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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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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
2004年01月06日 13：30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一直往前追溯上百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吃饭问题。所有的中国的领导人，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国家主席也好，需要考虑的就是让中国人填饱肚子的问题。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普惠时代，那么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可能你们记忆不新，但是你们的父母一定，你们的哥哥姐姐一定记得很清楚，就是票证时代，在八十时代以后，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买东西，我们买粮食，可以不要票证了。可是现在，中国人，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最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因为这和你们都有关系，就业问题。那么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突然面临的就业问题，养老保险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种种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它？有什么对策？那么今天这个问题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功成教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演讲。
郑功成 教授
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等学科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2003年时，39岁的郑功成成为最年轻的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
主持人：郑教授您好
郑功成：你好。
那么郑教授，我想在正式演讲之前，我们简单讨论几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普惠时代，就是多数人，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受益的普惠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利益分割的时代？那么为什么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已经过去，而且目标明确路径清楚的深层次的改革已经到来？为什么说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促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且最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什么说被动对外开放的时代已经过去，积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已经到来？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只论GDP增加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我这一连串的问题。
郑功成：我想我近两年来，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提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虽然还是称为改革开放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但是我认为已经到了一个后改革开放的时代，因为跟二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年代相比，目前尤其自上一届政府掌政的那五年开始，应该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飞跃，这个飞跃决定了我们所关注的、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跟前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完全不一样了。
主持人：可不可以说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郑功成：对。
主持人：这个时代，既是改革开放的延续，同时又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的深化。也就按您的术语来说，进入了一个后改革开放时代。
郑功成：对，我一直找不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来形容当前的时代特征，但各种情形表明当前所处的时代确实与前二十年相比有了重大的变化，所以我是用“后改革开放时代”来表明当前的时代跟以前二十年的区别。
总体的认识是我们确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呢，我想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成为国家、成为民众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觉得需要了解这一时代的基本背景，这就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些已经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提的最多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生产满足不了人民群众需求的时代，是供应短缺的时代。
主持人：要到过春节的时候才有四两糖吃。
郑功成：是的，春节才可能有四两糖吃，那时候穿衣服也是每个人一年只有几尺布，那都是有限制的，是严格的凭票供应的票证时代，可见供应是非常短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已经调低了，我们过去说已经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调低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被定位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完成。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生产力，二十多年来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神舟五号都上天了，很多的技术已经跟上发达国家或者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国际竞争力在显著提升。就中国而言，这二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在生产力水平方面、科学技术方面，是举世瞩目的，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比拟的。
那么，在新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现在面临一些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或者不合理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的持续扩大就有可能带来贫富之间或者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对抗性矛盾和进一步加剧的利益冲突，这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普遍贫穷的时代，在现在则是存在贫富差别而且还在持续扩大这种差别的时代，这是大不一样的。国际上有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通行指标，就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0。4是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我们国家这个指标在1991年的时候是0。282，到2001年上升到0。459，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别处于明显偏大的状态。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有多少富人，富人不好统计，富人因为财富的标准和收入统计的欠规范，现在不好掌握。但是贫困人口那是基本有数的，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按照官方的公布，就是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即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还有三千万。
主持人：就是没饭吃。
郑功成：对，这些人口还没有真正好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新当选的温家宝总理对这一问题尤其清楚，我们的家宝总理讲，如果把好几年前定的农村贫困线标准提升两百块钱，那么农村贫困人口要增加六千多万，那乡村贫困人口总数就不是三千万而是九千万；城市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民政部最近有一个统计资料，就是现在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市民有两千两百多万。大家想一下，上述两个数字一合计，就是一个亿以上的贫困人口，而且这些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还是很深刻的。
主持人：基本上就家徒四壁。
郑功成：是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确实是如此。我今年九月到一个贫困地区调研，在一个乡到一户被认为是生活条件较好的农户家中调查，就发现只有一间用泥巴垒起来的房子，低矮而破旧，在墙脚是一大堆土豆，泥巴墙的外面挂着一串串玉米，这是他们的主食；房中间有一个火塘，还有二张用树木搁起来的破床，其贫困状态依然是很深的。因此，尽管中国已经走出了普遍贫穷的时代，绝大多数居民进入了小康生活状态，但贫困问题仍然存在，贫困人口不仅规模仍然庞大，而且贫困程度仍然较深刻，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任其发展，那么贫富之间的对抗就有可能加剧。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今年的4月份，山西的民营企业家李海仓被杀。他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是个亿万富豪。据网上的有关调查，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多数人关注的是他的钱是怎么来的。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人有仇富的心理，就是仇恨富人的心理。
主持人：仇恨富人。
郑功成：但是我也觉得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因为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间，你既要让富人活得更好，也要让穷人能够活下去，即贫富之间的差距要在可忍受的限度内，这样社会才有可能获得和谐与协调发展。应该说李海仓本人还是个很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他也经常参加慈善公益事业，但是就整体上而言，中国先富起来的整个群体的形象，尤其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群体形象目前还未真正树立起来。所以，应当关注贫富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的社会磨擦或者对抗，这是我认为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劳资关系，或者叫做劳动关系。这个劳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矛盾，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农村也是一样。
主持人：大家都是主人公。
郑功成：都是国家与单位的主人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被认为是完全一致的。但到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占据的是主流，大量的劳工、劳动者实际上不是在为国有单位工作，而是在为私营企业或者外国老板工作，还有大量的个体户，因此，劳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从中外的经验与现实出发，劳资之间的利益是很难完全一致的。比方说我是老板，我给员工的福利非常好，就意味着我要少赚点，如果能够把员工的工资降低，不让你参加社会保险，或者延长劳动时间，那我的利润就很高或者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由过去的利益一致的劳动关系，正在向利益有冲突或者利益有分割的劳资关系转化。在谈到劳资关系时，我也经常提醒到必须注意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整个国际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我前几年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劳资关系在由过去经历一国之内的强资本弱劳工关系后，发展到一个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的相对平衡，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已经演变成为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就是说资本的势力因其可以自由流动且总是能够找到廉价的劳动者而显得越来越强势，而劳工因只能接受资本的自由选择而显得越来越弱势化，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主持人：所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特别反对这个WTO。
郑功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虽然没有脚，但是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从发展中国家来讲，因其发展需要资本，又面临着对资本吸引的这样一种竞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虽然不能说是给资本献媚，但可以说为了吸引投资确实会给资本创造非常好的环境与条件，就是各种优惠的条件，包括税收减免、土地廉租、劳工廉价甚至以直接减少对劳动者的保护与福利为吸引资本的代价。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国家也不可能只考虑劳工的利益与福利，还必须考虑如何才能吸引投资，这是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十分重要的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国际背景确实在中国也有体现，即中国劳工的地位确实有弱化的趋势。许多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不到位，许多非公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超过一亿的农民工在遭受歧视。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即国家允许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强势化、劳工的地位越来越弱势化，那么劳资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就迟早是要爆发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需要高度关注，关注劳资之间的地位与关系演进及其趋势，并将劳资关系看成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基本矛盾，这是当前时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
郑功成：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问题。就是五亿拥有城市居民户口的人口跟一亿多由农村走进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关系怎么来处理？我想今年我们的非典爆发以后，农民工在那个时期回乡的达到八百万。当时有的报纸说农民工没有社会责任，我是不太赞同的。我记得我在接受有关报纸的采访，我说应该重建农民工对城市的信任，要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要给农民工以相应的权利，我们不能说你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奉献的是精华，然后我给你的却是歧视与垃圾。
主持人：还带着满身的伤病。
郑功成：对，是这样。我今年到广东调查，听介绍说东莞市拥有本市户口的人口只有一百多万，而外来务工的农民工却达到五百多万。这是个什么概念？东莞可谓富得流油，但是谁富得流油？那当然是一百多万拥有东莞户口的居民，而不是五百多万务工的农民工。对东莞来讲，不可能总是这样发展下去，不可能在同一个城市创造的财富却只能始终由少数人享用或占有，结果公民被分成两个等级甚至三个等级。除了经济上的利益要求外，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权益可言，而他们对这些基本生活与劳动保护权益的诉求却日益迫切，甚至有些地区的流动人口已经在政治权利上提出了要求。比如说深圳那边就有人提出，深圳市的人大代表应当有农民工的代表。流动人口正在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政治权利。如果我们政府不高度注意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尽快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冲突迟早也是要爆发的，我觉得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当前的又一个基本社会问题。
除了这三个以外，还应该关注的是由于长期的经济区域倾斜政策带来的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化。比方说要把海南建特区，就让它什么都可以做；在深圳建特区，就调动全国乃至海内外的资源；要发展上海，就把浦东划出来给以各种优惠政策；要发展西部就来个西部大开发；等等。过去由于资源有限，加上发展经验不足，经济政策长期采取区域倾斜具有必然性、必要性、重要性。但这种长期倾斜的经济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就是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发达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剥削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因为中西部的资源长期被东部发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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