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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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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这不但矿工瓦匠办不到，就连搞科研的，也未必能如此便当。
洁若常说，退下来四年了，如今反而比在班上还忙多了。她又编，又写，又译。忽而是是。《小说神髓》，忽而是《万叶集》，忽而是《天人五衰》。有时电话铃响个不停——好在电话机就在她椅后。然而今后几年她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部八十万字的英语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我最佩服她那摘“定额”的办法（据她说，是小时她父亲训练出来的）。不论多么艰巨的工作，都能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去完成。
相形之下，我就疏懒多了。我从来也不是个“拼命三郎”。1954年同洁若结璃后，我变得勤快点了。1955年当上了专业作家后，就碰上审干，未能下去写作。然而三年之内，我一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我手中的笔就被夺走了。
1978年以后，我又连写带译了近百万字。八十年代主要是完成了关于我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当然，还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旧着译。九十年代，我着手写起文学生涯的回忆录，并已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洁若的书桌放在卧室，挤在我们那张大床旁边。由于搞翻译，她整个被英、日文工具书包围起来了，她是能坐下来就干上几个钟头的。
我的书房兼会客室，空间比她的大，设备也比她的齐全。我们两个就分头搞着各自的工作。有时她会探进头来问我要点什么。当然，我也短不了打搅她。我的“手稿”称得起是“天书”，而且经常长得像蜈蚣。我总是利用一些废纸的反面写，并且随写随接。每完成一篇，洁若不论手头有什么工作，都立即放下，替我誊成在编辑部够得上是甲级（指工整程度）的稿子。誉清时，凡她读来不顺口的地方，必然提出。有时我马上首肯，有时商榷，有时难兔争执不下。
1987年洁若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那里日文系把大学所藏她历年所译的书陈列在讲坛下的长桌上：十几本（那还不到她的全部译本的半数）。但是她从来不想躺在已有的成绩上享清福。她闲不下来。为了争取空间，我替她设计的书架有的几乎挨着天花板了。每逢为了写注或弄清某个词的含义，她就爬上爬下地翻阅参考书或字典。
我和洁若都没有老迈感，因为我们的思维都还清楚，而且效率也不减当年。工作最大的报偿，是从完成了它而得到的快慰。等它变成铅字，能与广大读者见面时，所感到的幸福就更大了。
我们对眼下这种“车间生活”十分满意，不论拿什么阔绰舒适的生活来换，我们也不干。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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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家夫妻店
作者：萧乾
江苏文艺出版社这个主意出得高明。本来是各自分头独营的，这回开起夫妻店了。从读者来说，多了点人情味，甚至会引起点好奇。对我们两人来说，好像老来补行一次婚礼，向读者拜拜天地。
说实在的，1954年5月1日洁若和我还真没举行什么婚礼，头天她坐了一辆三轮车，脚底下放了一只皮箱，里边装的是她的全部“嫁妆”。我骑车跟在后边，就把她从东四八条的娘家接到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宿舍里的洞房了。反正登过记，合法啦。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简化得真是过了头。起码也该买上几斤糖果，请些好友热闹一番，让洁若这辈子也尝尝当新娘的滋味呀！至今回想起来，我不免还有些歉意。可是当时她也很同意那么办。文家一向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家，不讲客套，不尚虚荣；既不追求时髦，也不讲究传统礼数。尤其难得的是我那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岳母万佩兰。她老人家虽然未受过新式教育，但为人开朗，一心只要女儿幸福，毫不在乎排场。她把我们送到门口后，只说了声：两个好好地过。姐姐常韦（当时还挂着拐）用深挚亲切的目光祝福了我们。
就我而言，当时不想举行婚礼是很自然的。1936年和1946年我都当过新郎。生活告诉我，婚礼不论多么隆重，都不足以成为婚姻的保障。举办婚礼有如展示建筑的蓝图，盖得成盖不成以及经不经久，是另外的问题。何况自从搬进那大酱园后，同那些喝过延河水的老相识住在一起，我一直感到老大的不舒服。院里只有一位还认识我这个人的三十年代的老友，他——严文井，送了我们一盆菊花，黄色的花摆在屋里，祝福着我们。
婚前，颇有些好心人对我们的结合摇过头，这也难怪，年龄之外，我们在经历上差别也大得很。那时，我已经在人生这条大河里胜过好长一段路，而洁若却连滴水点儿也还没沾过。性格上，我一直横冲直撞，而她则像《培尔·金特》里的索尔维格那样虔诚地双手捧着圣书，目不转睛地低头走着。她文雅，谨慎，我则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更不公平的是，她还没交过一个异性朋友，而我则已离过三次婚，还拖着个娃娃。怎能怪那些好心人当时向她进忠告。
果不其然，婚后三年我就栽了跟头，栽个头破血流。她自然就成了人所不齿的右派分子的臭妖婆。我贬到农场之后，原来维持一家的工资，没了，三个孩子一个上了小学一个刚进幼儿园，另一个还在襁褓中。精神与物质打击同时压了下来。
参观工厂时，我见过一种试验物件坚固性的碾压机。五七年的反右或者任何一次运动，对婚姻来说都是一次碾压过程。倘若夫妻双双都划了右，那对子女当然是不堪设想的灾难；但婚姻保住的系数就大多了。倘若只一方划了右，另一方尽管明知对方冤枉，然而那碾压机使的可是超负荷的压力！想到前边还有几十年哪，怎么受得了！所以，我的这类朋友中，好多对本来可以幸福地一道生活一辈子的，却在超压之下，婚姻还是断裂了。可洁若丝毫也未动摇。
在当时的暴风骤雨中，没戴上帽子的一方为了图存而提出离异，原是人情之常。在这个意义上，五七年的洁若在我心目中是个超人。谁都明白，我这里并不是在恭维。所有那些能顶住的，我都敬为超人。
经历过那么一次轧压，我们的关系自然更加坚固了。1966年8月，当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军宣队领导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宣布文洁若是个特务，因在我家后院发现了个填了土的茅坑，证明里面必然埋过发报机。要我马上同她离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如果她是特务，我不可能不是。干校末期，当连长对她说，由于我是摘帽右派，所以她不能回城时，我马上给工宣队打了报告，说只要放她回城，我甘愿孤身充军到山沟里去了此一生……反正当时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回顾这不平静的四十年，真是感慨万千。我们能恩爱至今，关键的关键还是洁若顶住了五七年那次超承受量的碾压。所以1980年当我为《人民日报》写《终身大事》那八篇短文时，就曾特别提到青年情侣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而那种不测的风云是随时能来临的。
这四十年，环境在改造我们，我们也在相互改造着。洁若原是个文静腼腆，不言不语，与世无争的人。五七年以后，由于我的牵累，骤然成为一个准问题人物。短不了时而要受到一些讥笑、刁难甚至歧视。这样就激起了她这个贵州人的那股潜伏着的倔强性格。她一边得下放锻炼，一边还得支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家，这就使她能干甚至泼辣起来。她学得会顶撞，会反唇相讥了。我几乎是眼睁睁看到她由柔顺变得刚强。如果我是搞心理学的，我倒很想探讨一下人们在历次运动中性格和思路所起的变化。
现在允许搞第二职业了。可是八十年代以前，即便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个人翻译，也是批判会上的头等靶子。然而我垮了之后，为了支撑这个家，让孩子们的营养和学习尽量少受到影响，直到七十年代末，她都经常（除了整个乱了套的文革）下班后继续埋头译书，直到午夜。为此，多年来她的床铺是办公室的几把椅子搭成的。挤车要费时间，而当时家里一张小学生用的双屉桌得尽量让给孩子用，连我也只能钻钻空子，根本没有容她翻译的地方。
我有时同她开玩笑，说她到这世间就是来搞翻译的。她不服气，所以这些年来，她一篇篇文章在发表，一本本书在出。然而她在翻译上的根基确实打得厚。由于她那位严父的督促，小学刚毕业她就在课余把近二十卷约一百万字的《世界小说读本》译出来了。早年她随父去日本，所以先学的是日文。但是那个读本载的却都是欧美古典名著。回国后，她在天主教圣方济会创办的圣心专攻两年英文之后，又以同等学历考上辅仁高中，大学进的是清华外国语文系，所以她的英文学得也很扎实。作为责任编辑，无论经手的是日文还是英文书稿，她都认真得一丝不苟。她经手编过三千万字书稿，自己又从英日文著作中译了三十五本书。八十年代后期，她又向创作进军了。文家五女二男，论聪明洁若自认不如四个姐姐，可是她从小就记住那个龟与兔竞走的故事，一步步地凭坚韧和勤奋，有了今天。
应当补上一句的是，她的这股劲头不但感染了我，也改造了我。合译《尤利西斯》正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
这个集子里我的几篇不需要说什么了，都是我的年轻好友傅光明帮我选的。我深感人老了，身边能有几位年轻人是大有必要的，我很庆幸新时期以来，就一直有几位。有的不定期见面，如李辉和丁亚平，光明则每星期必来两次。他们除了在具体事情上帮我的忙，更重要的是能减慢我的老化过程，让我不断从他们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
关于洁若那部分，我倒有几句话要交代。她本来想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只选她那些描写西欧、美国和东南亚的游记。那当然是正统意义的散文。但是我觉得她写的一些有关三十年代老作家的文章，更有特点，有嚼头。例如有关周作人的晚景，外间知者甚少，而洁若由于从事出版业务的关系，从五十年代起就几乎是外间唯一同这位苦而斋主人保持联系的人。她了解他的晚景。关于他的死，则是得自周家儿媳之口，也是难得的史料。此外，她还当钱稻孙的女弟子，又同冰心和凌叔华大姐有过接触。这些以及关于林徽因的那篇短文，都对研究者有一定的用处。她接受了我的建议。
以上就算是关于我们这家夫妻店的一点说明吧。
一九九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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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房史
作者：萧乾
自从写了《搬家史》之后，我发现几乎任何事物只要用“一生”这根线一串，就能串出一部历史来。我的《在歌声中回忆》就是这么写的。书房也是这样。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
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三五年我进天津《大公报》，同另外三位大学生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楼下就是印大报的机器房，对面是成天冒烟的法租界电力厂。那时我就锻炼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睡觉的本事。当年去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也是先住宿舍，后来先后当了王芸生和杨朔的二房客。“小树叶”去日本之后，我就一个人住一间了。我在编副刊之余，还为巴金、靳以的刊物写文章。我的长篇《梦之谷》就是那时候写的。“小树叶”是从刊物（好像是《文丛》，要不就是《作家》或《文季》上的连载读到的，她气得哭了通鼻子，我只好连口道歉说早应向她坦白。
“八·一三”失业了，后开始逃难了。不要说书房，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成问题了。我们从上海而港粤——武汉——长沙——沉陵——昆明的流徙中，经常是她同女难友，我同男难友搭地铺。最后，多亏了杨振声老师和沈从文先生的照顾，我们总算在昆明北门街分到一间小屋。
三八年在香港《大公报》还是住集体宿舍，三九年出国，在伦敦住公寓同在上海住亭子间差不多，只是白俄女房东换成英国的老大娘。我第一次有间书房是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在剑桥的二十来所学院中，王家学院是很难进的。即便收了，也很难成为住宿生。我由于是由两位最杰出的王家学院毕业生福斯特和魏礼介绍的，所以王家学院让我住了进去。除了卧室还给我一间书房，北面窗户濒临剑河，东面则对着著名的王家学院教堂和大草坪。那幢楼建于十四世纪，但设备完全现代化了，长沙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七八位来客。书房门楣上照例漆着我的姓名。
我虽只占用过那间书房两年（没写完论文却写了两本书和连载重庆《大公报》的《话谈当今英格兰》），我却时常怀念那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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