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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宋末之山河动-第3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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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蒙古人分配家产的传统，成吉思汗将国家臣民、军队分为若干份子，分赐给诸子弟，受封者凭借“皇帝的福荫”，在自己的分地重立营帐。
与家族分封不同，成吉思汗对功臣贵戚另有一种分封，内容包括豁免赋役，减免刑罚等特权，封授千户、万户、国王等。对于主动降服的部族，成吉思汗往往封其首领，使统领旧部，姻族也以旧部形式组成数个千户。功臣组成各自的部落。这种恩赏式的分封，虽然要比黄金家族分配式分封低一个等次，但由于职位世袭，对部民具有很强的支配权，因而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并可以向领主演变。
根据成吉思汗的分封，长子术赤的封地是从海押立至花剌子模的钦察草原；次子察合台的封地，从畏兀儿之西到河中；三子窝阔台封地在也儿的失河上游和叶密立。他们的后人，按蒙古人的习惯，被称为右手诸王，或西道诸王。
幼子拖雷则继承成吉思汗在斡难至怯绿涟河之间的宫帐；诸弟别里古台分地在怯绿涟河下游；合赤温分地在金朝边堡以北；大弟哈撒儿分地在额尔古纳河与呼伦湖一带；幼弟帖木哥斡赤斤的分地在大兴安岭以东，他们的后裔，习惯上被称为左手诸王，或东道诸王。
经过打破部落界限的整合，封建游牧国家结构进一步完善，蒙古汗国积聚了强大的力量。随后，蒙古游牧贵族以追击仇敌为由，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使大蒙古国疆域不断扩大，诸王等封地又进行了若干调整。但无论家产分配式还是恩赏型分封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一般在大汗权威强大时，大汗对藩臣、藩部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一旦汗权衰落，各兀鲁思往往自行其是，彼此甚至为争夺汗位兵戎相见。
成吉思汗在围攻西夏王国的战役中死去。蒙哥当政期间，除原来宗王贵戚封地外，将大汗直辖地区划为三部分：东方各地区，汉文史料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委任马哈木？牙剌洼赤实行管理；突厥斯坦、河中诸城、畏兀儿诸城、费尔干纳、花剌子模等地，称为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任命马思忽惕伯管理；呼罗珊、拶答而、伊拉克、法儿思、迪牙别克儿、毛夕里、合列卜等地称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任命阿儿浑为长官。
此外，蒙哥派长弟忽必烈经略汉地，同时派次弟旭烈兀经略波斯等地，作为他控制东西方的左右翼助手上述地区的税收均上交大汗国库，并作为黄金家族的共同财富，由大汗管理支配。这说明全蒙古的大汗有权在服从他的属国征收物资，然而事实上大汗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这样做。
随后蒙哥汗战死，引发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而这也使黄金家族间积蓄了四代的矛盾引爆。忽必烈虽然打败了阿里不哥，但作为全蒙古大汗，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全体宗亲的承认。忽、阿争战之初，钦察汗国宗王别儿哥曾向双方派去使者，劝其和解；察合台汗国的阿鲁忽虽然示好于忽必烈，但并不服从他，并且积极侵占原属大汗直辖的河中地区。旭烈兀倾向于忽必烈，不过是希望忽必烈承认其建国的合法地位。
所以忽必烈的登上汗位的代价是促进了蒙古汗国的分裂。术赤汗国虽未公开否认忽必烈的大汗地位，但已不服从其的统辖。伊利汗国是承认忽必烈大汗地位的唯一汗国，然而旭烈兀未奉大汗之命，擅自据有原大汗辖地波斯建国。旭烈兀与忽必烈的关系，与其讲是附属，毋宁说是同盟。至于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根本就不承认忽必烈自封的大汗。察合台汗国向中亚的扩张已非名义大汗忽必烈所能控制……
赵昺前世自幼所学的就是元朝国土包括了中国华北、中原（金朝）、吐蕃、辽东、高丽及北亚、中亚、西亚、东欧等地，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而历史文献中也常常把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统称为“西北诸王”。
而赵昺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面对这么一个超级大国想想都肝颤，自己即便打败了忽必烈，人家哥儿几个也不会干瞅着，若是一同起兵来援，自己就要与四大宗国对抗。这简直就是一场小型的世界大战，以当前的实力分分钟就得被虐的满地爪牙。
如今亲身到这个时代溜达一圈后，才发现真实的历史都是被那些文人粉饰过的伪史，蒙古四大汗国只是在名义上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以“宗藩之国”自居，但实际上具有半独立或独立的地位。忽必烈是在继承蒙古本土、金朝旧疆和大理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后来兼并了南宋，形成新的元帝国版图。
由于元朝皇帝拥有蒙古大汗的称号，在若干历史时期曾被西方蒙古四大汗国认可，常使人误以为元朝就是蒙古汗国的继承者；元代汉文文献狃于华夏传统的正闰观，刻意强调元朝的正统，批判西北诸王的“叛逆”，暗示西北诸王应从属蒙古大汗（元帝）等等，这些都使元朝与四大汗国的关系变得模糊。
这些汗国与元政府的关系，虽然有亲有疏，但毕竟不同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体上说，伊利汗与元皇室同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后裔，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与元朝政府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而钦察汗国与元朝相距最远，早已有独立化的倾向，又因海都割据势力的阻隔，与元朝的关系相对而言比较疏远。
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汗位强大时尚且要恪守成规，汗权微弱时更不能违背传统。事实上游牧社会氏族议事制、家产分配制、军事民主制等传统，在汗权不振时，一直助长着汗国领主或封邑那颜的独立倾向。经过蒙哥、贵由及忽必烈历次争位战争，大汗的权威已然进一步被削弱，忽必烈不仅未能重振蒙古汗位，还使得汗国彻底走向了分裂。
所以赵昺以为蒙古黄金家族第一次爆发的汗位之争可视为成吉思汗的儿子之间的争夺，第二次则是拖雷家族与窝阔台家族之间的争斗，第三次则是拖雷家族兄弟间的血拼，那么这次就可以视为忽必烈家族内部的斗争。因为其它黄金家族的后裔基本上已经可以视为独立，元帝国谁当皇帝与他们没多大关系。
赵昺由此判断当下只要自己的势力不触及蒙古本土，其它汗国就不会参与其中，且其内部也有各自的问题，能不能及时出兵尚是未知数。当下自己此战尚只涉及江南，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因而还无需担心蒙古的四大汗国会出兵干涉。
不过赵昺却希望忽必烈的几个儿子好好斗上一斗，以他分析此次各宗王前往上都起码有两路是会站在真金的一边。首先就是自己的老对手欢脱，其受忽必烈宠爱被封镇南王，可运气却不太好，先是屡败与自己之手，未能消灭残宋。受命出征占城和安南，又兵败而归，还损失了数万兵马，脱欢受到终身不许朝觐的处罚，并移镇于鄂州。
欢脱虽然没有被消去王爵，但只不准觐见这一条就已经表明其丧失了忽必烈的宠爱，被排出汗位继承人之外，且其所驻是非临战的镇戍区，故其兵权多限于直属怯薛，非奉朝命，不得调军。而此次他能率军北上上都参加宗王之会，必然是得到了真金的命令才得以成行。
赵昺基本可以肯定其也得到了真金的许诺，否则真金不会平白无故的让欢脱领兵前去，给自己徒增一个对手。而脱欢手握江南三十余个万户的兵力，又占据着元朝最为富庶之地，可以说有了脱欢的支持，真金就已经利于不败之地，他只要切断对各个宗王的财政支持就能让他们臣服。
另外一个会支持真金的宗王，赵昺认为是云南王也先帖木儿。在蒙古人攻取大理后的数十年间，其实出镇云南地区的宗王不限于一支，主要是在云南王忽哥赤、梁王甘麻剌、西平王奥鲁王三系间更迭。至元五年忽必烈封第六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出镇哈剌章地区。当时云南尚未设行省，军政事务由都元帅府主持。
云南王出镇滇地，成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可不久忽哥赤被毒死。事后元廷设立行省，重新抚治云南。至元十七年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袭云南王。元廷敕云南行省，军事不议于云南王者勿行，授予了其绝对的军事领导权，然而其不谙军事，导致征缅大败，正处于待罪的阶段，若不能找一个有力的靠山就会被其它宗王取代，这一系便会淡出权力中心，而此刻真金则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定会拥立其继位以保住权力。
再有能对真金继承汗位有影响的便是安西王，不过当前对赵昺的收复江南之役却暂无多大的阻碍。至元九年，忽必烈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并为置王府。次年加封秦王，别赐金印，一藩两印，两府并开，地位至尊。这不仅是父子关系亲密，更有镇戍河西的需要。
安西王驻兵六盘山，冬居长安，夏徙六盘山开城宫邸。其时蒙宋相峙于四川，安西王除负责西方防御察合台东侵外，还主持金川战事。至元十七年，忙哥剌病死，其子阿难答嗣位，统军十五万驻防于元朝西部边防线，是元朝抵御察合台后王的重要力量。
安西地区距上都近在咫尺，阿难无论打倾向哪一方都会成为左右汗位的重要砝码。当然赵昺是希望他们斗得你死我活，甚至效仿其前辈们分疆裂土独立为王。而他也看出真金之所以不顾江南‘暴民’四起，坚持将支持自己继承汗位的兄弟、子侄召去上都，一个是他对权力的渴求；另一个也表明其对自己的轻视，尚不能认清当前的形势，欲夺得汗位之后再回首对付自己。
那赵昺想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能错过良机，要尽快在江东站稳脚跟，形成割据，再图发展……。，。
第733章 逼其就范（）
想明白了事情的前前后后，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赵昺下旨命留守琼州的兵部侍郎江钲为湖广路讨贼总部署，枢密院统领司韩振为帅，统领第六、七、八、九四个师跨海北上，集兵于一路直捣荆州，占领这个战略要地，完成战略合围。于此同时着令护军二旅助怀勇及平海两军攻取明州府，占据庆元路，免除绍兴的东翼的威胁。
马廷鸾接管绍兴府后也立刻开始着手整顿，当前首要任务便是铲除蒙元残余势力**细，毕竟皇帝驻跸于此，若是出了差错，他是万死莫赎。在护军一旅的配合下，随即展开了清洗，已有广州、泉州的先例所循，首先对一众旧官员进行甄别和调换，与蒙元有关的商旅巨贾进行抓捕。
绍兴临近杭州本就是商业繁荣之地，贪财的蒙古人当然不会这块肥肉，他们纷纷在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在此设置商号，侵占良田，因此暴富。在此聚集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不下万千，可没想到一夜之间变了天，能够逃走的十中无一，且人能跑，多年的积攒却带不走，皆被查封没官。
令赵昺没想到的是别看马廷鸾平日温文尔雅，但杀起人来同样毫不手软，甚至比自己有过之而不及。凡是蒙古及色目官员，上至断事官，下至驻于乡里的‘弹压’的小吏皆被处死，家财没收，家眷入官；而对于当年叛降的大宋官员也不客气，管你是因为未免百姓被屠戮而献城的，还是遵照太后‘诏令’开城迎贼的，全部拿下；对于资敌的商贾士绅同样也不留情，尽数一网打尽。
马廷鸾杀红了眼，赵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对于杀蒙古人和其狗腿子色目人，他没有什么意见，这些人是元王朝的受益者，也是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在当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即便投降也是虚以为蛇，等待哪天变天呢！一旦自己稍有失利，便会重新跳出来助敌，杀了倒也干脆，免留后患。
当年叛降及主动助敌的原宋朝官员，赵昺也没有一丝怜悯皆以谋叛之罪处死，未成年子弟及女眷充官为奴；而对于被动降敌，属于从犯者只追究其一人之罪，家眷得免；在王师到来能主动献城者，前罪得免，视其所为再加以任用，这其中当然也有借此逃罪的。这与当年打泉州毕竟不同，那会儿是搂一杆子边走，现在是要赖着不走了，因而不问详情一律皆杀以后便无人投降了，对以后的作战不利，权衡之下还是留他们条命。
至于现任的伪官，赵昺以为还是视其官声、民意，查实后依律处置，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不可一杀了之；而对于乡间的士绅豪强，也是要区分对待，罪大恶极助纣为虐者坚决镇压，收其财产。能维护乡梓利益，急公好义者，尤其是反元助宋者要加以褒奖，维护其权益，毕竟维护地方还要靠这些人。
还有就是那些商贾了，官商和蒙古人、色目人的生意全盘由官府接收；巨富大商，赵昺以为这些人若非勾结官府，串通蒙古人肯定是难以致富的，因而对其要严厉打击，深挖其罪，当然也是为了解决军费和开支；而那些中、小商人及手工业者则不必追究，毕竟物资流通还离不开这些人，将来税收也要靠他们予以保障。
有惩就得有抚，对于当年殉国的官员和将士家属要予以褒奖和补偿，优先分配田地，减免税赋，有功名者优先补录入仕；百姓是统治的基础，也是劳动力和兵员及税赋的重要来源，要保证有资产者的权益，对于‘无产阶级’则要先行赈济，然后理清情况，合理分配田地，使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但是赵昺知道这些工作异常繁琐，绝非数日之功可完成，且当前的形势也不允许，可姿态是必须要做的。
税赋是国之根本，赵昺对此十分慎重，毕竟复国之战刚刚开始，战争要持续数年，甚至十数年之多，什么时候能结束谁也说不清楚。而战争的不仅是人力的付出，还需有巨大的财政支持，只靠没收敌资、战场缴获是无法满足的。因此他不能，也不敢擅自减免税赋，自然不能完全恢复旧制，只能暂时削减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安抚民心，待时局哨稳后与众臣商议后重新厘定。
赵昺这时也发现自己对于复国之战的政策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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