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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乡-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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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坐的小公共汽车经过天草下岛的西岸一直向北驶去。从早晨起，天空就不大晴朗，现在云就更加多了。向窗外望去，所见到的风景只给人阴郁的感觉。虽然我给自己找了听起来理直气壮的理由，毕竟我犯了偷窃罪，所以这阴郁的天气特别适于我。如果窗外是秋高气爽的景象倒跟我此时的心境格格不入呢！正当我沉思的时候，公共汽车已经驶进了高浜镇——人贩子由中太郎造的故乡。
自杀——阿霜的墓
高浜与大江相似，也是充满鱼腥气的贫穷小镇。从车上走下来的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方面，我心情不平静，另一方面这次与访问富美家不同，关于太郎造我没有任何线索。我所知道的信息，仅仅是太郎造是高浜这地方的人，有没有亲属，如果有的话住在哪儿全然不知。
有句话叫人急连稻草也想捞，为了能捞到一根稻草，我到汽车站旁的药房买了件小零碎，顺便问老板娘：“您知道有一个叫由中太郎造的过去去过南洋的人吗？”中年的老板娘绞尽脑汁想了一阵，结果说不知道。最后告诉我：“从这儿稍微走一段路有个白鹭屋旅馆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号鹤鸣。，到那儿去打听打听兴许知道，那家的老婆婆她父亲去过南洋。她也是那儿生的。”她倒是满热心的。
我去访问了白鸳屋旅馆。虽然房屋还很结实，但空有旅馆的虚名，现在成了学校的单身老师和邮局的职员租住的公寓了。有一位文雅的七十多岁的老婆婆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后，她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可能邻居们会认得他。别光站着说话提出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胡适则，请进……”她把我让进屋，边给我泡茶边问我为什么要找去南洋的太郎造的亲人。我回答说我是他远亲，想打听他的下落。她像充分理解了似地点点头，然后，她说：“其实，我也去过南洋。”
她说她去过新加坡，我差点把她当成妓女中的一个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仔细地听她讲来，原来她是在新加坡经营橡胶园的笠田直吉真名叫直次郎的女儿，她父亲是最早去新加坡的日本人有的激化，有的缓和，有的解决，有的发生，由此使过程呈，写过许多书，颇有名气。老婆婆叫笠田朝香，随其父长期在新加坡生活。我已在第一章提起过她和她父亲的名字，我在搜集关于海外妓女的资料时已熟知笠田直次郎的名字。《南洋的五十年（关于新加坡的日本同胞的事迹）》和西村竹四郎《在南洋三十五年》中经常提到笠田直次郎，而现在从他女儿口里说出这个名字来，真使我感慨。据她说，在新加坡获得成功的直次郎到晚年十分怀恋故土，便回了高浜，用带回来的特殊木料造房子，在这里生活了几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了。这样看来，对旅行者来说单是古旧旅馆的白鹭屋却也成了海外发展的天草人的活见证，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总而言之，朝香婆让我等一会儿，好像是跟邻居说了些什么。不久就带来了一位八十九岁的老太太，她说这个老太太的丈夫过去是由中太郎造的朋友，是渔夫编马克思和恩格斯。伦敦编辑，汉堡印刷，共出6期。刊登，他是唯一认识太郎造的人。我打起精神，决心打听出太郎造的消息，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可是八十九岁的老太太可能觉得我来路不对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全忘了，老早以前的事情了。”也许是真忘记了，结果我什么都没打听出来，我再三地追问她，好不容易打听出来靠近村公所的姓林的鱼铺老板娘与太郎造、三千代有亲属关系。聊了一会儿，我道了谢，离开了白鹭屋旅馆，找到村公所后立刻走进了卖鱼的商店。这商店的房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农舍，在店头忙着的是鱼店老板娘，年龄大约三十一岁，大块头，如果仔细看看她的脸就觉得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高鼻深目，褐色眼珠，可能因刚上货，她正手舞着刀在干活。我一点儿也不吃惊。因为我已经从白鹭屋的两位老太太那儿听说鱼店老板娘是日本人与白俄的混血儿。也就是在天草因为有海外妓女的缘故才有混血儿，这也是天草地方的特色。
我告诉老板娘我的来意，拜托她只要是太郎造和三千代的事儿多么琐碎都可以，我都想知道。她也没正眼瞅我，用刀继续收拾鱼。她说：“我是嫁到这家来的媳妇，过去的事我都没有听说过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我丈夫出远门，现在也不在家，就算在家也不会知道得太多……三千代婆与我丈夫确是远亲关系，可我一次也没见过她。”
听她的话头儿，三千代也回到日本了，好像也该健在，我很想打听到她的消息。前边提过松男的遭遇是日本妓女生涯带来的悲剧。有马来血统的三千代也是悲剧人物之一。可是褐色眼睛的鱼店老板娘的答话越来越暧昧了，这倒不是因为我穷追猛打她害怕了京大学任教，1964年起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而是她真的不知道太郎造的事情，也不想知道，所以想摆脱我。
我不再继续追问，决定想想别的法子，于是我就说：“除了您家，还有哪家与太郎造、三千代是亲戚？”她说：“有倒是有好几家，但都和我一样“可证实性”和弱形式的“可证实性”。前者要求，一个命题，不知道以前的事儿。”然后，好像忽然想起来似地嘟囔着说：“你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有三千代婆小时候的照片，那上边好像有太郎造。”过了一会儿，她在钱箱附近摸了半天，终于找到送给了我。
从老板娘沾满鱼腥的手里接过这张旧照片，我禁不住激动得发抖。啊，这就是把阿崎、富美那样的天草姑娘拐卖到北婆罗洲的人贩子啊！骄傲地挂在他胸前的两枚大勋章无疑是政府发给的，他是立了什么功得的勋章呢？把小手放在太郎造膝上穿和服的幼女确实长得像太郎造，但眼窝、鼻、口也有马来土人的面貌。这就是有马来血统的三千代啊！这张照片正是我想得到的《文学史论文集》等。参见“文学”中的“梅林”。，与我从富美那儿拿来的一样，都是我梦寐以求的。
我对她说：“我想让我母亲看看这照片，能借用一下吗？”我还没说完她就爽快地答应了，她说：“当然，不要说借了，就给你算了1卷第121页）它同具体科学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作为社会，反正放在家里没大用处。”干活儿的手一直没停下来。
我反反复复地道了谢，离开了鱼店。我的心绪很复杂。在松男家的一幕令我心情依然沉重，然而意外得到人贩子由中太郎造的照片又令我欣喜。她之所以这么轻易地将照片给我，说明在太郎造的亲人眼里他完全是个遥远的人物了，对于他的探访我不能抱任何期望了。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胃空空的却无食欲。天空乌云翻滚，像是马上就要落下雨来，我越发忧心忡忡，应该坐什么车到哪里去，简直茫然不知所措。
我终于想到最好的选择是回阿崎婆那里去。但是那样的话，回去的路上就一定经过大江。松男已经原谅了我的行为，可如果他老婆知道我一定要经过大江在汽车站等我跟我算帐怎么办？这么一想，我又不愿回去了，这时候与大江崎津方向相反去富冈的公共汽车到站了，我对自己说：“去下因吧！去下田看看阿霜的墓。”便飞也似地上了车。
当公共汽车来到天草唯一的温泉休养地下田时，阴郁的天空开始渐渐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松男告诉过我，他的养母三田霜的墓就在公共汽车站旁边的小丘上，那儿能看见海。问了问路过的人，符合这墓地条件的是下津深江的南边和北边的墓地。没法子，我决定先在离车站近的北墓地找，爬上了被小雨浇湿的坡道。
丘上的坟墓有二、三百之多，各式各样，既有常见的石碑墓，也有基督教的带十字架的墓，还有不少墓没有碑只插一个木标。也不知是因为插上的木标朽烂了还是一开始人葬就无钱买本标，约有四分之一的墓没有任何标识，只放着几块石头压着墓，这一事实真让我受刺激。
秋雨缠绵的黄昏，在人迹罕至的墓地里，我既不孤单，也不害怕。不仅如此，对死者我感到十分亲切。我一个个地巡视墓标或石碑，拭去苔痕，扫去落叶，到处找三田霜的墓。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身后有人叫住我：“喂，你在找什么？”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被海风吹红了脸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站在公墓入口处，用一种怀疑的但不是盘问的眼神看着我。
我讲明原因后她告诉我：也不知是不是阿霜的亲戚，一个叫三田的女人每隔三天总要来扫一次墓，那三田家就住在对面南山上，从大阪搬回来的，是退休的电气技师。她还告诉我，这下田村姓三田的除了刚才讲的电气技师家外只还有另一家，住在山脚下海边。最后她说：“这下我就不担心了，我看你大雨天连伞也不打，有心事似地登坡上了墓地，左等右等也不见你下来，心里怪担心的，就来看看你。”
原来她认为我是要自杀的人，我只好苦笑着道谢，决定不再辨认墓标。就下坡到海边去访问那三田家了。阿霜投奔的三田家，生活穷困以致逼得她自杀，她的亲戚肯定不是对面山上那漂亮房屋的主人。又加上刚才人家介绍说那家人最近才从大阪搬回来，我推断他们肯定与阿霜没关系。只有海边的三田家才是我要找的。
离开墓地下了坡，就到了海边的三田家，它是用木板和镀锌铁皮造的棚户，真是一所破房子。我在门口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往里边看黑洞洞的。门口稍微亮一点，土地上左一只右一只地扔着孩子穿的帆布鞋。雨不停地下了起来，天也黑了下来，没办法我只好离开了好容易找到的阿霜亲人的家。
那天夜里，我住在下田温泉老字号的头等旅馆福本屋。服务员告诉我，福本屋的老板是女的，对下田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感到像是在茫茫大海找到了灯塔一样，连忙问她与阿霜有血缘关系的三田究竟是哪一家。于是，那女主人告诉我，有个人对过去的事知道得更清楚，比她年岁大多了，待明天早晨去问问。九点多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来告诉我电气技师的三四家是阿霜的侄女儿。
那天仍然下着雨，我向旅馆借了把写着旅馆名的伞，攀着泥泞的坡道去三田家访问了。
阿霜的侄女阿繁正好不在家外出了。她肥胖的丈夫太吉在家。我告诉他我是阿霜朋友的女儿，他推说他没什么可说的，可还是高高兴兴地讲了他知道的关于阿霜与松男的情况——
我本不是这三田家的人，我过去姓里见，生于某县某郡，昭和九年成了阿繁的上门女婿后，才姓三田的。阿霜是阿繁的姑姑，是阿繁父亲三田一郎的三妹。
我听说过她有个姑姑，可是她那时远在婆罗洲，从未见过，所以把这事也就搁在脑后了。战争结束第二年的七月还是八月，这阿霜忽然回到下田来了。我们全都惊呆了。而且她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一个一句日语都不会的松男。可能在船上没能吃上饱饭吧，两个人都饿得皮包骨似的，身上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阿霜是十三、四岁离开下田的，事隔几十年才回来，回来那会儿好像有六十岁啦。所以阿霜的父母早死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世了，投靠的亲戚只能是没见过面的侄女外甥等小辈人了。我们三田家的聚在一起一商议，家家都很困难，没有一家肯出面照顾她母子俩的生活，结果是我们作为三田的本家来照顾他们。
因多两口人吃饭，那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我们家也不富裕——我那时在发电站工作，从下田镇沿河向上走就到发电站了。发电站很小，建在河谷那儿，我们一家就住在那里。那时我还不到四十岁，工资低，有五个孩子，那年春天生的男孩还不到一岁，想买块白薯给孩子们吃吃，价钱贵得惊人。有的农户说：“你不拿衣服、香烟来以物换物，就不卖给你食物。”差点没饿死，我们生活都这样，也没办法照顾好阿霜姑姑。
你知道松男不是阿霜生的呀，我们起初不知道，以为松男是阿霜的儿子。到我们家来后过了几天，阿霜说了实话，说他实际上是大江的某某人的孩子——对啦，对啦，就是你说的那大江的富美，你知道得很清楚呀！跟我们说了这事以后，阿霜又念叨说：“到了现在，人家也没义务来领孩子。”
阿霜和松男在我们家的时候，给农民地里干点活儿，当短工或照看孩子。阿霜说日语，可松男说英语和马来语挺流利的，日语还不及孩子们说得好，不能外出干活，所以帮我们照看三岁的幸子和刚生下来的波男。有时外出打短工。三岁的幸子对二十岁的松男说花草的名字，松男都听不懂。不过他们倒成了好朋友，可能她还教松男学会了几句日语。
农活呢——也谈不上什么农活儿，我家没有土地，战后粮食缺乏，我们把发电站附近的荒地开垦了一些，送肥、锄草什么的也让阿霜与松男干干。
阿霜在我家也就呆了一个月左右，那是九月十日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早晨起来之后，松男就用婴儿一样的说不全的日语说：“妈妈不在，上哪儿去了？”我没当回事儿，以为去摘花或去割草了。吃早饭的时候也没回来，以前没有这种事，这可太奇怪了。大家分头去找，结果松男找到了她。
阿霜吊死在发电站下坡的树枝上。那个发电站附近栽的多数树木是樱树，那是发电站建立时栽的樱树。春天开樱花，下田人都带着饭盒来赏樱。阿霜没在樱树上上吊，找了一棵粗柳树上了吊。
警察来了，用三轮脚踏车把尸体运走了，验尸结果推测她是头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死亡的。不知她为什么要厌世，你不认为她死得太早了吗？松男一直以为阿霜是他亲母，那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要是活下来，好日子还长着呢！葬礼一结束，松男说阿霜曾告诉过他，叫他去大江找生母富美，松男就乘着冒黑烟的木炭汽车去了大江。也不知他怎么用那蹩脚的日语打听的，总之，终于找到了生母。那以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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