冥想纽约的累累罪恶，它的挥霍无度和它的冷酷无情，没有他竟然也能过得很好。他想到地点不明的树林中的秋日狂欢，想到娇柔的、气喘吁吁、鼻尖冰凉的姑娘们，想到晶莹的、睁大着眼睛的月亮，在它的法兰绒般的光辉下，嬉耍的人形抖颤着紧贴在一起。记住保存在济慈诗中的（我是否应该说保存在《英诗荟萃》中的？）希腊诸神的词汇，他犹豫不决地思考阿耳忒弥斯①和用煤气灯照明的炒杂碎店，剧院后台入口和园林中的大理石像，歌颂酒神的舞蹈和他那银行外勤员的工作。”
人行道上的寒气穿透了他的鞋底。半夜时分他回到家里，在浴室小橱的镜子前面刷牙，检查脸上是否有新的粉刺，背诵一句拉弗格，然后上床。他独自一人，离他的童年有四百英里之遥。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美国文学（1）
4．美国文学，1916年
我总觉得，我们在中学里和离开中学后、在大学里和后来在军队里的那许多年可以看成是一个漫长的除根的过程。回顾过去，我感到我们所受的全部训练都是不自觉地在消灭我们在泥土中的那一点根，在消除我们乡土的和区域性的特点，在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无家可归的公民。
在中学里，除非我们凑巧是南方人，我们被剥夺掉一切的地方自豪感。我们读古代史和美国史，而不读，就我来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历史。我们知道西伯利亚各条河流的名字——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阿穆尔河——可是不知道俄亥俄河和它的可通航的支流，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支流不再能通航，或是为什么匹兹堡要建于它的分岔处。我们中学的课程有拉丁文、德语、化学，这些都是很好的课程，还有一门公民课，教我们列举宪法的修正案和最高法院成员的名字；可是从来不教我们总统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或者法律是怎样在国会里通过的。如果我们中间有谁将来要接触到政府的实务方面——这就是说，如果他希望使一条街铺上路面，使征税金额定得低一些，使朋友免遭警察的麻烦，使亲戚担任公职——好啦，幸亏选区的政客用不着费很多时间就能使他明白怎样做。
我们学过的英语课文中我只记得一篇《睡谷的传说》，这篇课文使我们知道美国的山谷能够像艾凡赫①的城堡或亨利·埃斯蒙德②的伦敦同样地富有传奇色彩。我们觉得好像美国没有资格写出伟大的小说。我们觉得似乎一般的文学，以及艺术和学术是离开我们日常生活极为遥远的东西。对我们中自行阅读的人来说，这种印象甚至更强烈：唯有外国作家才值得崇拜。我们终于觉得智慧是希腊所特有的，艺术是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只有巴黎或维也纳才能使人心醉神迷，光荣只属于朦胧的过去。尽管这样，如果我们尝试写眼前的题材，就会被迫使用那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有人作出不容置疑的努力来把方言或地方口音消灭干净，并要我们说话“正确”——这就是说，用像世界语那样毫无色彩的标准美国英语说话。我们的有些教师自己也是通过勤学苦练才学会了这种公立学校腔的语言，现在他们学究气十足地提出死板的规则，好像他们正在教一种已死亡的语言。
在大学里，这种除根的过程无情地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不是被训练成一个城镇、一个州或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不是被训练得能从事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实业或职业；相反，我们得到的劝诫是进入国际性的学识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以雅典、佛罗伦萨、巴黎、柏林和牛津等地的传统为其传统。进入这个高超、脱离现实的王国的移民应该像入伍的新兵一样，两手空空、脑中无物。他的教师们给他衣服穿，给他东西吃，他们只向他提供智力上的最好的供应品。任何未经加工的东西都不得进入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都必须经过时间和空间，经过理论和学术研究使之变得高雅，直至它丧失自己的特点和活力，而转变为了无生气的文化。理想的大学被认为应该没有地域的和经济的联系。这所大学以及它的教员、学生、教室和体育场，似乎由于凑巧才存在于某一城镇之中，它的真正存在应该是在虚无缥缈的学问的世界之中——至少，任何敏感的学生当年所得到的印象就是如此。
以我个人在哈佛大学的经验为例。哈佛是一所直接适应当地情况而创办的大学，当时的移民们需要大学来训练传播福音的牧师。哈佛大学一代又一代地随着新英格兰文化的变化而改变。农业上赚的钱、渔业上赚的钱、商业上赚的钱、私掠巡航抢来的钱，羊毛、棉花和银行业所赚的钱，都为哈佛大学的巨额基金作出过捐献。哈佛大学随着波士顿一同发展，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录就写在它的建筑物的外表上。有时，我惯常在星期日漫步走过灯塔山和北区等老城区，欣赏那些用经营中国茶叶赚来的利润，按照最纯正的清教徒风格建造起来的壮丽的门廓。在一些这样的门廓后面，现在住着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老北方教堂在离银匠保罗·里维尔的房子不远的意大利人居住区。后湾是从沼泽地开拓出来的，在内战后的兴旺岁月里（制鞋，军服，铁路，政府债券投机等行业繁荣），这里盖满大厦。剑桥的布拉特尔街上的朗费罗故居对公众开放，而我本可以去参观布鲁克农庄。所有这一切，爱默生、门廓、工厂的工人和财产、选课制度，波塞尔俱乐部，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文化，可是我对这种文化毫不领会。我正在读歌德的《诗与真》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也许我在上午去上课的路上走过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外面站着两个爱尔兰男孩，他们用不友好的目光朝我看。为什么剑桥，几乎像科克或利默里克一样，是个爱尔兰外省城市？在波士顿四周的所有地方，“有教养的人”和“粗俗人”之间存在着敌意，其原因何在？在萨默维尔的大街上给剑桥的有教养的人们造房子时，为什么房子背朝着街（有一幢房子就是这样），并紧靠着人行道砌起一道砖墙，房子的正面则对着内部的草坪，保姆们能够在草坪上看着有教养的孩子们玩耍？我不知道；我正在匆匆忙忙地赶去参加欧洲史课的分组讨论会，不知道自己是否说得出历次德国农民战争的日期。
我并不是建议应该鼓励我们去选更“实际”的课程——簿记，或饭店管理，或污水处理，或大型大学课程表上列得满满的几百门课程中的任何一门。这些专业技术可以暂缓，等到我们选定毕生事业之后再说。作为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我们在寻求的是一把能打开世界的钥匙，一张能指导我们把世界的交错的个别部分拼成整体的图。我们的教授恰巧也渴望向我们提供这样的钥匙或指南；他们受过极好的训练，热心，忠于职守。问题主要是教授们为我们描绘的世界是个学问的特殊世界——无时间界限，无具体地点，复杂繁琐，并不完全，而且和另外的一个世界关系甚微，而在那另外的世界中，人们发财致富，大学获得捐赠的基金，粗俗人管理着市政。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美国文学（2）
这另一个世界甚至离我们在其中孜孜求学的大学世界也很遥远。我们的教授们所讲授的严格方法和崇高学说只实用于我们局部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来弥补所缺的部分，弥补的方法通常是采纳周围人们的心照不宣的道理。实际上，大学的准则不是由教员，而是由学生领袖，特别是由有钱的男孩们来规定的，这些有钱的男孩来自半英国式的私立预备学校，教育制度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设的。我们其余的人，从公立中学来的男孩们，让这个费解的新世界弄得头晕目眩之时，大有丧失自己的文化而得不到真正的东西作为交换的危险。
年轻的作家特别会认为自己的经验无足轻重，不值得用他们所学的那种模仿英国文豪的诗或散文加以记录。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男孩可能因他的文学才能而获得奖学金。他背后会有好几代犹太传教士，他们精通犹太法典，这种法典是现存的西方最古文化的代表作。他背后也有着激动人心的童年回忆：在布朗斯维尔孩子们结成帮在街上耍闹，在犹太教堂里唱赞美诗，他的父母为摆脱贫困而挣扎，他的堂兄弟也许为组织工会而努力，而他的伯父则反对组织工会——这一切都是犹太人聚居区的情感、气味和喧嚣。他面前是接触另一种伟大文化的机会和四年悠闲的时间，让他学习、写作和认识自己。可是，在这四年中，他要用济慈式的十四行诗写他从未见过的英国寺院和他从未听过的夜莺。
我记得一个来自我那个城市的男孩，他不是犹太人，是个中心中学的毕业生；那时中心中学的校舍是商业区边上的一组古老建筑。学校的东南方向是犹太人聚居区；朝北，跨过铁路，是个狭长地带，那里是钢铁工人、酒店老板、次等政客住的地方；朝东，是座山，已由黑人居住，沿着山的矮坡有个小妓院区，男孩们有时在午餐时间走过这个区。一部分学生来自这些贫民区，但主要来自东自由区和松鼠山的住宅区。他们在以彻底和严厉著称的教师指导下，按照过时的课程表进行学习；他们有种种机会把四年的正统经典学科和个人观察到的城市道德以及在行动中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
我说的这个学生在班上名列前茅，他是学报的编辑和辩论队的队长；他名扬其他中学；人人都说他有朝一日准会出名，他比我早两三年进哈佛大学，并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我在《哈佛红》做记者时，被派去采访一项由他做发言人的活动（顺便说一句，没有采访成）。他也许会对来自同一城市的男孩感兴趣，这个男孩和他一样参加过辩论会，为学报写过稿，并得过奖学金。我急急忙忙赶到他在奥本山街的房间。他身穿——这是我的初次印象—— 一套由极好的裁缝师傅剪裁的衣服，的确，剪裁之佳使衣服上面的容貌显得平淡无奇。他漫不经心地朝我看了一眼——我那套衣服是在百货商店里买的——然后，开始老远地用像他的衣服一样装模作样的低沉的牛津音说话。我感到羞愧，没有采访到我要的消息就走了。这篇报道没有刊登。
几年以后，我为一家纽约报纸写书评时又看见他。他走进办公室，一副英国人的派头，活像个小老板。有个友好的记者告诉我，说他是个二流的戏剧评论家，绝不会升为第一流。“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这位记者说，“干这一行，他的文化太高。”
在大学里，我们从来没有懂得文化是具体情况的派生物——熟知其工具和材料的工匠可能是个有文化的人；一个在田野上驾牲口犁地的农夫，到达篱笆角上时，他停下来考虑生和死以及下一年的收成，这个农夫也可能有文化，即使他不看报纸。基本上，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把文化当作表面文章，当作阶级差别的标志——那种假装的东西，就像牛津音或一套英式衣服那样。
我们要在其中花费四年时间的文化出售处和装配室，不是面向街头生活的底层店铺。可以说，它们是在非常高耸的大厦的顶层，远远地俯瞰下面的林阴大道、乔治王朝式样的房屋和希腊神殿似的银行——外面是蚊子般大小的人群——还有在远方依稀可辨的，默默地辛勤供养我们的田野、矿山和工厂。我们从不朝它们看一眼。在那高高在上之处，裁缝把我们打扮成有文化的人的模样，我们则愉快地做着体操，在学习上但求过得去，睡得美美地，一面却埋怨伙食太差。除了半年付一次账之外，无其他事可做，而付账则是我们父母的事。
大学生们，特别是东部的大型大学的学生，住在他们自己的安逸的世界里。除了很有钱的人和某些类型的没有孩子的已婚女子外，大学生是美国人中唯一能把空闲看成理所当然的阶级。大学生中总有许多人靠当司炉工、饭店侍者或橄榄球队员来赚钱付膳费和学费；我即将要说的话对这些人不适用。还有一些人——往往是大型大学里的统治集团，他们为其他学生定下调子——实际上无须自己出力来供养自己。他们只要写几封信去要钱；为了获得奖学金，他们也许学习得略为用功一些；但他们很少去想一想钱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些人上面是校长，他知道办这所庞大的教育工厂的硬币来自何方；他知道只要股票价格大跌，捐款就会断绝，只要报纸上报道说有个教授变成布尔什维克，捐款就会减少；当他去见校董和州议员请求提供经费时，他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话。图书馆女清洁工，寝室女保洁员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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