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战风云-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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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苏军来说，他们的损失同样惨重。

　　同样在这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里，苏军阵亡士兵近十五万，那些忙碌着从后方向前线运输兵员的卡车，每一次都带回大量的伤兵，至于阵亡士兵的尸体，在这段时间里根本就顾及不上，只能任由他们暂时暴露在天空之下。

　　一名在这场持续了四十八小时的战斗中存活下来的红军普通士兵，在战后被提升为下士。他以两天时间内击毙三十八名德军士兵、一名德军少校、击毁一辆德军坦克的骄人成绩，得以进入克里姆林宫，由楚思南亲自授予了苏联英雄称号并配发一枚一级卫国勋章、一枚一级光荣勋章。这位名叫耶果罗夫的苏联英雄，随后参加了解放基辅，攻占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直至攻克柏林的战役，最终，他亲手将一面苏联的国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圆顶。在耶果罗夫评价这场持续了四十八小时的战斗时，他只说了发人深省的话：“如果你能在那一场战斗中活下来，那么你就会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活下来。”

　　从四月六日开始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二十五日，在这近二十天的时间里，近百万苏军从别尔哥罗德外围地区博格杜霍瓦、瓦尔基、新沃多拉加三个方向上齐头并进，如同滚碾子一般压过德军的战线。

　　面对苏军的庞大攻势，别尔哥罗德方向上的德军虽然战斗顽强，但是仍旧不得不连续后撤，截至二十五日苏军进占哈尔科夫，整场战斗结束的时候，该线苏军向南、西南推进了一百四十余公里，兵锋直抵第聂伯河沿岸。德军的十五个师被击溃，兵员损失二十余万，从而彻底失去了在库尔斯克南线地区的战斗力。

　　就在楚思南接任苏联大权的时候，库尔斯克大会战宣告终结，苏军以辉煌的胜利，向这位新上任的领导人送上了一份厚礼。纵观整场会战，德军可谓是蒙受了继斯大林格勒会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三十个师的兵力被苏军歼灭，而在这三十个师里，就包括了整整七个装甲师。

　　五十余万兵力、一千五百余辆坦克、三千余门火炮、两千三百余架飞机的惨重损失，是此时的德军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的，毫不客气地说，这场战役对德军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灭顶之灾。

　　通过这一场意义深远的库尔斯克会战，曾经不可一世的德意志大军，彻底丧失了在东线的战场主动权，从这一刻起，直到最后大战结束，德军再也未能对苏军发起一场哪怕像样一点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反击。

　　当然，相对于德军来说，苏联红军在这场战役中所蒙受的损失更加惨重，整场战役，苏军先后有兵员伤亡八十余万，损失坦克六千余辆，火炮五千余门，飞机一千七百余架，这个数字，几乎是德军损失的两倍有余。但是对于基数庞大且后方军工同样规模庞大的苏联来说，这样的损失他们承受的起，就像近卫第五装甲集团军，他们在战役中先后两次遭遇重创，最严重的一次，甚至整个集团军只剩下坦克五十辆。按照德军的做法，这支装甲集团军的命运，就是取消番号了，但是对于苏联来说却完全不同，在战役结束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近卫第五装甲集团军就恢复了元气，他们所拥有的坦克数量，甚至还远远的超过了战役之前。和这样一个国家作战，想来德国人也不能不觉的郁闷了。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军在西线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步兵数量的优势、装甲部队对抗的优势、空军制空权的优势，全部都掌握在了苏军的手中。

　　库尔斯克战役全面获胜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举城哗然，人人奔走相告，庆祝前线的大捷。楚思南亲自下令，全国欢庆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大胜利。二十八日，莫斯科举行盛大欢庆，百余门礼炮在莫斯科城外鸣炮献礼，近十万莫斯科市民齐集红场，在克里姆林宫安排的高音喇叭乐声下载歌载舞，彻夜狂欢。

　　尽管大多数人都对这场胜利的真正意义不太了解，但是他们却知道，随着这一场战役的胜利，苦难的日子即将过去了，而和平的曙光就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


《新二战风云》　第十一卷　最后一战　第三章　楚思南的规划



　　东线最后战役时期的到来，以及西线库尔斯克会战的结束，标志着苏联历时数年的战争状态即将宣告结束，而克里姆林宫的工作要点，也即将由战时的“重军”转向“重经”，国家的主要关注点，将从战争转向战后经济恢复。

　　毫无疑问，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尤其是如何快速、平稳、全面有效的发展经济，楚思南并没有什么认识，毫不客气地说，他对苏联经济体制上的那些弊端的认知，几乎都来源于自己曾经在历史书上所了解到那么可怜的一点点东西。他知道在苏联正式解体之前，苏联国内，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存在种种的弊端。

　　政治上，国内官场腐败堕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蔓延全国，蔚然成风；党员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左的倾向涉及全党，造成全国大部分党员思想上混乱；党内争权夺利的现象明显且普遍，这直接导致国内各项政策的混乱，克里姆林宫不再是为苏联人民谋求发展与幸福的所在，而成为了形势混乱的角斗场；“大俄罗斯”主义的长期蔓延以及克里姆林宫对苏联模式的大肆倾销，导致了整个东欧社会主义群体的离心，“情报局事件”、“科斯托夫案件”、“十二月事件”、“波兹南事件”等等，一系列血腥残酷的霸权事件，令苏联彻底失去了在东欧的民意基础，从而也为西方国家在东欧地区首先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制造了机会。

　　在经济上，苏联所存在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早在列宁当政时期。为了应对国外、国内反革命势力地围攻，便实施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显然，这一项政策，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发展阶段上来讲，是必须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不过这份代价对于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苏联人来说是承担的起的，而且也是基本乐于承担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形势的稳定，人们开始对这项政策有了怀疑，幸好的是。列宁很快意识到了这项政策地冒进性，并立刻予以纠正。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废除后。列宁开始实行核心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尽管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那些激进地革命者的理解。但是它却对苏联地社会主义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同时，也为苏联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列宁是思虑缜密、头脑清醒的伟人，但是他的生命显然没有他的影响那么深远绵延，就在苏联地各项发展刚刚步上正轨的时候，他老人家撒手走了。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开始出来主持苏共中央的各项工作。这位从开始时便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解偏颇，且大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影响的格鲁吉亚人，几乎是全面的否定了列宁的思想。在经过了一系列大肃反、大清洗和党内斗争之后，以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开始在苏联的社会体制建立起来。这一模式地作用下，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转变，同时，经济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但是，在重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苏联几乎是放弃了对轻工业以及农业的关注，毕竟这两个行业的发展，不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军事力量的迅猛强大。就这样，在两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后的苏联，可以制造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坦克，但是却不能造出足够配备庞大军队的军服、军靴，素有“欧洲”米仓之称的乌克兰，还在三二年到三三年之间，爆发了史所罕见的大饥荒。

　　众所周知，对于一个新建立起来的政权来说，统治者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应该是尽可能幅度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新政权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加以贯彻和执行的。但是苏联显然不是如此了，斯大林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前帝俄政策的延续，他将盲目的扩充军备与争夺世界霸权放在了国家政策的首要位置，以至于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仍旧没有从战争的状态中走出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持续得到不到提高，各种主要的生活物资匮乏。

　　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这位长期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之下的苏联领导人，显然曾经意识到斯大林模式所产生的错误，他也曾试图进行一场彻底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最终由于国内形势的压力，再加上外部的波兰事件和中苏论战，以及他对斯大林彻底的、近乎是疯狂的全盘否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使得他最重在改革一途上功败垂成。

　　老赫同学最终在老勃同志的政变中下台了，这位出身安全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最终惨淡的退出了变化莫测的政治舞台。

　　而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继之而起的勃列日涅夫原本就是个平庸的家伙，同时，由于他是走政变路线上台的，所以，在掌权之初，他的主要工作没有放在改革抑或是发展经济上。与此相反，他将主要的经历放在了巩固自己统治的路线上，毫不客气的说，苏联的问题在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埋下了恶因，而在勃列日涅夫时，这个恶因得到飞速的成长。

　　作为一个既缺乏威信，又能力平庸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为了巩固自己的同志，一方面大肆收买人心，大搞领导干部终身制，从而直接导致国家政权老龄化，政治生活缺乏活力，求稳恶变。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猖獗。另一方面，为了赢得威信，对外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到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苏联国库已经变得空虚乏力，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甚至逐年下滑，那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俨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停滞社会主义”。

　　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先后上台，必须负责任地说。这两人，尤其是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有卓识远见的领导人。他们都认识到了苏联的社会问题是何等的严峻，因此。他们不但试图下大力气、出重拳打击国内的腐败问题，而且前者还试图从自己的邻国身上吸取些经验，例如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很遗憾，这两位都是出了名的短命，安德罗波夫执政仅仅十五个月，便因肾病猝然辞世。而他的接任者契尔年科，仅仅在位十三个月便一命归西了，因此，他们的主张和政策，都没有来给有效地实施颁布。

　　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之后，就是声名卓著的戈尔巴乔夫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位伟大地、成功的、功业不菲地苏联领导人，他的功业可谓是举世共睹、千古长存，同样的。他还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导人。在位几年时间内，这位领导人做了一件最为惊人的大事，那就是解体了辉煌七十四年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从而将苏联的国民，从苏维埃地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

　　不过前苏联的大多数国民似乎对这位解救了他们的领导人颇具敌意，在一九九六年的俄罗斯联邦大选中，参选的戈尔巴乔夫竟然只得到了百分之一的选票。这还不算，在普京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俄国家杜马以“导致苏联解体，是我们所遭受地苦难的罪魁祸首”为罪名，向这位和平的前苏联末代领导人提出了刑事诉讼。

　　历史是真实地，它是最无情也是最客观的老师，《新唐书魏征传》有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楚思南算不得一个资深的政治家，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他没有什么充足的、可以拿来炫耀的资本，但是同一般相比，他有一个绝大的优势，那就是他有着对苏联社会、政权、体制弊端的充分了解。既然认识到了这些弊端，那么楚思南也就等于是比别人先走了一步，他可以从杜绝这些弊端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楚思南决定将目光首先调整到三个方面上，即经济调整、政治整顿、军事恢复。

　　军事的恢复比较容易理解，那就是在东西两个战线上，苏军的后续攻势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求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当然，军事的恢复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在楚思南的考虑中，当战争结束之后，为数数百万的苏联红军，有必要经过一场彻底的重组。毫无疑问，在历时数年的战争中，苏联红军的数量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扩充，但是与此同时，军队的素质也大幅度下滑。按照楚思南的构想，一旦战争结束，苏联红军的数百大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裁减，那些战斗力薄弱抑或是因减员之故而构不成编制的部队，必须裁撤下去，而那些因体格等因素不适合从军的士兵，也必须复员回乡。这是一举两得的措施，它一方面可以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军费开支。

　　在政治整顿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上的整顿，一个是从政者行为的整顿。前者，旨在杜绝“左”的思想以及斯大林当政时期残留下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余毒。楚思南认为，只有做好这一步工作，才能使苏联做好迎接战后国际共运的准备工作，斯大林主持下的国际共运，是对别国政治的粗暴干涉以及苏联模式的强行倾销。很显然，这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也不利于共产主义世界的和谐，这是一个隐患，必须予以彻底的杜绝。至于说后者，那则是对苏联统治阶层的整顿。其主要目地，在于打击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消除苏联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特权阶层。要做到这一步，楚思南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安全委员会的力量，毕竟在整个苏联，安全委员会的力量无所不在，纵观整个苏联历史乃至于其后俄罗斯的历史，数代领导人就是直接出身于安全委员会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