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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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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和白日梦，把小女孩引向被动。但在变成女人以前，她是一个人。她已经知道，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女人，就必须变得顺从，让自己不健全。如果说顺从还有吸引力，那种不健全则实属可恨。男人和爱情，尚处在遥远而朦胧的未来中。当前，和她的兄弟一样，小女孩也在追求主动和独立。自由的负担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沉重，因为它不意味着责任。他们知道，他们在大人保护下是安全的：他们不打算逃走。对生活的强烈自发冲动，对游戏、欢笑和冒险的喜爱，使小女孩认为母性领域是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她很想避开母亲的权威，避开那种在运用时比男孩子不得不接受的任何权威都更亲切、更平常的权威。母亲的权威如柯莱特所生动描绘的“西多”那样，是理解人的、考虑周全的，这种情况的确很少见。在接近病态的情况下，母亲如同野兽，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支配欲和虐待欲。撇开这种很常见的情况不谈，女儿在母亲面前是一个有特权的客体，母亲在女儿面前要求成为主权的主体。这一要求引起孩子的反抗。柯莱特·奥德里叙述了一个正常的孩子对一个正常的母亲的这种反抗：
我不能和她讲实话，不论看起来我是多么无辜的。因为我在妈妈面前从未感到过无罪。她是一个大要人，而我对她怨恨不已，至今也没排除。我心底有一种残忍的未愈合的伤口，我敢肯定，它一直在发作……我倒不是认为她太严厉，超出了自己的权利，我只是想拼命地说：“不，不，不！”我责怪她，不是因为她的专权、她的命令和禁令，而是因为她想挫伤我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时是她直接说出来的，有时是我从她的眼神和语气感觉到的。当她告诉来访的太太们，孩子受罚后更肯听话时，她的话哽咽在我的喉中，使我无法忘却：我既不能把它们吐出来，也不能把它们咽下去。这种愤怒，在她面前是我的罪过，在我自己面前也是我的耻辱（因为她毕竟把我吓住了，而我只能用讲点不恭敬的话，作九点无礼的姿态，来进行报复并引以为荣），但不论怎样，这也是我的光荣：只要这伤口还存在，只要一重复挫伤、听话、惩罚、蒙辱这些字眼，我心里就会充满无言的狂怒——
我不想受到挫伤已有很久了。
当母亲失去自己的威信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种反抗会更加激烈。她是这样一种人：
等待、服从、哭泣和发脾气。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尊重。作为受害者，她被人瞧不起；作为泼妇，她令人憎恶。她的命运仿佛是迅速周而复始的典型：
生命在她那里只能不断地重复，不会走向任何地方。她被牢牢地固定在主妇角色上，停止了生存的扩展，变成了阻碍和消极的象征。她的女儿不希望做她那种人，而是崇拜摆脱女xìng奴役的女人：演员、作家和教师。她渴望参加运动和从事研究；她爬树，撕破衣服，想和男孩子们一争高低。
她通常有一个最知心的好朋友。这种友谊和爱情一样，是排他性的，经常涉及分享性秘密。小女孩们相互交换和讨论她们所能得到的这方面信息。而形成三角关系，其中一个小女孩喜欢上了她朋友的兄弟，这种事屡见不鲜。如在《战争与和平》中，索尼娅就是这样既是娜塔莎最要好的朋友，又在爱着她的哥哥尼古拉。这种友谊在任何情况下都笼罩着神秘色彩，人们普遍会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喜欢有秘密。故弄玄虚经常满足了女孩子的好奇心，作为对这种做法的反应，她把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变成了秘密。拥有秘密也是能让自己显得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是她千方百计想得到的：她努力干预大人的事；为他们编造连她自己也半信半疑的故事，而她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等等。在伙伴们当中，她假装着不起男孩子，就如男孩子看不起她那样。她和她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分离的群体，她们咯咯地傻笑，拿男孩子来开心。
但是事实上，当男孩子平等待她时，她是很高兴的，她想得到他们的赞许。她很想变成那个特权等级的一员。原始部落女人反对男人支配的行为，也通过拒绝接受她的命运，同样表现在每一个新入门者的身上：她的超越性在谴责她荒谬的内在性。她不喜欢受传统礼仪的威胁，不喜欢为衣饰所困扰，不喜欢受家务事的束缚，不喜欢突然停止展翅高飞。在这方面的许多调查，几乎都得出同样的结果：所有的男孩子，和当时的柏拉图一样，都宣称害怕做女孩子；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对自己不是个男孩子感到遗憾。据哈夫洛克·埃利斯统计，每l00个男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愿意做女孩子；75％以上的女孩子，都愿意改变性别。卡尔·皮帕尔的研究（勃杜恩在《儿童的心灵》曾引用过）表明，20个12岁到14岁的男孩子，有18个说，天下什么人他们都愿意当，就是不愿意做女孩子。22个女孩子，有19个想做男孩子，理由是：“男孩子处境好，他们不必像女人那样受罪……我母亲会更爱我……男孩子的工作更有趣……男孩子更愿意学习我会开玩笑吓唬女孩子……我再也不必害怕男孩子了……他们更有自由……男孩子的游戏更有意思……他们不为穿什么而烦恼。”这最后一条，经常重复出现：
大多数女孩子都抱怨，她们的衣服使她们心烦，她们没有行动自由，为了不弄脏自己淡颜色的衣裙，她们必须处处小心。
在10岁或12岁时，大多数小女孩的确是“garconsmanques”［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就是说，她们是缺少男孩子的某个部位的孩子。她们不仅觉得这是一种剥夺和不公道，而且还认为，她们被迫处于的那种状态是很不健全的。在女孩子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压抑，无所事事的活力变成了神经质。她们的过于娇气的工作，无法耗尽她们的过于旺盛的精力。
她们变得厌倦，由于厌倦并为了补偿自己的低下地位，她们任凭自己去做那忧郁而浪漫的白日梦。她们尝到了这种轻易逃避的甜头，失去了自己的现实感。她们屈服于自己的情感，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她们不是在行动，而是在聊天，在聊天时又把严肃的句子和无意义的词汇混在一起，变成了大杂烩。由于被忽视、被“误解”，她们在自恋的幻想中聊以自慰：她们认为自己是小说中的浪漫式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而又自我哀怜。她们十分自然地变得娇气十足。装腔作势，这些弱点在青春期尤其引人注目。她们的不适，以急躁、发脾气和流泪的方式表现出来。她们之所以喜欢大哭（许多女人后来仍保留着这一癖好），主要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不仅是对她们严酷命运的抗议，也是引人爱怜的一种手段。小女孩有时对着镜子大哭，以获得双倍的快感。
大多数少女的戏剧性事件，都和她们的家庭关系有关。她们想割断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时而表现出对母亲的敌意，时而留住对得到她保护的强烈需要。她们很想垄断父爱，她们妒忌、敏感、苛求。她们常常编造故事，想像她们的父母并不真的是她们的父母，她们是被收养的孩子。她们把秘密生活归因于父母，冥想他们的关系。她们经常想像，父亲是被误解的、不幸的，他觉得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而女儿却可以成为他这样的伴侣。或者相反，想像母亲认为父亲粗俗、残忍是对的，母亲害怕同他发生一切肉体关系。幻想、表演、孩子气的悲剧、虚假的热情和古怪的行为——所有这一切的起因，不应当到女性的神秘灵魂中去寻找，而应当到女孩子的环境、她的处境中去寻找。
对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超越的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身的劣等性原来是固有的先天本质，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对任何把自己看做此者（theOne）的人来说，明白自己具有他性和相异性，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开始学习在世界上如何生活，领悟到在世界上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时，产生的正是这种体验。她所属于的那个领域，处处受到男性世界的封闭、限制和支配：不论她把自己抬得多么高，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冒险，她的头上总是有一块天花板，四周总是有墙挡住她的去路。男人供奉的众神在天上是如此遥远，以至对他来说，众神实际上不存在：小女孩却生活在人所扮演的众神中间。
这种处境并不是唯一的。美国黑人就知道，他们被部分融化于一种文明，虽然这种文明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低劣的等级。在理查德·莱特的《土生子》中，比格·汤姆斯在早期生活中所痛苦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劣等性，这种该诅咒的相异性，而这是他的肤色所注定的：当他看到飞机飞行时，他知道自己作为黑人是不被允许上天飞行的。因为自己是女人，小女孩知道，人们不许她去航海、到极地探险，不许她有丰富多彩的冒险生活和数不尽的快活：她天生与此无缘。在黑人和女人之间有着一个重要的差别：黑人在服从时会有一种反抗感，没有任何特权会补偿他们的严酷命运；而在女人面前却有一种共谋的诱惑。我早就想到过这一事实：和想获得主权自由的主体的真实要求一起出现的，还有生存者对顺从和逃避的非真实渴望。被父母、教育者、书籍与神话，以及女人与男人所虚构出来的被动快活，似乎很值得少女向往。她从小就受到教导要享受被动的快活。这种诱惑越来越阴险。随着她的超越的飞翔撞到更坚硬的障碍物上，她必然更加不幸地屈服于那种快活。
但是，女孩子如此接受她的被动角色，也就等于同意不加反抗地服从从外部强加于她的命运，这种灾难使她恐惧。年轻的小伙子，不论他是有抱负的，还是无所用心的和胆怯的，都会面向开放的未来。他会当一名海员或工程师，他会留在庄园或跑到城市，他会周游世界和变成富翁；他会感到在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时，自己是自由的。少女会成为妻子、母亲和祖母。她会像母亲那样理家，像小时候自己受照顾那样去照顾她的孩子——她只有12岁，可她的故事已在天国里写好了。她用不着虚构，每天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故事。当她沉思这种每个阶段都可以预见的、每天都在不可抗拒地向之迈进的生活时，既感到奇怪又感到恐惧。
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女孩比她的兄弟，对性神秘更为关注的原因。的确，男孩子们对这些事情也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将来他们要担任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而对女孩子来说，结婚和做母亲却会涉及到她的整个命运。从她开始隐隐感到它们的秘密那时起，她的身体就仿佛受到了可恶的威胁。母性的魔力已经消失：不论女孩子得到消息的途径是否得当，不论是早还是晚，她总会知道，婴儿并非是偶然来到母体的，也不是由于挥舞魔杖才出现的。她会不安地扪心自问。通常，她不再会觉得自己体内生出一个寄生体有什么美妙，反而觉得可怕。一想到这怪异的隆起，她就会充满恐惧。
婴儿是怎么生出来的？即使没有人告诉过她分娩时的哀嚎和痛楚，她也会偶尔听到这类议论，或读过圣经的这句话：“你将在悲痛中生出孩子。”她对这种无法想像出细节的折磨，有一种预感。她设想在肚脐附近动个奇怪的手术。如果她假定胎儿是从肛门生出来的，她便会因此感到不安：据了解，当小女孩们自以为发现了出生的过程时，她们会患心理性便秘症。
准确的解释也将无济于事。隆起、撕裂和出血时的情景，将会始终缠在她的心头。少女的想像力越丰富，就越会受这些情景的折磨，而且没有一个少女能在它们面前不瑟瑟发抖。柯莱特说，她母亲在读完左拉对出生的直白的、细致的、令人震骇的描写后，发现她晕了过去。
即便是大人们一再作出保证，也不会使孩子安心。因为她正在长大，她懂得不要再相信大人们的话，而且往往在生殖这类问题上，她还发现他们在说谎。她也知道，他们认为最可怕的事情是正常的。如果她受到某种强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
她会把这些铭刻在心的痛苦，投射到未来的分娩上。
怀孕和分娩的肉体性质，会马上让人联想到夫妻之间发生的“某种肉体上的事情”。经常出现在“同血儿”、“纯血儿”、“混血儿”这类说法中的“血”字，有时会给孩子们的想像以启示。比如，他们可能会假定，婚姻包括输血的某种庄严仪式。但更常见的是，认为“某种肉体上的事情”和大小便器官有关。孩子们尤其倾向于认为，男人把尿撒进了女人的体内。
性行为被认为是肮脏的。这使被严禁做“肮脏”事情的儿童感到极其困惑：大人们怎么会认为这种事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最初，儿童对所发现的荒谬无动于衷：他弄不懂他听到的、读到的或写下的东西的意义，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在卡森·麦库勒斯的那本非常有趣的《参加婚礼的人》中，年轻的女主人公撞见一对房客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可是这种十分反常的情况，并没有让她觉得有多么重要：
那是一个夏日的星期天，玛罗夫妇的房门敞开着。她只能看到房间里的一部分，只能看到部分衣服和上面有玛罗太大胸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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