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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架空传-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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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朱瞻基也是不得已才会想出这个办法:若是能够立宰相,那么国家大事便可以由君相分担。若皇帝不称职,无论是曹操那种奸相还是诸葛亮那样的贤相,总之可以用相权在行政方面部分地代替君权的作用。如今不能立丞相了,好处是皇帝即使不称职也不会出现曹操那种可能篡国的奸相,但国家大事总得有人来处理吧?权力真空总得有人填补吧?由于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因此宦官掌握的权力实质上属于皇权的延伸。所以,太监再次走上政治舞台便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既然必须用太监来弥补皇帝精力不足的弊端,那么禁止太监识字便不怎么妥当了。
    再者说,朱棣本人也有意使用太监。是否将“票拟权”和“批红权”分割出去朱棣还没下定决心,但有三件事是一定要重用太监的:一是下西洋,二是东厂,三是监军。
    下西洋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强大,能够完成这一壮举。离了郑和未必无法成功,但朱棣对此多少有点忌讳——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成功了,何必对此进行改变呢?万一换个人不如郑和,弄出点瑕疵来,岂不是让人很不爽?
    成立东厂是为了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度。要知道,皇帝虽然依靠文官集团的帮助来统治国家,但皇帝的“家天下”思维与文官集团内在的秩序需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维护君权的绝对性、独占性、自私排他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应有之义,而文官集团为了有效地统治国家,却必须维护某种秩序。
    朱棣对于“随意加税、夺取私人财产、强娶民女或是任意杀戮大臣”什么的并不感兴趣,但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无论什么改革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必定会遭受阻力。当阻力来自文官集团内部时,如果没有类似于东厂的机构,想要将改革强制推行下去显然是痴人说梦。
    至于说监军,一般来说监军制度会对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伤害,但是在通信并不发达的十五世纪,没有监军却又容易导致形成军阀势力,因此只能两害相较权取其轻。再说,现在军队里有了宪兵,只要将监军的权力规范一下,那么监军对军队造成的伤害将会减至最低限度——若监军超出职权范围而对军队指手画脚,相对独立的宪兵系统自然可以介入。
    ……
    见朱棣看着自己的策论摇头不语,景秀忍不住问道:“毕兄,我这个策论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朱棣想了想,便将废除丞相制度后可能会形成权力真空的理论阐述了一遍。然后又从“人性”以及“制衡”两个角度分析,证明皇帝加强皇权,利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对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景秀听后,不由陷入了沉思。
    这时周忱和钱成已经下完了棋,听完朱棣刚才那番话,两人不禁失声赞叹“高论”。
    半晌,景秀叹息道:“毕兄果然高见。听毕兄这么一说,似乎只能恢复丞相制度了。如此,此次科考的策论我就以《应当恢复丞相制度》为题如何?”
    朱棣闻言失笑。
    “本朝太祖皇帝曾言,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当今皇上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才登上大宝,你写这么一个策论交上去,先不说能不能中进士,能否保住脑袋也在两可之间。”
    景秀皱着眉反驳:“当今皇上进行了那么多改革,显然是励精图治勇于改革的。依我看,只要我的策论有道理,皇上应该会接受。”
    “既然太祖皇帝说过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那么主考官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冒着杀头的风险取你为进士?所以说,即便当今皇上能接受你的观点,但问题是他多半见不到这道策论。”
    景秀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如此说来,想要预防宦官为祸竟是不可能了?”
    朱棣自信地一笑。
    “也不尽然。”
    景秀连忙热切地问道:“兄台有何妙策?”
    朱棣看着空出来的棋盘,笑道:“这样吧,我们来下盘棋,若是你赢了,我便告诉你。”
    听完朱棣的提议,景秀略微有些奇怪,但旋即连忙点头同意。
    ……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中)
    朱棣本意是但求一败,因此虽然输了,却也很高兴地兑现了承诺。
    “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设置一个能够制止太监为祸的制度便可以了。”
    景秀听了却大失所望。
    “制止?如兄台所言,若是后世出了位怠政的皇帝,批红权完全归秉笔太监,那时根本就拿权宦没任何办法。毕竟皇帝若是怠政,那么状告权宦便只能通过奏折,而那时奏折又由权宦把持,只要不将状告自己的奏折交给皇帝,权宦便可安然无忧。退一步说,即便皇帝听说了权宦违法之事,但并不相信,又或者是并不理会,那又能怎么办?”
    “太祖皇帝在宫门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有太祖皇帝亲笔所写的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干政后如何处理却未曾说明。”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地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地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地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地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地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地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地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地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地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地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地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地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地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地场所在海上。
    ……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地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四策,分别是“直捣巢**”、“屠杀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
    所谓“直捣巢**”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为期并不长,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
    所谓“屠杀立威”就是针对那些胆敢骚扰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思汗征服草原时所采用的方法,攻破一个敌对部落后,凡是高于车轮的男性全部杀死,女性和小孩全部掠过战利品。钱成认为,既然铁木真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游牧民族老老实实地匍匐在他脚下,想来明朝采用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会差。
    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是以金钱、官爵等为诱饵,诱使更多恭顺的游牧部落加入中央政府一方,或使用政治欺骗手段,形成拉一个打一个的局面。
    所谓“雕剿”就是指事先获得确凿的情报,然后间道行军,以奇兵出其不意地达到消灭反抗势力首领的目的。按朱棣的理解,“雕剿”其实也就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
    读完钱成的策论后,朱棣道:“虽说都是些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其实多半也是经国大道。只不过,若策论里再添点东西……”
    钱成咧嘴一笑。“我知道,下棋赢了就告诉我嘛。”
    ……
    朱棣又输了。输了就得认帐。
    朱棣对钱成说道:“封狼居胥是历代名将的最高追求。然而你认为,‘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是否就是霍去病的功劳?”
    钱成想了想,一本正经地答道:“若无汉武帝慧眼识珠,则无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举族西迁,功劳最大的还是汉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错。但是能够将匈奴驱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却不是主要的。”
    不仅钱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满脸的质疑神情。
    “秦时蒙恬重创过匈奴人,将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窜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南下牧马。大约是心有余悸的缘故吧,楚汉相争时中原大乱,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连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时李靖也曾重创过突厥人,军锋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若汉朝仅仅只是依靠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即便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毕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创也难以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来。真正迫使匈奴举族西迁的原因在于:汉朝强大以后,给东胡的乌恒、鲜卑提供武器、钱财,雇用他们打匈奴。东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为凭证向汉朝邀功请赏。有些东胡部落,比如说鲜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转而依靠屠杀匈奴部落的牧民为生——有着这种依靠屠杀本族牧民为生的恶邻,谁受得了?”
    “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可以打败游牧民族,但是却很难打出歼灭战,因为在短距离内人腿跑不过马腿。而且,当农耕政权派遗以步兵为主的大军深入草原进行清剿时,尽管农耕政权会为此消耗极为惊人的资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战,农耕政权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战果。可以说,若不是因为东胡充当了汉朝的雇佣军,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进而被迫全族西逃。”
    钱成仍然不服气。“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论里也说过。再说,这同样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摇摇头。“若汉朝武力不强大,之前未能重创匈奴,给东胡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钱财布帛为代价去雇佣,东胡同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屠杀匈奴牧民。说起来,武力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总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经济方面的因素却重要些。刚才我就曾说过,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创过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见受重创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论中增加一个论点:朝廷对已归顺的游牧民族区域设立了马市,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资一直以来都是受严格控制的。然而为了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问题,可对茶马贸易进行适当的改革。”
    “以广宁马市为例,此马市主要面向归顺于大明的朵颜三卫。可令朵颜三卫以鞑靼、瓦刺或者其他不服王化的蛮夷为目标,然后凭人头向马市换取各类票据和大明宝钞。所谓票据,和盐引、茶引相类似。有票据,则可购买相应物资,无票据,即便有钱也不可购买此物资。为了激励朵颜三卫对袭击鞑靼和瓦刺产生充分的兴趣,可适当放松对马市的限制,除茶叶、粮食、陶器、丝绸布帛、珠宝玉石等物资外,还可交易原本严格限制的铁器、铜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票据。”
    “待归顺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专职或者兼职的割头族之后,那么残元势力就只剩下三个选择:要么提心吊胆地活着,每天醒来都庆幸脑袋还在;要么学匈奴一样,举族西迁;要么,就向大明彻底投诚,然后将利刃指向尚未归顺的部落。”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下)
    听到这里,景秀问道:“毕兄,我有一个疑问。汉朝时虽然将匈奴打得举族西迁,但是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其他的游牧民族取而代之。其中鲜卑是驱赶匈奴西迁最大的功臣,然而百年之后,此獠却成为了五胡乱华的主力之一。此作何解?”
    朱棣沉默片刻,缓缓说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很多方面。”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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