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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文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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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里也从来不叫这个名字，如今深受其累，我和凤霞就计算着搬离这个地方。1954
年我决定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母亲
除去照顾父亲，还要为我照顾不足两岁的儿子欢欢，为此我求得北京市东城房管局
的帮助，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十八个房间的四合院，并在这年秋天把
他们接来北京。
父亲母亲一生最重的两个负担，一是子女太多，除早年去世的一女三子外，还
有十一个子女，苦熬半世都已长大成人；二是父亲一生醉心于收购文物，除战乱流
离中损失甚重外，这回来京还带来数百件之多，箱笼一大堆，不知母亲是怎样收拾
起来的。我对父亲说：“今天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父亲一世倾全部财
力收集起来的这批文物应当捐给国家，将远比自己保存安全可靠得多，”父亲当时
说话比较困难，但神志思维都是十分清楚的，他立即同意了。经我请来了当时的中
央文物局长郑振铎伯伯和古文物专家来当面点收这批共计二百四十余件的精选珍品，
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馆。是建国以来社会人士向国家捐献文物精品的先驱者。
这样我们一家算是在北京定居下来了。住处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协和医院北侧，
正是北京繁华区的中心地带，来访客人仍不在少，但是毕竟不同于在益康饭馆对面，
总是安静些了。那三年我为京剧艺术两位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拍摄了一共四部影片，
工作够紧张的，但和两位大师的合作关系都极和谐融洽，尤其是程砚秋先生资质颖
异坦率天真，虽然年事已高却富有青春气息，使我永生难忘。
所谓“小家族”成员的遭遇
一连拍摄几次重头的京剧，又是新中国拍摄彩色片的开始，从筹备，到建组，
导演的设计，美术处理上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乃至于重新编写剧本；还包括与苏联
专家的合作，工作十分繁重。时间又拖得这么长远，连我这做导演的有时也不免感
到烦倦。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十分惶惑的事情：一天夏衍同志找到我，
要我抽个时间去看一下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和他谈一下抗战期间重庆“二流
堂”的“事情”。这个问题提得太奇怪了！“二流堂”是个什么？还有什么“事情”？
我实在没法谈，只觉得莫名其妙。但忽然想起几天以前在街上偶然遇见一对新婚伴
侣，过去常来我家的，这是一伙六七个自幼孤苦失怙，乱世中备尝艰苦成长起来的
青年人，其中一个是我在电影局工作的同事田庄，常到我家来，并且渐渐地把他的
这些小伙伴们也带来，有时就在我家吃饭，并且管我和妻子称为大哥大嫂，称他们
自己这一伙为“小家族”。他们之中有画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大都年轻有为，生机活泼，我和凤霞都很喜欢他们。遇见他俩之后我才觉得，为什
么有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到我家来了。他们告诉我，就在几个月以前开始的一个叫做
“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他们出了事：“小家族”里发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里
的成员，所以他们几乎都受到了审查，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如今审
查还没有结束，但他俩却不顾一切地结了婚。
我怎么也不能想像，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会是一群反革命分子。至于胡风是
不是反革命我也难以想像。可是忽然要我去找厂长谈“二流堂”，会不会和“小家
族”发生类似的情况了？但我在直觉上完全不相信“小家族”会是反革命。在我印
象中，这群年轻人对共产党衷心爱戴，没有半点虚假；连这样的青年都要怀疑，那
就太愚蠢了。
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去看田方，田倒是十分平静、客气，叫我不要多想什么，
说“二流堂”谁不知道？还说“二流堂”是郭老取名，周总理都知道。这使我也想
起，听人说，建国初期，周总理在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大声问：“‘二流堂’的人
都回来了吗？”
这样我就没有什么顾虑的了，连一点点的不祥之兆也全都烟消云散；但对那些
年轻朋友们的不幸遭遇却一刻也难忘怀。总觉得为什么这么多疑，这么缺少自信？
真难理解。
妻子阻止我作整风发言
拍完了梅兰芳，又拍程砚秋，待程砚秋的《荒山泪》拍完，又结束了全部后期
制作，已经是1956年的秋天。由于我早已和北影厂达成协议：梅兰芳影片的拍摄是
我做电影导演的最后作品，只是由于程砚秋的《荒山泪》是周总理亲自交下的任务，
而且又指定要我导演，不能推辞，只得接受。拍摄结束，北影代厂长钱筱璋说，为
了慰劳我，要我带领一个小小的摄制组去拍一部两本篇幅的风景片，实际上就是任
我选择一个风景胜地当做一次旅游。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彩色片再不用
完就要过期成为废片；那时彩色片十分珍贵稀罕，决不能白白浪费掉。这样我带着
一共四个人的队伍先去四川，但由于时届深秋，只有一片浓绿，没有彩色了；然后
再去云南，到昆明拍了一部《春城秋色》，从此结束了我的电影导演生涯。
实际上影片的后期制作结束已经是1957年，即使我平时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感到
了国际国内的风云动荡。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波兰出了问题……
国内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党中央
提出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处使人感觉到春天到
了，文艺界的春天也来到了，整个国家社会生气勃勃，使人感觉到有一股清新之风
吹进生活；报纸刊物上议论风生，精神振奋，文艺界一洗沉郁之风，戏剧界也呈现
一派生机。1957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也应
邀去听了讲。他老人家从容挥洒，妙语如珠，听得大家十分振奋，但是后来发表的
讲话定稿却作了大量的改动。
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要人们消除顾
虑，大胆地敞开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正
在创作新的话剧本，我为停止了我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而十分振奋，急于写出
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我的写作，
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
的人物拉着我，要我陪他去民间小剧团去“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我发表
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的……这样的记者远不是一个两个，而我对文艺的领导
也确是意见不少；然而在我家里却产生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她听到我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
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
比旧社会强多了。我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
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她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我出去，那是5月
31日，全国文联周扬、阳翰笙两位邀我出席一个小会，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
大门外揿喇叭，接我的人在一旁催我，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
事情毫无转弯的余地，我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听见妻子哭了，我头也没
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
生后悔的。但那时我想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
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
我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
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反党的铁证。
后来的遭遇可想而知，我受到的大小会批判有几十次，自己也记不得了；检讨
也作了一次又一次，反正是作不好，因为立场转不过来嘛！不计其数的过去老朋友
好朋友都上台批判我，甚至一位后来自己由于道德败坏犯罪劳改的楚辞专家上台发
言，历数吴某如何黄色下流，指为当代的西门庆云云……
“我能等二十八年年！”
接着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
这么多的会，无尽无休的会，我已经被批得头脑麻木了。但是其中的又一个会
使我更加意外。开会之前，几位专案组的同志问我：“你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交
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应该再隐瞒了。”
什么问题呢？我实在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问题。让我回家去想也想不出来。
相持很久之后，才告诉我：“二流堂！”啊！原来又是这个“二流堂”。有什么问
题？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又成了说谎者，骗子……让我写我也写不出来，
连我也觉得自己实在太糊涂了。最后领导方面召集了一次会，参加者全是当年重庆
陪都时代的朋友，这些当年老友聚于一堂，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居然都把我批判
得头头是道。最后是一位文化部的副部长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超过三万言的长文，
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历数“二
流堂”的反党实质、思想、表现，为“二流堂”做了高度概括的总结，同时发表在
当时的《文艺报》和《戏剧论丛》上。
吴祖光的罪行这回就又正式加上了这个一直“隐瞒”的反革命组织——“小家
族”，也是后来由革命同志揭发了，吴才被迫承认的。
接着我被打成右派分子，还得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召
开的全厂大会上宣布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戴浩。巧不巧，他也是“二流堂”。
还是那位副部长，把我的妻子新凤霞召到文化部，命她与丈夫划清界限。怎么
划清界限呢？副部长叫她看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一位被划右派的男人的
妻子断然和丈夫离了婚，紧跟着入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就是划清界限了。”
副部长说，“你应当向她学习。”但是一向见官就怕的这个民间艺人、贫民窟出身
的新凤霞不知怎的，竟然拒绝了副部长的指示。她说：
“党要改造知识分子，他会改好的。”
“他能改好？”
“能改好。”
“我们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
“我可以等他回来。”
“噢！你能等多久？”
“王宝侧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长勃然大怒：“你给我出去！”
新凤霞出了副部长的办公室，大声哭起来，跑出很长的楼道，跑下楼，一路哭
着跑出文化部。
随后就是我在家听候处理了。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我到父母亲
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我要和一个有五百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
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
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
分别时他是对我笑着的。那时我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
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我在三年以后，即是1960年底回到北京，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梦还未醒，
可是全国闹灾荒，老百姓苦不堪言，家家为吃的发愁。我发现最苦的是我的妻子，
新凤霞三年中忍辱负重，发奋图强，在巨大压力之下排了许多新戏，尤其是一出
《乾坤带》所独创的新腔，为评剧的唱法和腔调划了一个时代。而这些新作都是在
受到许多冷遇和不平等的对待中创造出来的。尽管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很短期
间就给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剧院里，从领导起就一直在压制她，给她种种的歧视，
同行演员除少数人同情她与她合作外，对她随时压制排挤经常不断。惟一给她安慰
和鼓励的是广大热情的观众，每次演出结束，观众欢呼为她鼓掌时，她却被安排去
刷痰盂、清扫厕所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时，剧院在后台张贴大标语：“大右派吴
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除了羞辱新凤霞外，为的是外地的记者或观众朋
友不要接近她。
“四人帮”横行时，江青看了新凤霞一次演出，戏不终场便离座而去，叫着：
“新凤霞不会演戏！”于是剧院领导便遵旨停止了她的演戏，使她约在三十八岁时
就这样被迫离开了舞台，然后就开始了长时期的体力劳动，在地下十几米深处挖了
七年防空洞。1975年患高血压，虽然医生开出证明，但领导不准休息。终于在背着
行李准备到平谷山区去劳动时中风病倒，送医院又被误诊，将“血栓”断为“溢血”，
左肢瘫痪至今已经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国家引向崩溃，而“文革”刚刚开始，“二流堂”就又
成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焦点，无数的大字报、小报、标语纷纷把矛盾指向
“二流堂”，吴祖光再次成为“现行反革命”，我的住宅附近的著名的协和医院院
墙上用几乎两米见方的大字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
我家大门上也用白灰写上“吴祖光二流堂”的大字。新凤霞的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
给她加上一个头衔：“二流堂堂嫂新凤霞”……反右派运动中，黄苗子、丁聪也被
打成右派。盛家伦在反右前逝世，假若他活着，他也跑不了。
在这段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告诉我一件令人深为感叹的事情。前面提
到的那位为“二流堂”写文章作总结的副部长，在这场十年浩劫中竟也成为被审查
的对象。有一天他被提出去接受审问，提出的问题是叫他说明“二流堂”的形成、
发展、性质、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他竟张口结舌，一点也回答不出。这样便激怒
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经写过三万言专论，详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
怎能推个干净？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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