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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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得满满的背囊，一直顶到车篷；靠着背囊放着两支装了弹盘的什帕金式冲锋枪，旁边还放着一叠弹盘。在剩下的空座位上，坐着一个面貌端正、浅黄头发、皮肤被晒黑的妇人。她穿的那件质地结实的旅行衣，因为长期日晒雨淋而说不出是什么颜色。她的腿已经没有地方好放，只好交叠着，勉强塞在木箱和车门中间。

这个妇人老是不安地从车门上早已没有玻璃的通风窗里朝外望，一会儿望望标准式房屋的台阶，一会儿望望在公司外面装车的卡车那边。她显然是在等人，而且已经等了好久，她因为那些装车的人会看到这辆孤零零的轿车和车子里面她这个妇人而感到不快。不安的神情像阴影似的在她的线条端正的脸上掠过，后来她又仰靠在座位上，从车门的窗洞里沉思地注视着在公司窗下交谈的那对青年男女。她脸上的线条渐渐变得柔和了，在她的灰眼睛里和她的坚毅的、棱角分明的嘴唇上，不觉都露出了一丝善良而感伤的笑意。

这妇人大约三十来岁；她不知道，当她望着那对青年男女时在她脸上流露出来的这种善意的惋惜和惆怅，只是表示她已经三十岁了，她不能再像他们那样了。

那对青年男女不顾四周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正在互相倾吐爱慕。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就要分离了。但是他们倾吐爱慕的方式是少年时代独有的，那就是说，他们什么话都谈，唯独不谈爱情。

“万尼亚①，你来了，我真高兴，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微歪着头，闪烁的、时时放出光辉的眼睛望着他，说。在他眼里，世上再也没有比这微歪的头更可爱的东西了。

“我还以为我们要走了，我就此看不到你了……”——

①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你可明白，这几天我为什么不来吗？”他用微哑的低音问道，一双近视眼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这双眼睛里蕴藏着的灵感，好像灰烬底下的煤火似的，马上就要发出闪光。“不，我知道，你一切都会了解……三天前我就该走了。我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来向你告别，可是共青团区委会突然把我找去。他们刚刚接到这个撤退的命令，一切就弄得乱七八糟了。我那个专修班撤退了，我却留了下来，使我很伤脑筋。同学们都来找我帮忙，我自己也知道应该帮忙……今天奥列格叫我搭他们的马车去卡缅斯克，——

我们是好朋友，这你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不好意思走……”

“你可知道，我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说，她的发出暗淡光辉的眼睛一直望着他。

“老实说，我心里也很高兴：我想，我还可以看到她好多好多次。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他低声说，他的目光恋恋不舍地盯着她的眼睛，他完全被她的略带红晕的脸、丰腴的脖子、以及在粉红上衣底下可以感觉得到的整个丰满的身体所发出的那股热烈温存的暖意俘虏了。“你能想象得出吗？伏罗希洛夫学校、高尔基学校、列宁俱乐部、儿童医院——全都要我负责！幸亏我有一个好帮手：若拉·阿鲁秋仰茨。你记得吗？是我们学校里的。真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他自告奋勇来帮忙。我们已经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睡过觉。白天黑夜两条腿不得闲：找大车啦，找汽车啦，装东西啦，找饲料啦，这儿不知道哪个车胎爆了，那儿的马车又得送到打铁房去修理。简直搞得你晕头转向！……但是，我当然知道你没有走。我是听我父亲说的。”他带着羞怯的微笑说，“昨天夜里我走过你们的家，我的心都要停了！我想，去敲下门怎么样？”他笑了起来，“后来我记起了你的父亲。不行，我心里想，万尼亚，忍耐一下吧……”

“你可知道，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她又要说了。

但是他说得正在兴头上，没有让她说下去：

“说实话，今天我已经决定什么都不管了。我想，她要走了！我要看不到她了！你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吗？原来有一个保育院——就是去年为收容孤儿在‘八家宅’组织起来的那一个——还没有撤退。保育院主任就住在我们隔壁，她直接来找我，差点要哭了：‘捷姆奴霍夫同志，帮帮忙吧。哪怕能通过团委弄到交通工具也好。’我说：‘团委已经走了，你去找人民教育处吧。’她说：‘我这几天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答应马上可以把我们送走，可是今天早上我跑去一看，他们自己都没有交通工具。我再这么四面一跑，连人民教育处也不见了……’我说：‘没有交通工具，它能到哪儿去呢？’她说：‘我不知道，不知怎么就没影儿了……’人民教育处没影儿了！”万尼亚突然非常高兴地大笑起来，他的不听话的长长的直头发都落到了额上和耳朵上，但是他立刻猛地把头一甩，把头发甩回去。“这些人真妙！”他笑着说。“嗨，我心里想：万尼亚，你的事情不妙！你要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那样看不到克拉娃①了。你能想象吗？我和若拉着手去办这件事，居然弄到了五辆大车！你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从军人那里。主任和我们告别的时候，眼泪几乎把我们全身都弄湿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我对若拉说：‘你快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也去收拾一下。’后来我暗示他，我还要到一个地方去一下，我说，你等一会儿来找我，要是我不在，你就等我一下，总之，我向他暗示了这个意思……我刚整理好东西，你知道是谁冲进来了？是托里亚·奥尔洛夫，你认识他吗？他还有个外号叫“雷响’……”——

①克拉娃是克拉芙萁雅的小名。

“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克拉娃终于打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话头，拚命压低声音说，她的眼睛里放出热烈的光辉，“我真担心你不会来了。要知道，我又不能去找你。”她用非常柔和的低音说。

“那是为什么呢？”他问，突然对这种想法感到惊奇。

“啊，你怎么不明白？”她忸怩起来，“叫我对父亲怎么说呢？”

在这次谈话中，恐怕她至多也只能说到这里：最后要让他懂得，他们的关系不是普普通通的关系，这里面存在着秘密。她无论如何应该向他提醒这一点，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谈的话。

他沉默起来，朝她看了一眼。这一看，使她的整个大脸、她的丰腴的白脖颈直到粉红上衣领口露出的胸口，突然都变得跟这件上衣一样颜色了。

“不，你不要以为他不喜欢你。”她闪动着杏仁似的、略微斜视的眼睛，急急地说，“他不知说过多少次：‘这个捷姆奴霍夫很聪明……’你知道，”这时她的声音又变成柔和的、迷人的低音，“你要是愿意，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这种突然产生的可以跟心爱的姑娘一同撤退的可能，是他的头脑里不曾想过的。这种可能的诱惑力非常大，使他不禁茫然失措了，他望了望她，尴尬地笑了一笑。忽然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心不在焉地顺着街道望过去。他背对公园站着，这条通向南方的长街，被迎面射来的炎热的阳光照射着，整个都展现在他面前。在远处通第二过道口的斜坡那里，街道仿佛到了尽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显现出草原上一些蓝色的丘陵，丘陵后面不断腾起远方大火的烟雾。但是这一切他都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近视得厉害。他只听到隆隆的炮声、公园后面机车的鸣笛声以及从小就熟悉的扳道员的号声，在草原的天空下，这种声音听起来是非常的清脆明晰，充满和平的意味。

“我的东西都没有带，克拉娃，”他发愁地、慌乱地说，一面摊开双手，好像要让人家看看他的披散着深亚麻色长发的、光着的头，看他的这件洗旧了的、袖子嫌短的充缎衬衫，这条穿旧了的、嫌短的棕色条纹裤子和光脚上穿的便鞋。“我连眼镜都没有拿，连你都看不清楚。”他闷闷地开玩笑说。

“我们去问问爸爸，再乘车子去拿你的东西。”她热情地低声说。她歪着头望着他，甚至动了一下要去握他的手，但是没有敢握。

正巧在这时候，克拉娃的父亲戴着便帽，穿着灰色旧上装和皮靴，提着两只箱子，满脸大汗地从卡车后面走出来。他打量着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他的箱子，可是卡车已经装得满满的。

“来，柯瓦辽夫同志，我来放。”站在卡车上的包裹和箱子中间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接着，他屈下一膝，一只手撑着车沿，把箱子一只一只地接了过去。

这时候，万尼亚的父亲也是绕过卡车，走了过来。他的晒黑的、青筋暴露的、瘦削的双手捧着一包好像是从洗衣房取出来的东西，里面大概是床单。他捧着这包东西非常吃力：他伸直胳膊捧着这包东西，艰难地拖着发软的长腿，脚底在地面上擦着。他的拉长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汗珠，甚至晒黑的皮肤都变得苍白起来。在这张瘦削疲惫的脸上，那双严厉得令人痛苦的、发出不健康光辉的、颜色很淡的眼睛，显得特别惹人注意。

万尼亚的父亲，亚力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捷姆奴霍夫，在公司里当看门人；而克拉娃的父亲柯瓦辽夫，管理处的总务主任，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柯瓦辽夫像大多数总务主任一样，在平时，他们心平气和地承受着人们的愤懑、嘲笑和蔑视的重担，只是由于他们个别不诚实的同行损害了别人，人家就把怨气发泄到全体总务主任的头上。像柯瓦辽夫这样的总务主任，到了困难时刻就显示出，世上真正的总务主任是什么样的。

最近几天里，自从他接到经理的命令要运走公司的财产那一刻起，他就不顾同事们的恳求和埋怨，不顾一部分上级的阿谀的友好表示（这些上级在平时对他并不见得比对前厅里荷兰式火炉旁边的扫帚更为注意），不顾这一切，他仍旧像平时一样沉着、稳妥、迅速地把哪怕有一点点价值的东西都包装起来，装车运走。今天凌晨，他接到公司负责疏散工作的特派员的命令，要他刻不容缓地毁掉不能运走的文件，并且赶紧向东方撤退。

但是，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柯瓦辽夫依然沉着而迅速地先把特派员本人和他的财物送走，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也不知通过什么方法弄来了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继续把公司里剩下来的财产运走，因为他的良心不许他不这样做。他最害怕的是，即使在这个悲痛的日子，人家也会像平时那样责难他，说他首先为自己打算，因此他毅然决定带家属乘最后一辆车子离开。他总算为自己保留了一辆撤退时用的车子。

可是公司看门的捷姆奴霍夫老头，却因为年老多病，根本不准备走，而且也走不了。几天前，他像所有不能离去的职员一样，拿到了附有两星期退职金的解雇书。这表示他和公司的一切关系都结束了。但是这几天来，他还是白天黑夜地拖着因为风湿而残废的腿，帮助柯瓦辽夫把公司的财产打包、装车、运送出去，因为老头一向是把公司的财产看得跟自己的财产一样。

捷姆奴霍夫老头是顿涅茨的老矿工，一个手艺非常高明的木匠。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从唐波夫省移民过来，就开始在矿井里挣钱谋生。在顿涅茨土地的地下，在最危险的岩石的堆方和滑块上，他挥舞着神奇的小斧头，支护着巷道，斧头到了他手里就像金鸡一样啄食着，飞舞着，歌唱着。捷姆奴霍夫老头从年轻时就一直在潮湿的地方干活，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退休之后到煤业联合公司当看门人，他做看门人也就像他以前做木匠一样卖力。

“克拉娃，快些准备吧，去帮母亲的忙！”柯瓦辽夫吼叫了一声，用结实的脏手背挥去破帽舌下面的额上的汗。“啊，是万尼亚！”他看见万尼亚，随便地说，“你看，变成什么样子啦？”他愤愤地摇了摇头，但是马上抢过老捷姆奴霍夫手里捧着的包裹，帮他举起来放到车上。“真想不到，竟然活到这种地步！”他喘着气接下去说，“唉，这些该死的东西！”这时响起一阵特别震耳的隆隆声，好像是有一只巨大的木桶发疯似地在地平线上滚过去似的，气得他的脸都歪扭了。“你怎么样，不走吗？你的儿子走吗，亚力山大·费奥多罗维奇？”

老捷姆奴霍夫没有回答，也不瞅儿子一眼，又去拿包裹：他既替儿子担心，又对儿子不满，因为儿子在几天前不肯到萨拉托夫去追赶他今年夏天念过书的伏罗希洛夫格勒法律专修班。

克拉娃听到父亲的话，暗暗向万尼亚丢了个眼色，甚至触了触他的衣袖，自己已经要开口对父亲说什么。但是万尼亚抢了先。

“不，”他说，“我此刻不能走。我还要替沃洛佳①·奥西摩兴弄一辆大车，他因为阑尾炎动了手术，现在正躺着呐。”

克拉娃的父亲吹了一声口哨——

①沃洛佳是符拉基米尔的小名。

“你会弄到的！”他嘲笑而又沉痛地说。

“而且，我不止一个人，”万尼亚说，他避开克拉娃的视线，嘴唇突然发白，“我有个同学若拉·阿鲁秋仰茨，跟我一起奔走。我们约好要等一切事情办完了，才一块儿步行撤退。”

万尼亚说得丝毫不留转弯的余地，他望了望克拉娃，只见她的深色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阴霾。

“原来如此！”柯瓦辽夫说，他根本没有把万尼亚、若拉以及他们的约言放在心上，“那么，暂时告别了。”他朝万尼亚迈了一步，伸出汗湿的大手跟他握手，这时一阵排炮的响声把他震得哆嗦了一下。

“你们是去卡缅斯克还是去李哈雅？”万尼亚声音很低地问。

“去卡缅斯克？！德国人马上就要占领卡缅斯克了！”柯瓦辽夫吼叫起来。“我们去李哈雅，只有李哈雅可以去！我们先去别洛卡里特文斯卡雅，过顿涅茨河。你们赶上来找我们吧……”

他们上面有什么东西卡嚓一响，又当的一声，接着就有一阵尘土落了下来。

他们抬起头来，看见二楼公司计划处办公室的窗子打开了，窗口伸出一个有点秃顶的、红红的胖脑袋，脸上和脖颈上的汗简直像小溪一般流着，仿佛汗珠马上就要滴到下面的人身上。

“您难道还没有走，斯塔庆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