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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此-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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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没有人紧张了，我说现在就我紧张了。
人文关怀 （39）
你们都不紧张，我就紧张了，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就是听音乐，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灯光、录音，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包括嘉宾，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我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大娘指着表，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快点开始，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我说好好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说完，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实话实说》，看一下现场的观众，还有嘉宾，他们的那种表现，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四川请来—对嘉宾，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坐着飞机来。花了很多钱，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紧张得浑身发抖。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看这个嘉宾紧张了、她当机立断，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吃完药比较好，又紧张又困（笑）．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吃完药，头还难受，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开着车，你去看天安门。去看纪念碑．缅怀一下先烈。第二个选择，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你想说话，你就举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说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我说你想一想，她说我不想了，我有点点困、我就坐在观众席里。我说行，你就坐在观众席里。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他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我说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然后我就说，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请举起手来。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举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对，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节目开始录制。最后大家说，这二对挺精彩。 录完以后。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我觉得今天挺好、我说是不是很放松，她说是，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老跟妻子说，你等着，回家咱们再说。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我说，你不用这么在意，没关系，就送他们走了。回去以后，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大笑）。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 我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人文关怀。每次听到这儿，观众也会心存疑虑，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那时是毫无人情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时间特别长，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兴，把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邻居全叫到电视前，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做的晚会。然后他们就看，看看说，这个晚会不错呀，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我说别着急，等最后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写着策划“崔永元”。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写着策划“佚名”（笑）。我就赶紧打电话，导演说，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太伤人心。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我一想可能是这样，他们因为疏忽，连名字都没有打，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笑）。到那里以后、他们说，你干了4个月，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你点点吧，点点别少了，我说不用点了，我走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这还算好的。很多策划，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知名的作家，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或者出点子的时候，经常早晨9点钟来，说到11点半，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现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人文关怀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
敞开心扉 （40）
在1995军底、1996年初，开始筹备这个节目。我和时间几个人最早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个理念，要在这个节目里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要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感到平等，我们要为电视台争回一点面子。 当时我们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学者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策划，有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在文化界口碑都非常好，当时我们租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葫芦架，阳光透过葫芦架，照在每个人身上，暖洋洋的，非常舒服。然后我们会挨个问，你喜欢喝什么茶？ 我们专门请来一个保姆，每次保姆都会拿来一张纸，一支笔，问每个学者，你今天想吃点什么，然后记下来，照这样去采购，去给他们做，先在生活上让他们满足了、安逸了。第一次付他们酬劳的时候，我们拿一个信封，里面装厚厚一沓钱，漫不经心地说，这是“第一笔”。这些文化人因为受到尊重．有了极高的热情，觉得我们这帮人可交。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跟我们敞开心扉谈起来。 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了很多要求。郑也夫说，小崔我给你提一个要求，不要轻易接受采访，主持人不是明星，用不着包装，你就陆踏实实做你的节目，如果大家认可你，就是认可你的节目．而不是看你见报的频率有多高。 你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一定不要接受采访，我说肯定不接受，现在还没有人来采访我（笑）。因为那时候节目刚刚开始，后来做了大概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到这里敲我们的门，进来以后他就说，崔永元在吗？我说我就是。我星《人民日报》属下《大地》杂志的记者，我来采访你。我说不，你休想采访我。后来我看了看郑也夫没在，说咱们到旁边那个屋去谈吧（笑）。 都是凡人，普通人，一般的人好像很难抵御这个诱惑。但我觉得在电视白的主持人里，我是曝光率比较低的，见报比较少的，接受采访比较少的，参加活动比较少的。到现在为止，没商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有一些商业活动很挣钱，有一次有一个商场开业，希望我能够去主持剪彩仪式，80000无钱，大概15分钟，我当时说，绝对不会去的。 我们有纪律再说我们主持人怎么能参加这种商业活动，还有，你们是给现款吗？（大突）想想这个诱惑确实非常大。来找的人特别多，因为我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一次一次在抵御。从80000元钱的剪彩赛，到几百万元一钱的广告费，我都抵挡住了。我觉得并不是我个人的素质育多高，而是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策划班底。一个由北京著名的社会学者、教育学者组成的强大阵容。 他们策划节目和我们电视人策划节目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只想节目的样式，他们希望在节目中体现出他们的思想，在节目中体现他们做人，这一点到今天，《实话实说》还在受益。过去我们和专家、学者合作，我们电视人没有摆出很好的姿态，所以人家也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底抖落给我们。今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做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所以他们才肯这样用心来帮助我们。一直到现在，《实话实说》始终坚持这种好的传统。 北京知名的教育学者、社会学者几乎都参加我们的节目策划，一是我们有专职的策划队伍，一个我们会针对一个具体的话题．请这方面的专家出谋划策。我们在讲滇池水污染这个话题的时候，水污染研究所的所长，带着挂图到办公室给我们讲了一下午，让我们把整个水污染的情况和基本常识搞清楚。当我们了解这些基本知识以后，主持人上场是胸有成竹的。大家看主持人在场上很懂，很精通的样子，当专用名词出现的时候，都可以讲得通透．基础就在于前期的准备，前期的补课。 我在大学学的是新闻，经常逃课，基础很差，这些知识都是做《实话实说》以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且学者们的人文关怀慢慢渗透到节目组里，让组里每一个成员都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就会在你的节目里表现出来。所谓“人文关怀”，实际上它有两个境界，最高境界是你发自内心的，是你骨子里的，你会尊敬每一个人，不管他干什么，不管地的职位有多高，薪水有多少，不管他是什么生存环境，什么家庭背景，你都会尊敬他。 差一点的，就是你可以装出来，也算是个技巧吧，你可以装得很有人文关怀，你可以装得尊敬每一个人。不知道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连装都不装，这就是真不尊敬别人。
现场归我管 （41）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专职策划 （42）
还有电视台的演播室对观众来说，总会有一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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