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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色道-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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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同乡田路朝一约我再去此深宅。
我俩摸进客房，见三个女人还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便急不可待地脱掉衣服扑上去，你可能想象不到，她们的身体不再是热乎乎的，而是冰凉冰凉的。
我以为是在地上躺久了造成的，想把她们搬到闲置的床上。
田路朝一小声告诉我，她们全都死了。
我不信，再摸嘴唇，已经没有呼吸感了。三个女人都死了，很可惜。
我不会再有兴趣，田路朝一仍有兴趣，在一边奸淫这三具死尸。
明天再写，此信可妥善保存好。最近大本营有令，不允许返回本土的士兵谈在中国的一切所作所为。
宫本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南京
这个宫本所犯的强奸罪很多。强奸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一般是两三个或三五个结伙一起外出实施犯罪。单个的日本人是怯懦的、胆小的，因此单个外出比较少，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一般不敢独自冒险猎取中国女人，但战争期间集体强奸的事件很多。为了保证日本“皇军”身体和生命安全，日本政府还组织和支持这样的一种集体强奸方式，即强迫中国妇女做日军的慰安妇，这些中国慰安妇在他们眼里是温顺的猫。我们还是来看看那个大尉宫本吧，在军邮信件中，宫本还向吉川资炫耀了他在南京强奸中国慰安妇的感受：
吉川资君：
……
慰安营是用木板搭的简易房子，离下关煤炭港不远；里面关押着近300名慰安妇，毫无疑问，她们是这次胜利的战利品，也是在当地征集的女人。
我们到达时，她们已经全部被强暴得温顺了，如同一群猫卧在地板上，守着炭火，一丝不挂，也不收费，只是等待着我们上去。有的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也许是怕她们跑还是怕她们挣扎，每个士兵都发了一个饭团子，说是捎给你干的女人，这是她们全天的口粮。女人们见到饭团子，红了眼，夺过去就吃，全然不顾我们在她们身上干什么。
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
在我们接受慰安时，外面响了一阵枪声；后来听说是有人来劫夺这些慰安妇，结果被全部打死。
待我们集合等待离去时，又有80多名当地女人被押进来，填补有些体力不支的慰安妇位置。
今天写到这里，长官说中国很快就要投降了，这样，明年三四月就能返回本土了，也能和你在一起了。
宫本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
发信者这样津津有味地炫耀着，相信收信者在另一地也在不断地分享着、羡慕着他们的强奸生活。
在日本国内人们对成功人士的性放纵通常会比较宽恕，这种纵容心态使日本人到国外马上发展到变态的侵犯，日军因此在侵华战争中恣意强暴和践踏中国女性，以作为军队的一种“减压阀”。从历史文化上看，慰安妇存在的根源首先是旧武士生活的复活，武士追求的就是即时行乐，日本“皇军”在shè精并满足之后，便可以去死，忘记了死亡的恐惧。
日本“肉体文学”的代表作家田村泰次郎在小说《雾》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肉体是他们活着的唯一证明，精神的作用无助于他们活着，“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吃、喝、睡”，“既与敌人斗，又追逐女人，这样，自己才品尝到活着的滋味”。
其实在后方的日本男性未尝不是如此。这种变态行为和变态心理在日本是相对普遍存在的，只不过被派遣到战场的日本“皇军”士兵因完全“解放”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已。
放纵与开放：体制的纵容与社会经济的诱导 阴阳不调：缺失的丈夫与“不伦”的主妇
“经济寡妇”与成为“工蜂”的男人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于40年代或战后的妻子中，婚外情的现象依然很多，此时导致她们搞婚外情的原因则主要在她们的丈夫，因为这一代日本男人几乎是无性的人，就像是无性的“工蜂”。有人解释说他们是因为工作而忽略了性生活，以工作的成就代替了性爱的愉悦。大多数日本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可谓是精力旺盛，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人生价值，在性生活中却丢掉了尊严。日本中年男子有一句半开玩笑的口头禅：“不把工作和做爱带回家。”实际上“丈夫因为工作疲于奔命，妻子在养育子女上消耗体力，双方都没有余力在性爱方面浪费能量”。等到夫妇的经济负担和家庭压力解除后，丈夫已经快阳痿或已经阳痿，妻子快进入更年期或已经是更年期了。
如同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孩子“拒绝上学症候群”的现象一样，在日本丈夫身上也出现了一种“拒绝回家症候群”现象。日本的企业流行“残业”（即下班后的加班），日本男人也喜欢加班，这样可以晚回家，即使不加班可以早回家，他们也要三五成群地邀在一起喝酒，从一家酒馆到另一家，直到深夜或者快天亮才回家，即使回家往往也是已经大醉了。
丈夫拒绝回家的原因也许是拒绝上妻子的床，日本男人往往色厉内荏，很脆弱，害怕失败，失败的时候很爱哭，一失败就完全认输，甚至委靡下去。在骄纵文化培养之下的日本大男子喜欢并依赖妻子或其他女人的鼓励，日本男人害怕妻子对自己的性器进行“小”或者“弱”的评论，偏偏这类评论在今天的日本流行起来。日本人认为：“男性性器相当于男人本身，而且是男性的一种象征，所以贬低男人的性器，可以说是否定了丈夫作为男人的人格，这对丈夫来说的确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男人的失责导致了女人的出轨，不用工作的家庭主妇在家务事结束之后免不了寂寞，性的欲望因此袭来，她们对于性的享受和追求，从她们各类性的告白书中反映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类告白书在日本非常流行。
与日本中年女人对婚姻体制感到焦虑相反的是，中年男人对体制感到疲惫。日本几年前有一个调查显示：在40～45岁的男性中，ED的比例为16％，在40～50岁的男性中，比例为20％。所谓ED是ErectileDysfunction的略称，意为男性生殖器官的勃起障碍。另一个调查甚至说在30岁以上的日本男性当中，每3个人就有1个患有ED。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由于勤劳男人的晚归导致妻子性欲的不满足，于是婚外情（日本人所谓的“不伦”）蔓延开来。“情人旅馆”、“温泉旅馆”也因此生意兴盛起来。旅日华人林女士的朋友、即和她同居一室的“沈姐”在东京一家名叫“四角儿苹果”的情人旅馆做清洁工，林女士因为要和沈女士一起结伴回家，偶然目睹了其中的浪漫故事：
因为她（沈姐——引者注）的“四角儿苹果”，离我（林女士——引者注）洗碗的料理店很近，有一次周末我下班后，想和她搭伴儿一起回家，就跑到那间霓虹招牌挺动人的旅馆去——这算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走进日本的情人旅馆：从小楼的入口处开始，就像医院的走廊一样，狭窄的过道上，一排靠墙的长板凳上，毫无间隙地挤满了男男女女，以年龄二十左右者为主。已经坐不上位置的，就只好凑合着，双双相依相拥地，占领着但凡不影响走人的过道空间。等待中的客人，不下二三十对。他们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酝酿之中，一切都表现得再自然、再天经地义不过，看不到丝毫的羞怯、掩饰和对旁人的顾虑。
显然这是以小时收费的服务行业，沈姐的钱，看来也不好挣。她必须以最麻利的动作，更换十几个“爱巢”被狂欢搅和过的一堆堆卧具……东京黄金地段周末的性生意，竟火爆成了这样！令我大开眼界。当时我只顾往里面疾走想找到沈姐告诉她我来也。马上有好几个声音，对我发出了怒吼：“排队！”“不许插队！”我被吼得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是我有生之年经历过的顶尴尬的一个瞬间。
日本战后一大变革就是，在婚外情上男女平等了，它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了。由于日本男人或丈夫不断地寻找外遇，使女人和妻子也感到很寂寞，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于是她们也去寻找自己喜爱的男人。这样性也越来越开放，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根据渡边淳一所著《化身》一书的介绍，日本有各式各样的情人旅馆，有一种旅馆，房间里四面都是镜子，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一进旅馆的门，如果右边是总服务台，那么在对面的墙上则贴着各个房间的内部照片，并标出价格，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旁边是投币箱，投币后就可拿到钥匙进房间。这样做，可以使顾客不必和总服务台的人打交道，尽量保证隐私。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情侣旅馆的布置也搞得奇形怪状，令人瞠目，什么圆形的双人床、吊床，不一而足。
这一切都表明日本男女对于性享受质量的刻意追求。
虽说日本女性曾存在性饥渴的倾向，但从外表看，除非是在红灯区或是一些公开的风俗女，日本女性给人的感觉是温柔而不是放荡。日本民族拥有两个面孔，具有双重性格。渡边淳一说，日本女人具有两面性，一旦上了床，她们便一改平日的矜持。尤其是那些少女，她们会做出令男人难以想象的媚态。
放纵与开放：体制的纵容与社会经济的诱导 “援助交际”：女中学生与好色的“大叔”
日本女中学生“援助交际”的动因
“援助交际”成为日本头疼的社会问题
放纵与开放：体制的纵容与社会经济的诱导 日本女中学生“援助交际”的动因
在现代日本家庭、性方面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女中学生的“援助交际”。
日本民族是一个勤奋的民族，也是一个能够忍耐的民族，男人们一般从进入公司开始就一直奋斗和忍耐，人到中年的时候，在大大小小的事业上总算有了自己或多或少的成就，大小也混了个社长、部长或课长的职位，也许这时才想到可以放松自己，并放纵自己。
也许要体验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时候，已经成为“大叔”的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了，他们需要通过偷情来激发自己，需要年轻的肉体来使自己激动。正如渡边淳一许多揭示现代生活的小说中所反映的那样，“为了消灭这种生命的无力感和虚无感，男人总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女人，在与女人细致温柔的缠绵中，在肉体的相互抚慰下，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这个女人总是比他小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少女或者少妇，他要从她们青春的肉体中复活自己的青春。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但人们总想重新来过，重新度过青春年华。尤其是那些成功的日本男人，社长、部长或课长这一阶层常有年轻的下属“OL”小姐（即办公室小姐）追求他，而那些普通的公司职员们在得不到OL青睐的情况下，就把眼光转向了更年轻的中学生，他们引诱那些缺少零用钱的少女。这些是导致女中学生搞援助交际的重要原因，所谓的援助交际就是变相的色情交易甚至是卖淫。
还有，“主外”的日本男性在工作上有很多人感受到极大的压抑，感受到被无视、被践踏，他们需要被尊重，哪怕是那种被尊重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在日本有时只能用钱来买。据村上龙透露：
以前在采访性风俗的时候，据说新大久保有一条“大叔街”，我大吃一惊。日暮从公司里下了班，大叔们都拥到那条街上去，阳光女孩（“阳光女孩”这个称呼大概也是很过分的）们也闻风而动汇集过来。双方躲在电线杆背后见面，一旦谈妥，就去咖啡馆接着交谈。说说话就结束了，其他什么都没有做，连握手也没有，当然也没有shè精。
这些大叔们这样做应该不是追求浪漫，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显得太窝囊了。因为“那些可怜的中年男人，他们之所以追逐站在东京新大久保的防护装置下拉客的高中生卖淫女，出三千日元只在路边的茶店里泡着说说话，并不是为了追求徒有虚名的浪漫，而是渴望维系像下水道泡沫一般转瞬即逝的自尊”。因此，日本有不少专供人打骂发泄不满的服务，因为这是一个压抑而需要发泄，需要各种减压阀的社会。在现代日本“能获得自尊的场所在减少，不断增加的尽是一些剥去自尊的场所”。
由于现代日本社会疯狂的物质追求、男性变态的性欲，日本的少女自然成为色情猎物。加上自古以来发达的日本风俗业，艺伎和游女的生活方式等对日本现代价值观依然存在影响，最为深刻并引人注目的怕是对在校女中学生的影响了，性被她们很自然地视为可以随意出售的商品或者服务。
由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性革命”浪潮加速冲击日本，到70年代，日本青少年的性观念发生巨变；加上避孕技术的提高，性教育的变味，中学生中有过性行为的人数在不断上升，女学生中还出现了卖淫活动。现在日本的女子高中生中间流行的援助交际应该与此诸多因素有关。
1993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高中生将自己的制服、内衣内裤卖掉，以此得些零用钱，这是女高中生开始卖春的萌芽。
她们建立援助交际的过程很简单，一般是将自己的传呼机和移动电话号码贴在传言板上，然后等待别人来联系，在20世纪末的日本，男性“上班族”很容易见到这样的启事：
嗯！初次利用，我是初三学生，虽然是15岁的少女，我也想募求援助交际的对象。一个月内会见两三次，条件是给我买手机。拜托和我联系。
如果某个工薪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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