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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约-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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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里有一个日本女士，50多岁，身材瘦小，长得很像《血疑》里幸子的妈妈。这个日本欧巴桑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每天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在跑步机上飞快地跑步一小时，跳健美操一小时，游泳一小时，蒸桑拿一小时，最后倒立20分钟。我帮她算了一下，前后历时5个小时。
每次只要她一走进桑拿室，我一定第一个拿起毛巾落荒而逃。她最爱往滚烫的石头上泼水，总把桑拿室变成受刑的地方。
有时候，我会偷偷地打量她，一方面，希望自己中年以后，也能拥有和她一样的活力；另一方面，又充满困惑：她干吗天天把自己往死里练呢？
困惑归困惑，欧巴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
人瘦了，心情也好了
整整一个夏天，我坚持锻炼，控制饮食，人，慢慢地瘦了，心情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当然，我和花偶尔还是会经不起诱惑。一旦两人肆无忌惮地大吃了一顿，就会怀着无比悔恨的心情回到长富宫加倍锻炼。
那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那种对体重近乎锱铢必较的态度是不健康的。可我很怀念那
段日子。
从1995年开始，我再没胖过。尤其是1996年加盟凤凰以来，我更是一天比一天瘦。我总对别人说：“想减肥吗？来凤凰吧！凤凰的工作量绝对能把胖的拖瘦，瘦的拖得更瘦。”说完才意识到，这分明是当年红军反围剿时对付国民党的策略。
现在，我俨然成了减肥专家，随时随地和别人分享减肥心得：
“你要多吃菜，少吃主食。”
“饭后一定要站半小时，才能坐下。”
“晚上睡觉前3个小时不能再吃东西，实在馋了，就吃水果。”
“冰激凌、奶酪蛋糕可以吃，但一个星期只能吃两次。”
“锻炼很重要，我建议你去练瑜珈。”
……
我的美甲师小平是个丰满可爱的女孩子，却一心一意要减肥。尝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见效，见到我总是一副羡慕的样子：“你怎么又瘦了呢？有什么秘诀吗？”
“很简单，晚上不许吃零食。”我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
“不吃零食啊？”小平面露难色。
“对。而且，吃完饭，先站半个小时。你是不是吃了晚饭就睡觉？”
小平不住地点头。
“以后，吃过晚饭要等3个小时才能躺下，记住了吗？”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找小平修指甲，见她果然瘦了，就是脸色不太好，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鲁豫，我按照你教我的减肥方法去做，瘦是瘦了，可我真坚持不下去了。”小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
“你病了？”
“没有，就是你跟我说的吃完晚饭要站3个小时，我站了几天，实在受不了。”小平愁眉苦脸的。
我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小平，你太可爱了。饭后站半个小时，不是3个小时，你搞错了。”
《鲁豫有约》剧组的主创人员大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女孩子。她们个个年轻漂亮，还有着女孩共同的特点，爱吃零食。见到我，她们常常口齿含混不清地说：“鲁豫姐，最近，我又胖了，怎么办那？”边说嘴里边嚼着话梅、巧克力。
“饭后站半个小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别人推销我的减肥心得。
时间一长，《鲁豫有约》剧组都养成了很好的饭后站立的习惯。
我们每次采访嘉宾都需要一天的时间。中午吃过简单的午餐，嘉宾总是会客气地搬椅子要我们坐下休息。大家看看我，准是在一边晃来晃去，于是也赶忙推开椅子站起来，嘴上客气着：“不用麻烦了，我们站一会儿就该干活了。”
嘉宾们总是很感慨，以为碰到了八路军式的摄制组，与群众同甘共苦呢。
2001年年底，因为工作太累，我的体重掉到历史最低点：86斤。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少观众发来E…mail抗议：“鲁豫，你太瘦了，还是胖一点好看。”
那一阵，曹景行先生每次见到我，都会用他在《时事开讲》中充满权威性、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瘦得就剩下一根火柴棍加一个大脑袋了。”
我仔细照了照镜子，并没觉得自己瘦得可怕。
我终于发现，在内心深处，我永远是童年时那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渴望着拥有修长的双腿。
实习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精彩
不过，。
因为是学生，我不可能出图像，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译、编辑和配音。按理说，能在中央台实习，对任何一个尚未走出大学校门的人来说，都是幸运的。可我那时刚涉足电视圈，最热衷于跟着剧组到外地出差。人呢，见了些小小的世面，心浮得不得了，每天下午要我安安静静地坐着翻译稿子，我已无法忍受。
实习生的工作量特别小，每天的任务就是从《新闻联播》中选一条国内新闻，翻成英文，自己配音就可以了。配音是我喜欢干的事。实习的两个月当中，每天晚上不管多晚，我都坚持收看英语新闻，为的是听听自己的英语配音，尤其是最后的结束语：Chen Luyu for CCTV News。（中央电视台陈鲁豫报道）很有成就感。
实习工作并不紧张，也不复杂，可我，还是常常出错。
每次配音之前，我都要按规定从磁带库把《新闻联播》的母带借来，复制一版，再把声音录在复制版上。按说，转录过程再简单不过，而且我在广院也正式上过几堂电视编辑课，还正儿八经地在编辑机上演练过。可一到实际中，我才发现，自己操作机器的能力几乎为零。
第一次转录，我就把母带洗了。我至今也没搞明白，我怎么就会把母带洗了呢？
我吓傻了，以为洗掉了《新闻联播》惟一的播出带。这还得了，晚上7点到7点半，全国人民看什么？想来想去，只有坦白从宽这一条出路，我于是哭着跑去找主任承认错误。
主任是个50多岁、身材高大、戴黑框眼镜的儒雅男士。他当领导多年，想必见惯了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实习生，于是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以后小心点吧。”又连忙找了个老同志带我去磁带库拿带子。
我立刻破涕为笑：“主任，原来《新闻联播》不是只有一盘带子啊？”
实习结束了，同学们都在忙着联系工作，写论文。我对毕业分配并不在意，倒是写论文已经迫在眉睫了。我的论文题目是“论采访技巧”。
那时我主持《艺苑风景线》已有大半年的时间，采访了不少演艺界、文化界的人士。我在论文中描述了自己如何运用新闻采访课上学到的技巧深入被访者的工作、生活和内心世界。我记得论文中写到了对约翰·丹佛的采访。
1992年John Denver在北京首体开演唱会。九十年代，北京的歌坛是港台歌星的天下，丹佛的号召力远远不能和刘德华、黎明相比。可我是听着《乡村路带我回家》长大的那一代中国年轻人，看到丹佛还是觉得很震撼。
演唱会结束后，我在后台采访了约翰·丹佛。一口气唱了两个小时，他的脸上身上全是汗，白衬衫湿漉漉地贴在胸口。那是我第一次做电视采访，被访者又是个外国人，我正好可以把大学5年老师教的新闻理论用上。我用力板着脸，生怕丹佛看出我的激动和紧张，故作老成地问了第一个问题：
“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时你曾为他演唱，你来过中国3次了，这回是你的第四次中国之行。此次行程对你的意义重大，因为你第一次登上了首体的舞台。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提得刻板生硬。但让我骄傲的是，当年的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活学活用书本知识。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提问时要加进一些也许和问题无关的被访者的背景资料，这样一来，被访者会知道你事先做足了功课，于是才会打起精神，认真对待你的每一个问题。
“果然，约翰·丹佛一下变得健谈了。”我在论文里不露痕迹地夸奖了自己。
当时我真觉得挺美的，以为采访战略成功，后来才明白，美国人多半都是话痨。
我在家里憋了几个星期，终于写完了几十页的英语论文。那时还没有家用电脑，几万字的论文我是用打字机一个个字母敲出来的。
我们班的论文指导教师是Mary，外语系聘请的外教，一个身材矮小的美国老太太，精力旺盛，极其较真。
我当时因为经常要去拍外景，早就不住学校了。写论文也是一个人闷在家里，从没去请教过Mary，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更没想到会因此得罪Mary。
论文答辩那天，我的主课老师王伟教授和Mary一起担任考官。答辩并不复杂，王老师和Mary，根据每个人的论文内容提问，时间20分钟左右。
当我走进考场，Mary正和前一位同学有说有笑地道别，一看见我，她的脸立刻绷了起来。我还没坐稳，Mary劈头盖脸就问：
“你们全班同学在写论文的时候都来请教过我，只有你没来，为什么？”
我一下蒙了，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
Mary等了一会儿，看我没有要道歉的意思，怒不可遏地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
王伟老师处变不惊，独自一人开始了对我的考核。10分钟后，Mary又回来了。她大概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竟然变得满面春风，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问了我一个又一个刁钻的问题。
这下我踏实了，只要不是人身攻击，再难的问题我也不怕。
又过了10分钟，王伟老师终于笑眯眯地说：“Well done。”（干得不错。）
我长出了一口气。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直到领取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
当时，我对自己的主持生涯并不抱信心，但对中央台充满向往。只要能进中央台，哪怕什么节目也不做，我的虚荣心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终于，文艺部邹主任给了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后交到人事部。我大喜过望，以为自己进中央台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仔仔细细填了表，恭恭敬敬地交到人事部，可事情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到了领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同班同学分别去了中国日报、国际广播电台、文化部等国家机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我也挺高兴的。没去中央台是很遗憾，可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主持中央台的节目也不错，将来万一变动工作也方便。惟一让我心烦的是，我必须找到一个接收单位，否则，我只能以待业青年的身份把档案转到街道。当时我的观念挺古板，做自由职业者可以，当街道待业青年可不行。称谓对我很重要。于是，我把档案放进了海淀人才交流中心。这下好了，我是人才，而不是无业人士了。
办好手续，我把身份证、毕业证书、户口本一股脑塞进背包，包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扔进了自行车车把前的铁筐里，之后，心情愉快地骑车回家。骑到真武庙二条，我把车停靠在马路边，两脚点着地，一手扶把一手从报摊上拿起一份报纸，等我再转头过来要拿包取钱时，却发现我的包已经不见了。小偷简直神了，两秒钟之内竟从我的眼皮底下偷走了我的包。
我连忙骑车到月坛派出所报案，民警很热情，可听说我钱包里只有50块钱，就遗憾地表示：数目太少，不能立案。我赶忙炫耀地说：“我的包里还有一个价值3000多元的中文呼机。”
民警一听，高兴地说：“那足够了，可以立案！”
第二天，我拍完节目回到家，竟然看见我失窃的黑皮包就放在桌上。
原来，小偷拿走钱包里仅有的50块钱和呼机后，把皮包扔在了复兴门立交桥边的草地上。有行人捡到，从包里翻出我的身份证和通讯录，辗转将包交到了我爸爸手上。
我翻了翻包，户口本等重要的文件都在，这才长出一口气，心里对那个盗亦有道的小偷充满了感激之情。
现在想想，我大学毕业后没能进入中央电视台，责任都在自己。我没向任何人表示过对中央台的渴望，总不能希望别人上赶着用八抬大轿请我去吧！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彻底改掉被动的性格。
当毕业分配的忙乱过去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艺苑风景线》的拍摄工作。它是我当时惟一的阵地，也将是我未来事业的奠基石。
我没有和剧组签约，也没有讨价还价地谈过我的报酬。我乖乖地拿着每集300元的劳务费，觉得挺好。毕业前，我只能拿到每集150元，剧组解释说因为我还是个学生，所以报酬减半。我当时对这个解释不太满意，觉得有点欺负人，但也没太往心里去。如今一毕业，工资竟翻了一番，当然很高兴。可仔细一想，《艺苑风景线》每两周一集，这意味着我一个月的收入只有600元。我想跟剧组说，钱太少了，但怎么都张不开嘴，最后也就算了。好在我刚走出校门，生活方式和在学校时没什么差别，吃盒饭、搭公共汽车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很快就忘记了对待遇的不满，开开心心地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1993年底开始，我的情绪变得相当低落。工作失去了挑战性，情感也没有着落，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方向。平心而论，《艺苑风景线》在当时的口碑相当不错，虽然播出时间比较晚，但它一直有着相对稳定的观众群。
2002年6月，我去内蒙采访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龙梅的丈夫老张一见面就对我说：“当年老看你主持的《艺苑风景线》。”
节目本身没有问题，但它没有办法提供我所需要的舞台。我感受到自己体内蕴藏着力量，但我找不到释放它的场所，这让我痛苦不堪。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环境也变得不再单纯。面对这么多难题，我没有能力解决，只有眼不见心不烦一走了之。
1994年，我参加了GRE考试，年底到了西雅图。
那一年，牛仔裤恨不得长在了身上
我当年的、也是一直以来的着装标准是simple and chic（简约而时尚）。
听家里人说，我小时候很臭美，一穿上新衣服就站在院门口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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