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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近卫军-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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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妮娜走了。阿纳托里和邬丽亚就走到把他们两家的园子隔开的小峡谷的斜坡上，在一棵苹果树下坐下。
暮色降临到草原上和花园里。
波波夫家的园子被德国人糟蹋得相当厉害，特别是樱桃树，好多结了樱桃的树枝都被折断，但是园子外表上还是那么整洁、舒适，像他们父子俩一同管理的时候一样。
阿纳托里的一位热爱本行的自然科学老师，在阿纳托里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的时候赠给他一本关于昆虫的书：《梨树上的害虫》。书已经很旧，缺了头几页，因此无从知道它的作者。
在波波夫家的花园门前，耸立着一棵很老很老的梨树，比那本书还要老，阿纳托里对这棵树和这本书都非常喜爱。
苹果树是波波夫一家的骄傲，秋天苹果快熟的时候，为了防止顽童们来偷苹果，阿纳托里总是搭个铺睡在花园里。要是碰到下雨不得不睡在屋里，他就安装一套信号装置：用细绳拴住苹果枝，细绳的那头接在从花园里拉进窗口的绳子上。只要碰到一棵苹果树，就会有一串空罐头哗喇喇地掉到阿纳托里的床头，他就会光穿一条裤衩冲到园里去。
现在他和邬丽亚坐在这个花园里，态度严肃，聚精会神，充分感觉到自从和妮娜谈话之后他们已经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邬丽亚，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谈过心，”阿纳托里说，由于靠近她而有些局促不安，“但是我早就尊重你。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坦白地谈一谈，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谈出来……我想，如果认识到正是你和我才能担负起把五一村的男女青年组织起来的工作，这并不是夸大我们的作用，或是骄傲自大。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决定我们自己准备怎样生活……比方说，职业介绍所正在进行登记。我个人是不准备去职业介绍所。我不愿意也不准备替德国人做事。我对你起誓，我决不离开这条路！”他用沉着有力的声音说，“如果必要，我可以隐蔽起来，躲起来，我可以转入地下，但是我死也不会离开这条路！”
“托里亚，你还记得在我们的箱子里乱翻东西的那个德国上等兵的手吗？那双手是那么脏，尽是老茧，抓住东西就不肯放，现在我好像一直看见这双手就在眼前，”邬丽亚轻轻地说，“就在我回来的头一天，我又看到这样的手，它们在我们的床上和箱子里乱翻，它们把母亲的、我的和姐姐的衣服剪成他们的三角围巾，它们甚至在没有洗过的脏衣服里翻找也不嫌脏，而且它们还想挖到我们的灵魂里来……托里亚！我有好几夜坐在我们家的小厨房里睡不着觉，——你知道我们家的厨房跟正房完全是隔开的，——我坐在漆黑的厨房里，听着德国人在屋子里大喊大嚷，逼着我的生病的母亲侍候他们。我这样坐了不止一夜，我在检查我自己。我一直在想：我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我有没有权利走上这条路？后来我想通了，我没有别的路。是的，我只能走这条路，不然我就根本无法生活。我拿我的母亲起誓，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决不离开这条路！”邬丽亚的乌黑的眼睛望着阿纳托里，说。
邬丽亚和阿纳托里都深深激动。好一会工夫他们谁也没有作声。
“我们来计划一下，先跟谁谈，”阿纳托里抑制住激动，嗄声说，“我们从姑娘们开始，好吗？”
“当然要有玛雅·毕格里万诺娃和莎霞·庞达烈娃。当然还有李丽亚·伊凡尼兴娜。跟着李丽亚的还有安东妮娜。我想还有安格林娜·萨莫欣娜、妮娜·盖拉西莫娃。”邬丽亚一个一个地举出名字。
“那么我们的那个积极分子呢？啊，她叫什么来的，——
就是那个少先队辅导员。”
“是维丽柯娃吗？”邬丽亚脸上露出了冷冷的神气。“你知道，我有话要告诉你。在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往往会对这件事或那件事发表激烈的意见。但是每人心里一定要有一样神圣的东西，对这种神圣的东西，就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是不能嘲笑的，不能无礼地带着讥笑来议论的。可是维丽柯娃这种人……谁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我反正是不信任她……”
“那就放一放吧，我们将来再仔细考察考察。”阿纳托里说。
“那还不如要妮娜·米纳耶娃呢。”邬丽亚说。
“那个浅色头发的胆小的姑娘吗？”
“你不要这样想，她不是胆小，她是怕羞，其实她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
“那么亚历山德拉·杜勃罗维娜呢？”
“她的事，我们去问问玛雅。”邬丽雅笑了。
“你听我说，你为什么不提你最要好的朋友瓦丽雅·费拉托娃呢？”阿纳托里忽然惊奇地问。
邬丽亚半晌没有作声，阿纳托里也看不出她脸上反映出什么样的感情。
“是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还是那样爱她，谁也没有像我那样了解她的心地是多么善良，但是她不能走上这条路，她太软弱，我怕她只能做牺牲品。”邬丽亚说，她的嘴唇和鼻翼似乎微抖了一下。“那么小伙子里面有哪些人呢？”她问，似乎想转移话题。
“小伙子里面，当然有维克多，我已经跟他谈过。你既然提出莎霞·庞达烈娃，当然你是提得对的，那么就该有她的哥哥瓦西里。当然还有叶夫盖尼·谢毕辽夫和符拉箕米尔·腊高静……此外，我想，还有鲍利斯·葛拉万，你知道他吗？就是从比萨拉比亚疏散过来的那个摩尔达维亚小伙子……”
他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挑选着他们的男女同伴。已经残缺、却还很大的月亮悬在树后，发出红光，园中浓密而分明的树影纵横交错，整个大自然充溢着令人不安的神秘气氛。
“住在我们两家的德国人都走了，这是多么幸福啊！我看见他们就来气，特别是现在。”邬丽亚说。
邬丽亚自从回来以后，就单独住在跟一排边屋相连的那个巴掌大的小厨房里。现在她点亮灶上的油灯，眼睛望着前面，在床上坐了一会。她单独面对着自己和自己的一生，像一个人在精神上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那样，极端坦白地正视自己的灵魂。
她在床前蹲下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手提箱，再从箱底的内衣下面摸出一本破旧不堪的漆皮簿面练习本。她从上次离家以来，就不曾摸过它。
第一页上字迹模糊的铅笔字，好像是全部内容的题词，它本身就说明了为什么邬丽亚要有这样一个本子以及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个决定他今后精神命运的时期，那时他的精神发展发生转变。据说，这个转变要到少年时代才会到来。这不对：对许多人说来，它在美妙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波米亚洛夫斯基①）——
①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作家，重要作品有《神学校随笔》。
看到她在几乎还是儿童时代就记下了这样符合她目前精神状态的东西，她怀着惆怅、愉快、而又惊奇的心情随便挑选着读下去：
在战役中，必须善于利用每一分钟并且具有当机立断的能力。
有什么东西能够对抗人的坚强意志呢？意志包含着整个灵魂，包含着种种愿望——就是说，要恨、要爱、要怜悯、要高兴、要生活，总之，意志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要创造或是破坏某种东西的自由的憧憬，是能从无中创造奇迹的创造力！……
（莱蒙托夫）
我惭愧得恨不得钻到地里去。惭愧啊，惭愧，——不，还不止是惭愧，——嘲笑别人穿得不好是可耻的！我甚至记不起，我是什么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可是今天对妮娜·米的这件事——不，我甚至不能写……不管我想起什么，都要使我脸红，使我全身发烧。我甚至跟李兹卡·乌接近起来，因为我们常常一块嘲笑穿得不好的人，可是她的父母……这一点不必写，总之她这个人太坏。可是今天，我这样傲慢地，正是傲慢地把妮娜嘲笑了一顿，甚至把她的上衣从裙子里拉出来，可是妮娜说……不，我不能重复她的话。但是凭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坏的思想。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我希望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我简直没有想到，有很多人还过着穷困的生活，特别是妮娜·米，她总是被人欺侮的……我发誓，妮诺奇卡，我以后永远不再这样，永远不再这样了！
接下去显然是第二天加上去的铅笔字：“那么你去请她宽恕，是的，是的，是的！……”
翻过两页，上面写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①（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个米·尼毕竟是可笑的！当然，我不讳言，我（有时）喜欢跟他一起玩。而且他跳舞跳得很好。但是他太喜欢强调自己的军衔和夸耀自己的勋章，而这一点正是我根本不在乎的。昨天他提起我早已料到但是又极不愿意听的话……我把他嘲笑了一顿，一点也不可怜他。至于他说他要自杀，那是撒谎，是他的卑鄙作风。他胖得要命，他应该上前线去，背着枪行军。我决不同意，决不，决不！……
我们谦逊的指挥官中最勇敢的指挥官，我们勇敢的指挥官中最谦逊的指挥官——我所记得的柯托夫斯基②同志就是这样的。
愿他的英名和光荣永垂不朽！（斯大林）——
①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句。
②柯托夫斯基（1881—1925），苏联国内战争英雄，红骑兵的优秀指挥员之一。
邬丽亚一直低头翻阅她学生时代的练习本，后来她听见边门轻轻地响了一下，什么人的小脚轻盈地跑过小院来到厨房门口。
没有敲门，门就打开了，瓦丽雅两眼发直地跑到邬丽亚跟前。她跪倒在泥地上，把脸埋在邬丽亚的膝头上。
她们半晌没有开口，邬丽亚感到瓦丽雅的胸部在起伏不停，心在怦怦地跳。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瓦丽雅？”邬丽亚轻声问道。
瓦丽雅仰起脸来，湿润的嘴半张着。
“邬丽亚！”她说。“他们要把我赶到德国去。”
瓦丽雅虽然深深厌恶德国人和他们在城里的所作所为，可是看见德国人却怕得要命。从他们进城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在担心，生怕随时会有什么祸事临到她或是她母亲的头上。
要大家到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命令公布之后，瓦丽雅一直没有照这个命令去做，因此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走上对抗德国政权的道路的罪犯，终日等待他们来逮捕她。
这天早上，她去市场的时候碰到几个已经去登记过的五一村人：他们正去上工，去修建一个小矿井，五一村地区有不少这样的小矿井。
那时瓦丽雅羞于向邬丽亚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偷偷地瞒着她去登记。
职业介绍所设在山岗上一座白色平房里，离区执委会不远。有几十个年轻人和中年人，主要是妇人和姑娘，排队站在门口。瓦丽雅老远就在队列中认出了五一村学校的同班同学维丽柯娃。瓦丽雅根据她矮小的身材、好像是贴上去的光滑的头发和两条向前翘着的又短又尖的小辫，认出是她，就走到她跟前，想排在前面一些。
在战争的岁月里，人们得花不少的时间排队——排队领面包、排队领食品、排队领食品券，甚至在被动员参加后方劳动的时候也要排队。那时候，每个人都竭力想排在前面些，如果有人利用熟人关系或是利用职位不排队，大家就会争吵不休。但是，这并不是那种队列。这是排队去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谁也不抢先到那里去。维丽柯娃用她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凶狠的眼睛对瓦丽雅默默地望了一眼，就让她站在自己前面。
队列移动得相当快，——两个两个地进去。瓦丽雅把手帕包着的公民证捏在出汗的手里，按在胸口，和维丽柯娃一同走进去。
在办理登记的房间里，正对门放了一张长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肥胖的德国上等兵和一个脸色非常娇嫩红润、下巴长得特别的俄罗斯妇女。瓦丽雅和维丽柯娃都认得她：她在克拉斯诺顿的好几个学校里——也包括五一村学校——教德语。说来也奇怪，她的姓也是聂姆庆诺娃①——
①聂姆庆诺娃的字根是从“德国女人”（俄语音译“聂姆卡”）来的。
姑娘们向她问了好。
“啊……我的学生！”聂姆庆诺娃说，她垂下深色的长睫毛，不自然地笑了笑。
房间里的打字机嗒嗒地响着。左右两边的门口都排着不长的队。
聂姆庆诺娃询问了瓦丽雅的年龄、父母的姓名和住址，把它们记录在一张长长的表格上。同时她又把所有这些材料翻译给德国上等兵听，于是他再把这一切用德文记录在另一张表格上。在聂姆庆诺娃问她的时候，右面的房间里有人出来，又有人进去。突然瓦丽雅看见一个眼泪汪汪的年轻妇女，头发蓬乱，脸憋得通红。她急急地穿过房间，一只手扣着上衣的钮扣。
这时聂姆庆诺娃又向瓦丽雅问了什么。
“您说什么？”瓦丽雅目送着那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妇女，问道。
“你身体健康吗？没有什么毛病吗？”聂姆庆诺娃问。
“不，我很健康。”瓦丽雅说。
维丽柯娃忽然在后面拉拉她的衣服，等瓦丽雅回过头去，维丽柯娃的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眼睛却冷冷地望着她的身旁了。
“去见所长！”聂姆庆诺娃说。
瓦丽雅机械地转到右面的队列，又回过头来望望维丽柯娃。维丽柯娃正在机械地回答那些同样的问题。
所长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从门后传来简短的、不很响亮的德语吆喝声。在询问维丽柯娃的时候，从所长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慌慌张张，脸色苍白，也是边走边扣着制服的钮扣。
这时瓦丽雅听到矮小的维丽柯娃用她那刺耳的声音说道：“您自己知道，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①，我有肺病——呐，您听见吗？”维丽柯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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