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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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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回家
作者：萧乾
“上”人先生是鼎鼎有名的语言艺术家。他说话不但熟练，词儿现成，而且一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据说他的语言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概括性……可就是听起来不怎么具体，有时候还难免有些空洞罗嗦；其二是民主性……他讲话素来不大问对象和场合。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自认有一套独到的办法。他主张首先要掌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究竟与生活里的语言有什么区别，以及他讲的是不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这个问题他倒还没考虑过。总之，他满口离不开“原则上”“基本上”。这些本来很有内容的字眼儿，到他嘴里就成了口头掸，无论碰到什么，他都“上”它一下。于是，好事之徒就赠了他一个绰号，称他做“上”人先生。
这时已是傍晚，“上”人先生还不见回家，他的妻子一边照顾小女儿，一边烧著晚饭。忽听门外一阵脚步中。说时迟，那时快。“上”人推门走了进来。做妻子的看了好不欢喜，赶忙迎上前去。
故事叙到这里，下面转入对话。
妻：今儿个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
上：主观上我本希望早些回来的，但是出于客观上难以逆料、无法控制的原因，以致我实际上回来的时间跟正常的时间发生了距离。
妻（撇了撇嘴）：你干脆说吧，是会散晚啦，还是没挤上汽车？
上：从质量上说，咱们这十路公共汽车的服务水平不能算低，可惜在数量上，它还远远跟不上今天现实的需要。
妻（不耐烦）：大丫头还没回来，小妞子直嚷饿得慌。二丫头，拉小妞子过来吃饭吧！
（小妞子刚满三周岁，怀里抱著个新买的布娃娃，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
妞：爸爸，你瞧我这娃娃好看不？
上：从外形上说，它有一定的可取的地方。不过，嗯，（他扯了扯娃娃的胳膊）不过它的动作还嫌机械了一些。
妞（撒娇地）：爸爸，咱们这个星期天去不去公园呀？
上：原则上，爸爸是同意带你去的，因为公园是个公共文娱活动的地方。不过…………不过近来气候变化很大、缺乏稳定性，等自然条件好转了，爸爸一定满足你这个愿望。”
妻（摆好了饭菜和碗筷）：吃吧，别转文啦！
妞（推开饭碗）：爸爸，我要吃糖。
上：你热爱糖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副食品要是不超过定量，对身体可以起良好的作用。不过，今天早晨妈妈不是分配两块水果糖给你了吗？
妻：我来当翻译吧。小妞子，你爸爸是说，叫你先乖乖儿地吃饭，糖吃多了长虫牙！（温柔地对“上”）今儿个合作社到了一批朝鲜的裙带菜，我称了半斤，用它烧汤试一试，你尝尝合不合口味？
上（舀了一调羹，喝下去）：嗯，不能不说是还有一定的滋味。
妻（茫然地）：什么？倒是合不合口味呀？
上（被逼得实在有些发窘）：从味觉上说如果我的味觉还有一定的准确性的话…………下次如果再烧这个汤的话。那么我倾向于再多放一点儿液体。
妻（猜著）：噢，你是说太咸啦，对不对？下回我烧淡一点儿就是嘞。
（正吃着饭，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推门走进来，这就是“大丫头”，她叫明。今年上初三。）
明：爸爸，（随说随由书包里拿出一幅印的水彩画，得意地说）这是同学送我的，听说是个青年女画家画的。你看这张画好不好？
上（接过画来，歪著头望了望）：这是一幅有著优美画面的画。在我看来（沉吟了一下），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一点，自然跟画家在艺术上的修养是分不开的。然而在表现方式上，还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缺点。
明：爸爸，它哪一点吸引了你？
上：从原则上说，既然是一幅画，它又是国家的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那么，它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明（不服气）：那不成，你得说是什么啊！（然后，眼珠子一转）这么办吧：你先说说它有什么缺点。
上：它有没有缺点，这一点自然是可以商榷的。不过，既然是青年画家画的，那么，从原则上说，青年总有他生气勃勃的一面，也必然有他不成熟的一面。这就叫做事物的规律性。
明：爸爸，要是你问我为什么喜欢它呀，我才不会那么吞吞吐吐呢。我就干脆告诉你。我喜欢芦苇旁边浮着的那群鸭子。瞧，老鸭子打头，后边跟著（数）一、二、三、四……七只小鸭子。我好像看见它们背上羽毛的闪光，听到它们的小翅膀拍水的声音。
上：孩子，评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你怎么能抓住一个具体的部分？而且，“喜欢”这个字眼儿太带有个人趣味的色彩了。
明（不等“上”说完就气愤地插嘴）：我喜欢，我喜欢。喜欢就是喜欢。说什么，我总归还告诉了你我喜欢它什么，你呢？你“上”了半天，（鼓着嘴巴，像是上了当似的）可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
妻：大丫头，别跟你爸爸费嘴啦。他几时曾经告诉过谁什么！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一
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我一向怕写定题定时的文章，唯独这一回，我一点也没迟疑，而且拿起笔来就感到好像有个信息应传达给当代以及后世的读者，告诉他们我认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金是怎样一个人。我立刻把手头的一切工作（包括正在编著的《杨刚文集》）全都放下，腾清书桌，摊开了稿纸。
从哪里开始呢？首先想谈的，还不是我们之间漫长的友谊，而是近两年来由于偶然机会才得知的他的一桩感人事迹。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当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时，学校当局竟然纵容国民党军警开进校园，野蛮地把几十名学生从宿舍里抓走。在校务会议上，他这位老友就愤然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他只好去台湾教书了。1949年，眼看要解放，他又奔回大陆。不幸，这位向往革命已久的朋友，却在人民政权建立的前夕与世长辞了，遗下幼小的子女各一人——他们的母亲早于1938年就去世了。前年我见到了这两个已进入中年的“孩子”，他们今天正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工作着。听说这一对孤苦伶什的孩子当年曾受过巴金一家的照顾。
我想，文章最好从这里开头，就写信给同我较熟的那个“女孩”（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讲了我的意图，希望从她那里了解一些此事的细节。万没料到，我碰到个硬钉子。她回信说：
萧叔叔：对于您的要求，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爱李伯伯，就像爱自己
父亲一样。他的话我是要听的。他不喜欢我们谈他写他，也不喜欢我们对
报刊杂志谈及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很严格的。我一定要尊重
他的意见，不写他，也不乱说他……
接着，还说到巴金对自己的侄子以及其他家属，也同样这样约束。
看完这封短信，我身子凉了半截。因为以此类推，还有几件事估计也属于“禁区”。唉，写一个不许人谈他的事迹的好人，可太困难了。继而又想，我碰的这个硬钉子本身不正可以用来说明巴金的为人吗？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时，编者记起我在咸宁干校沼泽地的稻田里，讲过巴金发现《雷雨》的轶事，就要我把它写出来。我当时说“发现”，这个动词我是经过掂量的，没有夸张。这件事多少是个历史见证人。因为1933年至1935年间，每次我从海甸进城，总在三座门歇脚，《文学季刊》和《水星》编辑部就在那儿。我也认为重温一下新文学史上这段掌故很有现实意义。然而我晓得巴金不愿人提及这件事（下到干校，以为此生与文艺不会再有关系了，我才放松的），他自己更从不提它。要写，需要打通他这一关。于是就写信给巴金，反复强调我的出发点不是褒谁贬谁，只不过希望新的一代编辑们能更及时并认真地看一切来稿。这样，他终于才勉强回信说：
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
了。事实是：一次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好一些，怎样组
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写了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
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来看了。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
街十四号的南屋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
这里，看巴金对自己所做的多么轻描淡写啊！然而如果不是巴金作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
不居功，不矜功，厚人薄己，这在旧社会是少见的品德，在今天，也依然是不可多得的。
二
1977年初，天色开始转晴，我就同洁若商量托人代表我们去看望巴金一趟。我们托的是上海青年音乐家谢天吉，他那时正在歌剧院工作。由于都是惊弓之鸟，怕我这个摘帽右派会给巴金带来新的灾难，信还是由洁若出面来写。天吉带回巴金写给洁若的信说：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念你们。你说萧乾已六十八岁了。我还记得一九三
三年底他几次到燕京大学蔚秀园来看我的情景。那时他才二十四岁……想
不到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我还好，十年只是一瞬间。为自己，毫无所谓。
不过想到一些朋友的遭遇，心里有点不好受。
这段话使我想起1938年当他在上海孤岛（在敌人的鼻子下）坚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远地写信给他，关心他的安全。巴金在《一点感想》一文中说：
我固然感激他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他那渴望着温
暖的年青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担心。……我绝不是一个失败
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
算一个。
这两段话相距约40年，然而精神却是一致的：悲天悯人，关心同类，同情弱者和不幸者；为自己，毫无所谓；对世界，只有责任感，没有权利感；在敌人面前不低头，苦难面前不自怨自艾；对前途，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认为这是了解巴金的人格、作品和人生哲学的一把钥匙。
30年代初期，北方知识界（尤其文艺青年）曾十分苦闷过。那时，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冀东，而掌权者仍不许谈抗战。一些后来当了汉奸的士大夫却在书斋里振笔大谈明清小品，提倡清静无为。1932年鲁迅先生到了北平，那就像窒息的暗室里射进一线曙光。1933年，从上海又来了巴金和郑振铎两位，死气沉沉的北平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办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同青年们广泛交起朋友。很幸运，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写作的。
在见到巴金之前，我已经在《文学》、《现代》上读到他不少的作品了。我觉得他是用心灵蘸着血泪直接同读者对话的一个作家，不是用华丽的词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那时，我自己的头脑可是个大杂烩。有早期接受的一点点进步思想，有从大学课堂里趸来的大量糊涂观念，首先是唯美主义思想。我就是带着那些到蔚秀园去找他的。
记得谈起我对华林的新英雄主义的倾倒时，曾引起他的共鸣。他总是耐心地听，透过那深度近视眼镜注视着对方，然后寥寥几句坦率地说出他的意见。后来我在为《我与文学泻的一文中说：‘’一个由刻苦走上创作道路的先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
这不仅是破除了一件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的人的勇气。”①这位先辈就是在年龄上其实仅大我五岁的巴金。他对我更重要的叮嘱是“一个对人性、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②从他那里，我还懂得了“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像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布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③
①见《我与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237页（上海书店1981年重印）。
②同上第236页。
③同上第237页。
但是他反复对我说的一句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记得我的小说《邮票》发表后，巴金读罢曾告诉我，作品中那个无知的孩子说的“我不小。瞧，我也流泪了。”那句话，使他受了感动。他就是这样给一个初学写作者以鼓励的。
巴金和郑振铎的北来打破了那时存在过的京、海二派的畛域。一时，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报刊上出现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1935年，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手编天津《大公报·文艺》的。不，我最初编的是《小公园》，一个本由“马二先生”主持的货真价实的“报屁股”。然而上海的作家们个计刊物的大小，一时张天翼、艾芜、丽尼等几位的作品就经常在《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甚至那个《小公园》上出现了。这个渠道主要是巴金和靳以帮我打通的。我也因而可以预先编出二三十期刊物，然后去踏访鲁西、苏北的灾区了。
三
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和1937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当时我在《大公报》编《文艺》，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隔几个门就是黄源。巴金那时也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个弄堂里，正在写着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写，所以总睡得很迟。有时我推门进去，他还没有起床。那是很热闹的两年：孟十还编著《作家》；靳以先后编著《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人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那时上海小报上，真是文坛花絮满天飞，但我们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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