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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窗烛话-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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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父亲因为被判定是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罢官免职，押往东山农场劳动改造，母亲则带着我们兄弟俩来到这里。当时的派系斗争还是很仁慈的，至少保留了我母亲的党籍，母亲就调入教育系统来了，当的是校长，就分到一个单间，这就是我们母子三人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兄弟俩的安乐窝。
一张双人床，一张办公桌，一个洗脸架，几把椅子，还有钉在床尾墙上的小书架，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对当时那间小房的陈设依然记忆犹新。我很小就喜欢看书，书架就是我的所爱，那里面有装裱得很精致的志愿军英雄集，有大部头的《红旗飘飘》，还有一期《中国青年》内页上刊登的歌曲是《十送红军》。当时我不会唱，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对这个细节印象如此之深。
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弟弟都长的骨瘦如柴，被高高大大，嘴里镶着金牙的丁老师戏称为“丝瓜”，“缸豆”。但就是这样的丝瓜却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乏的时候，感到了精神生活的极其充实。
那是我最快活，最无拘无束的幸福时光，因为有专门的文章纪念那段难忘的生活，就不用在这里赘言了。
天命五十 38．温暖的小木屋
南正下街一直都没有显赫过，前面有大名鼎鼎的南正街，后面有万商云集的环城南路，南正下街不过就是一条极普通的小街。在中段还曾经有过一条七拐八弯的小巷，走不多久就有一栋两层楼的破旧木屋。那里是个贫民窟，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从楼下横七竖八的柴灶之间穿过，顺着狭窄而昏暗的楼梯上楼，一直走到头，有一个单间，里面不过就是一张双人床，几口木箱，一个小饭桌而已。我很高兴的喘着气，推开薄薄的房门，取下书包，叫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
那是我们的新家，也是我们自从和父亲分开以后重新拥有的一个新家。那个时候，父亲刚刚结束了在东山上的劳动改造，拖着一条伤腿回到了城区，虽说还没平反，但强加的一些不实之词已经澄清，也不过就是时来运转了。父亲正在等待重新分配，得有一个安身之处，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的新家。
那个温暖的小木屋留给我一些像电影蒙太奇般的印象深刻的回忆。铁锅里冒着热腾腾的水蒸气，玉米面的小窝头已经快蒸好了，小饭桌上还有一盘大头菜；那年的中秋，父亲咬咬牙，买了好大一个月饼，一家四口分而食之，月光从窗外透进来，其乐融融；隔壁房里住有一个老大爷，咳得很厉害，会拉那种很凄凉的胡琴，就在我们不经意之时，他又拉了起来，咿咿呀呀的，他还会唱，嗓音嘶哑的，似乎总是那首：“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几十年过去，每当我从这里经过，嘶哑苍老的歌声似乎又在耳边缭绕，就像那些变形的胶木唱片，唱针在上面起伏，声音也在上面起伏。
天命五十 39．小巷里的旧房
我的曾经拥有过的第四个家的具体位置我都记不清了，住了多久更是回忆不起来了，除了记得就在仁寿路，记得是一个小小的单间以外，其余的就没有一点印象了。
多年以后，为了写这些回忆录，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在那条仁寿路上徘徊，打量着那些已经破损不堪、摇摇欲坠的房屋，打量着那些狭窄、潮湿的小巷，也打量着那些东倒西歪的老树，却怎么也无法寻找到一点印象。甚至也不知道曾经存在过的这个家是在南正下街以前，还是在那以后。
如今想起来，那大概也是在父亲刚刚重新恢复工作之初的那段时间吧。父亲在市府工作，住在南正上街离市政府毕竟有些远，再加上离母亲上班的五中也太远的缘故，就只好在这里简单的找一间房，做一种过渡。我大概还是因为当时少不经事，要不然，为什么记忆如此淡薄呢？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指明，春天已经不远了。
天命五十 40．家在解放路
无论怎么说，这些年解放路的变化是巨大的，以前这条街上的老建筑基本上已荡然无存，甚至把最有纪念意义的那座原来的老《宜昌报》社的大楼也推倒重来了，历史消亡了，故事也消亡了。
就在解放路与云集路交汇处，也就是现在解放电影院前面，很早以前还没有现在这样贯通的云集路下段，而是横着一栋三层楼的红卫商店，那时的规模可是全市第一。旁边有条小巷，巷口有个卖瓜子的小商贩，他在门口架的布伞上有一盏路灯，晚上还是挺亮的，小贩的旁边有一栋方方正正的两层的砖楼，楼下是服装厂的门市部，当时很有名，拐过去，楼下有扇小门，顺着窄窄的楼梯走上去，就是我们的家。
那还是一个单间，但房间很大，足有二三十平米，天花板高高的，有些苏式的建筑感，有着大大的玻璃窗，解放路行道树的树梢就在窗外摇曳。阳光经常不邀自来的缓缓踱入我家，光明的，灿烂的。家里的陈设还是很简单，一张双人床，一个小饭桌，一个竹书架，不过就是多了几口极普通的木箱。我对这个家的印象还是不太深，留下记忆的就是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厌其烦地给我和弟弟念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智取华山》，那是一部描写解放军攻克华山的英雄故事，直到如今，我依然清晰的记得父亲那张眉飞色舞的激动的脸，以及那绘声绘色的语气，而这样的情景对于在我们面前一向严肃，有些近乎刻板的父亲来说，简直就是奇迹，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了。
那时的宜昌城区只不过是个山区与平原过渡之间的繁华的小集镇，我早已上学了，先是在中心小学（也就是后来的红星路小学），再就是学院街小学（不是现在的学院街小学，那座历史久远、师资雄厚的小学早就化为灰烬了）。当时我喜欢上学，在家只有很少的时间，只记得和弟弟穿着木板拖鞋走在木地板上声响很大，自己就哈哈大笑。
有时候，我和弟弟就趴在宽大的窗户上望着楼下解放路这条宜昌当时最热闹的街道上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从白天到夜晚，从春天到冬季，我们到底在看什么，看了些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天命五十 41．四新路的家
四新路以前叫三新路，文革中改的名，在四新路里有个在当时赫赫有名的人委宿舍。由三栋两层的灰砖别墅楼和三栋三层的宿舍楼所组成，还有配套的家属食堂和宿舍管理员，前面是木器厂的集材场，还有栽着一排排树苗的苗圃。没有围墙，四通八达，后面就是木桥街，有华侨宿舍。也是三层，人委宿舍是青砖，华侨宿舍则是红砖，这就是唯一的区别，当然除了人委宿舍的大门前有一个象征性的门房以外。
我们住在第四栋一单元三楼四号房。这是我记忆中的属于我家的第一个套间，刚完工不久，用当时的眼光看来是挺好的。木地板，先刷的是黄漆，颜色淡淡的那种，时间慢慢过去，黄漆脱落了，再刷一层红漆，红彤彤的那种。后来，红漆也脱落了，就露出木板的本色，父亲是个很勤快、很爱干净的男人，几乎每天都用洗把拖上一遍，水渍干了以后，木板呈现出干净的白色。
里间当然是父母的，一张双人床是我家买的，一张办公桌是公家配发的，桌上有一盏铁质台灯，一台红灯收音机，电子管的，在我以后的好几年的时间里，这台扭开开关后需要预热的收音机就慢慢传出了沙沙的电流声，还有播音员富有磁性的声音。这台收音机曾陪着我度过多少寂寞和难耐的岁月，有过多少难忘的记忆。紧贴办公桌是几口箱子，木的，皮的，大的、小的，在那个时间里，我们家似乎总在准备搬家，随时随地都可能发来命令，于是，提起箱子再到另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新家。
靠窗有一个五屉柜，这是我们搬来以后新买的，柜上摆着全家人幸福的合影，还有母亲的雪花膏，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时不时炸好放在柜上的那种“刁子鱼”（宜昌土话，是一种体形细长，银白色的江鱼），用一个细腻的陶瓷碗盛着，在柜上发出诱人的香味，我和弟弟就会偷偷的摸一条喂进嘴里，又香又脆，连细小的鱼骨头都一起嚼碎吞下，那种美妙的滋味一辈子再也没有尝到过。
外面的一间当然是属于我们兄弟的。正墙上是毛主席像，当然文革的时候将那张标准像换成了那张风靡一时的《毛主席去安源》，像下有一张方桌，全家人吃饭，兄弟俩写字，朋友们来访全在这张桌上进行。我重新学会写的第一个字就是在这里实现历史性的突破。靠窗有一张竹床，它一直陪伴我们家已经许多年了，竹面全都红透了，那是汗水和洗擦的结果。竹床上有一个大竹篓，那就是我们俩兄弟的衣柜。记得一九六六年我出去串连回宜，顺手将一件毛线背心扔到里面，之后居然长出了无数的跳蚤，害得母亲着着实实的洗了好几天，将所有的衣服都用开水烫了好几遍。
从我家的窗户望出去，就是一片栽种着小树苗的苗圃，后来，变成了木器厂的储木场，再后来，就建起了一栋丑陋无比的两层楼的木器厂宿舍。靠墙边就是我家历史最悠久、最好看的车木双人床。现在属于我们兄弟俩，那是我的乐园，有书，衣服，枕头下面有我指导弟弟组装的矿石收音机，天花板上还有用漆包线作的网状天线。床底下有一口大大的木箱，里面装着我们的书籍，也有自认为珍稀的玩物，也有一些属于男孩子自己的秘密。如今都不见了，挺可惜的。
面对着窗的一面墙边有我家最早的一张小饭桌，上面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好几个热水瓶，旁边是一个木制的洗脸架，在洗脸架的边上有一口盛米的米缸，不大，深深的，很朴实的。出门右转是我家的厨房，很小的，只有几平米大，堆了半屋的煤球，还有煤炉，生火柴，年长月久，厨房的墙壁被熏得漆黑，晚上就是打开灯也是朦朦胧胧的。那栋楼没有厕所，得下楼，走过另一个单元，才能见到那座臭哄哄的公共厕所，就是要用水，也得要走过两个厨房才能取到水，这个楼层只有唯一的一个水龙头。
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家。中学的快乐时光，文革的风起云涌，命运的无情摧残、与厄运的抗争，还有日复一日的读书时期，参加工作后的新生活，还有我青年时代那些已经淡忘的朋友和变得模糊不清的爱情……如今那栋青砖青瓦的建筑还在，还奇迹般地存在着，其他的几栋房早就被高楼大厦所取代，但曾经属于我的第4栋依然存在着，每当从那里经过，总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
它是我心灵里的一片净土。
天命五十 42．康庄路工业局宿舍
从四新路的人委宿舍搬出来的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后的时期了。那是一九七八年，父亲成了市工业局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搬到了康庄路（现在叫隆康路）工业局的宿舍里。这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人们都在改善住房条件，都在憧憬未来，都在迎接一轮新的经济发展，工业局就在高高的桃花岭的下面建了一栋新的楼房，我们家也由此鸟枪换炮了。
楼房外墙是粉刷过的，一共五层，一层两户人家。我家在四楼，进门是一个小门厅，也是我家的餐厅，不过摆上桌子，再坐上几个人就人满为患了。从左到右，是一个小厕所，很小，我的印象里，站上两个人都很困难，接着就是我的房，那也是一间属于我所有的房间，因为我结婚了。再就是父母的房，也是这套房中最大的一间。然后是弟弟的房间，一张小床、一堆家具，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那时弟弟很少在家，除了读书，在家就蒙头呼呼睡觉，那时他正在读电大，还有自己的女朋友。我们家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那时还没有兴起什么抽油烟机，只要炒菜，就油烟弥漫，满屋都是菜的味道。
这是我结婚的地方，新房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一张从上海千里迢迢托人带回的双人铁床，那可是当时最时髦的。我结婚前请的木匠给我做了写字台、五屉柜、三开大衣柜、一张小方桌、四个方凳，把房里摆得满满当当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新人新办的最典型的摆设了。对了，我还买了一个竹书架，被前来祝贺的赵援好好的表扬了一番。
一九七八年的初冬，这里喜气洋洋，前来参加我婚礼，祝贺我大喜的各路来宾把不大的房间挤得水泄不通，喜宴就是在家里举办的，志坚的主厨，放了许多的鞭炮。那时，妻子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人，为了结婚，母亲还将她的年龄提高了两岁，那个时候，我们有过多少甜蜜而又灼热的云雨之欢，新婚之夜，我们都早已彼此熟悉了，而且还得一辈子继续熟悉下去。不管后果如何，不管愿意与否。
天命五十 43．市府大院
市委很早就从桃花岭搬到白龙岗去了，市府在原地却一直没动，只是大门一直在动。先是在红星路如今是招商局的那栋欧式的小楼旁边，再就转到红星路面对着中宪里的巷口，最后才是在沿江大道102号修了那座很有气派却没有特色的大门，不过还是保留了红星路的一扇门。有段时候，请愿的、上访的、祈求的、闹事的、静坐的，经常把大门给堵上，就全体改走后门。
父亲经过了无数次的政治斗争的洗礼，在文革后开始宣示他蓬勃的进取劲头，他很快的就荣升了副市长兼政法委书记，又开始在这座不大的城市一言九鼎之后，我们家就搬到政府后院的3号楼，我家在4楼，比起康庄路的工业局宿舍宽敞多了，开始有了大度的印象。这也是一栋刚落成的六层建筑，虽然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老套，但在当时却是很风光，很不错的，市长、市委书记都在其中。
还是一楼两户。进门是一条长长的过道，房间左右摆开，带有那个时期设计的特点。第一间是弟弟的房间，一屋尽是那些过时、实用但舍不得扔掉的老式家具，弟弟还是睡的我们家的第一拥有的那张车木双人床，只是他没有睡多久，后来他和青梅竹马的弟媳结婚了，也就搬出去了，搬到他们位于石板溪的第一个家去了，这间房就变成客房了。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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