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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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长信，全信太长，不抄录矣，在结尾上有警句曰：“全台湾只有你柏杨是高级——高级文化汉奸、卖国贼，你反对中国历史文化，还不够卖国吗？一定要当官才可卖国吗？真笑话！”

读者先生赐函很多，对支持我的朋友，仅一一致谢。对大张挞伐的信件，因内容差不多千篇一律，不再—一发表，只摘录三封于上。我想正义之怒既张，有同感的朋友当乐不可支，而我们的讨论也就可以结束啦。

“的”和“家”

很多朋友向柏杨先生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好像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啦，想从我这里挖出一点秘诀，以便照方配药，也登上文坛宝座。呜呼，如果有此一念，那就是问道于瞎子，一辈子都得不到好处。这并不是说柏杨先生仪态万千，虚怀若谷，向谁表示谦虚，而是真正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盖这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韩愈先生在两千年前便指出过，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做官，除了做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自己安富尊荣。于是遂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做官的目的为了发财，而发财的目的又是为了做官，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做不上官，就四大皆空，不但别人瞧他不起，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诗不云乎：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色列立国，恭请爱因斯坦先生回国当总统。如果换了柏杨先生，早大喜若狂，根本用不着请，只要招招手，立刻飞奔而往。但爱因斯坦先生竟然拒绝，这种情操智慧，不是中国圣崽和官崽所可了解的。我说我大喜若狂，飞奔而往，一定有些朋友脸上挂不住，解释曰：“太谦太谦，你老人家品学俱优，岂会如此。”那就是不知我也，我说我“若狂”，已经够往脸上抹粉啦，到时候我如果给你来一个“真狂”，就更精彩。《儒林外史》上的范进先生，并没人请他当总统，不过中了一个举人，离中级官还有十万八千里，可是他的反应又如何哉，他当场就高兴得发了疯。

既然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努力做官，非官不荣，非官不乐，则官以外的其他行业，自然都贱不可言。想当年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身兼六个国家的宰相，把他嫂嫂吓得连忙下跪。如果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只抱了几本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想他的嫂嫂恐怕仍会保持原来面孔。如果苏秦先生连几本破书都没有，而只会唱歌跳舞，绘画打球，恐怕结果还要惨，一个织布梭子飞出来不把他阁下头上打一个血流如注才怪。这种气质和社会环境，历三千年而不衰，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啦，但非官的行业，其贱如故。于是除“官”之外无人才，从事非官以外的行业，顶了不起，只能成为“的”，而不能成为“家”。像柏杨先生干的这一行，洋大人之国，称之为“专栏作”家”，而中国称之为“写杂文的”。依此类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文章的”；没有“提琴家”，而只有“拉提琴的”；没有“钢琴家”，而只有“演戏的”；没有“舞蹈家”，而只有“跳舞的”；没有“教育家”，而只有“教书的”；没“体育家”，而只有“打篮球的”。处处都是“的”，没有一个“家”，这是个啥子模样的社会，可知之矣。

社会的素质如何，不必管它，盖管也管不了他，但假如人间还有因果报应的话，中国沦到今天这种酱缸局面，就是因果报应。大家几乎一致呐喊中国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我看恐怕不见得，五千年虽然五千年，传统虽然传统，但似乎是文化很少，而酱化很多。所谓“正史”的三十六部史料，若这个“书”那个“史”，百分之九十篇幅，都是二抓牌升官做官录，和血流成河的杀人录，除了这些，剩下有关人类性灵方面的玩艺，微乎其微。在这种形态之下，官性兴旺，人性衰退，自然处处皆“的”，而没有“家”矣。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徐鼐先生，以便举出一个典型。提起徐鼐先生，身拜石门水库执行长，其官大得可怕，当初尚不为小民注意，自从在台风高潮时，猛放其水，以致冤魂荡荡，地府渺渺，其尊名始为世人所共知。你知道他对曲突徙薪的王崇岳先生有啥评论？他不认为王先生是一位气象学家，因王先生不幸而言中，弄得他有损崽面，拍屁股跳跃之作，脱口而出，说他是一个算命的。呜呼，由于“家”、“的”之不同，可看出文化和酱化的区别，后生小子能不一惊哉。

所以一些想当作家的朋友，实在是立错了志，这年头连真刀真枪，马上兑现的自然科学，都成不了“家”“货币数量论”，反对减轻利率、间接税和提高“劳动价格”。，在某些人口中，仍属于“的”。写写小说散文专栏，就是再来一个五千年优秀传统，如是仍是酱化，而没有文化，也成不了“家”，顶多是一个“写文章的”、“写小说的”、“写杂文的”，不要说混饭吃啦，就是印张名片唬人，都感到困难。柏杨先生前天便面临这种危机，印上“专栏作家”吧，咦，你老头竟然也“家”呀？那副嘴脸我就受不了。可是如果印上“写杂文的”，似乎和文化沙漠过不去，存心讽刺，自也有许多未便。尤其是一些口是心非的朋友，他心里固然想：“该老头总算有自知之明”，但口头上难免责备一阵曰：“老头老头，您太谦啦太谦啦，以您老磬磬大才，当然是大作家大作家。”何必惹他们费这么多无聊唾沫乎哉。

所以我誓死奉劝年轻小子，千万不可搭错了线，这年头做官第一。真正做官无望，则出国放洋，是第二个高着。出国放洋之妙，现在还看不出来，等到有那么一天，那才教你拍案叫绝哩。届时你阁下摇摇摆摆，回来建国。盖“救国”由小民负担，“建国”由专家负担，分工合作，是天老爷五百年前都注定了的，世人不可不知。如果限于困难，不能出国放洋，则仍以不走“写文章的”这条路为宜，宁可去当“盖房子的”（洋大人谓之“建筑家”），“修马路的”（洋大人谓之“工程家”），“做衣服的”（洋大人谓之“服装设计家”），“卖膏药的”（洋大人谓之“演说家”），都比“爬格子的”，要有光彩。

千万别当作家

柏杨先生奉劝有志之士不要当作家，实在是为的你好。古人不云乎：“乱世文章不值钱。”呜呼，谁说不值钱？一旦吉星高照，写出文字狱来，不但值钱，而且还值命哩。一首七言诗不过二十八个字，就能血流成河，如此严重的稿费，世界之上，恐怕只我们这个五千年优秀传统酱化的国家有，其他那些落后地区，若美利坚，若加拿大，若瑞士，连做梦都梦不到这种奇境，外国月亮在这上就无法和中国月亮比矣。义和团诸公，不妨闻之大喜，开会庆祝可也。嗟夫，干其他任何一行“的”都没有这种危险，只有干写文章“的”，有此良机。故我以为有志之士，除非是“进一步则碰死，退一步则跌死，旁让一步则饿死”，真正无路可走，千万不可动当作家的念头，否则一旦中国固有的月亮猛圆起来，就悔不当初矣。

不过看样子说了这么半天，有志之士似乎仍继续是有志之士，有一位小子曰：“老头，你左宣传右宣传，不过怕大家群起写稿，挤碎你的饭碗罢啦。”我曰：“你说这话，就得兴文字狱，盖你直捣了我的心窝，犯兵家之大忌。”又有一位小子：“好啦好啦，你说的我全知道，现在我指天发誓，此生此世，都作顺调分子，你以为如何？”我曰：“有此一念，就既有洋房而又有汽车，既当代表而又蒙召见，何必写文章哉？”又有一位小子曰：“我和你们一些写杂文的人不同，我乃天生奇骨，专门会歌功颂德。”我曰：“专门会歌功颂德也不行，一旦表错了情，或者是老板嫌你拍得不够舒服，或者是你一下子拍到马蹄上，或者是拍着拍着，主子换啦，十年拍工废于一旦，真是何苦乎？”虽然我如此苦口婆心，但该执迷不悟的仍执迷不悟，且有些人把写文章认为是“名利双收”，写了一篇大作，或写了一本书，用自己的名字印出来，不但名闻天下，而且还有稿费收入，真是天之骄子，其他属“的”的朋友，便无此洪福矣。一个“做木工的”做出一张漂亮绝伦的桌子，虽然有点工钱，可是他却不能把他的尊名大姓，祖宗三代，以及妻子儿女，都刻到上面。从前盖房子的工头，还有机会在大梁上记下尊名，但知之者恐怕少而又少，研究之者无人也。“做木工的”如此，做其他任何一种“的”的朋友，亦莫不皆然，只有写文章“的”，才能既有钱又有名，得其所哉。

不过猛一瞧写文章“的”，固然名利双收，好像大有可为，但这是浮光掠影的看法，如果弄个显微镜仔细观察观察，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夫“名”者，必须和实相连，名才有分量。有志之士不要发生误会，以为“实”是指的“真才实学”，那就错啦。即令曹雪芹先生复活，莎士比亚先生在中国，在我们这个酱化的大缸里，恐怕也很难保持他的自尊。呜呼，“实”是指的财富，名声遍天下，结果竟穷得吊起来都掉不出一块钱，那“名”也没啥意思。至于说到“利”，更是坑死活人，若干年前，曾发生过这么样的事：有位在军中服务的朋友，偶尔写一篇小说，稿费下来，比他两个月薪饷都多，不禁大喜物喜，以为一旦退役，作家可待，岂时既有大名，又有大钱，真是恨生也晚，巴不得明天就接到退役令。我当时就警告他不可胡思乱想，学点别的谋生技术要紧，除了极少数的顶尖人物外，大多数作家，稿费收入，只够买烟的，不够买饭的。纯靠稿费过得舒服又舒服的，目前说似乎少之又少，甚至于说简直没有。每个人都有一份公教人员之类的职务，先求饿不死再说。一个社会不能养活职业作家，是社会的耻辱，作家的悲哀，他们怎能不由“家”变成“的”乎？

最后有一位小子，面色苍白曰：“老头，反正我说不过你，所以算你赢啦，但我现在已到了绝境。如果我是女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列宁认为，这本书“培养了一整，我宁可去当妓女。既然当不成妓女，就请教我当作家试试，也算一条生路。”既然如此可怜，我就不妨指点指点，不过附带奉劝的是，一旦天降奇迹，生活好转，就应马上封笔。想当年孔丘先生写《春秋》，写着写着，忽然不写啦，史书上说因为麒麟亮相。老头颇有感触，认为麒麟是一种瑞兽，只在太平时候才有，而今天下大乱，竟也出现之，不是天老爷和小民开玩笑是啥。我想事情似乎有点蹊跷，天下奇怪之事，多如牛毛，如果每一种奇怪之事都值得如此隆重地胡思乱想，不要说文章写不下去，恐怕连屎都拉不出来。依我的高见，一定是他在柏杨先生这里学了两手，既删“诗”、“书”，又作《春秋》，弄了点稿费，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笔杆，立地成佛。君读过孔丘先生那本《春秋》大作乎？真能吓出一身冷汗，盖《春秋》里面，多的是对二抓牌的谴责，再写下去，可能不可开交，恐怕终有一顶帽子唾唾而飞，忽咚一声，罩到他的尊头之上。左一思，右一想，算啦算啦，乃随便找个借口，封笔大吉，此谓之“明哲保身”。有志之士，应有此认识，才可受教。

（柏老按：八○年代的台湾，仍没有职业作家。每一个作家，都另有主要的和基本的收入。或拍电影，或炒地皮，或开餐馆，或做生意，或靠着竹杠勒索，或仍是老样子，个个正式职业垫底。悲哉！）

某天黄昏之时

编辑的种类很多，如果是专门搞经济、化工、行车安全的，就离作家的座位远矣。而必须是一个当行的，而且是一个当权的，才能算数。所谓当行，举个例子便知，最好是编报纸副刊。退而求其次，能有机会编大型文艺杂志，也可以发挥威力。第三等人物则是编个综合性杂志，虽有政论专论，同时也有文艺篇幅，呜呼，君知道不知道“军阀”乎？军阀的要件有二，一曰“枪杆”，一曰“地盘”。像张宗昌先生焉，张敬尧先生焉，倪嗣冲先生焉，二者均兼的时候，金口玉言，一旦二者缺一，或二者全没有啦，戏就也跟着封箱矣。写文章的朋友，在外人看起来不过是一群可怜虫，但在自己圈内，却也有“编阀”崛起，该编阀就是编辑老爷，笔杆就是枪杆，地盘就是报纸副刊或他主编的杂志。他阁下本来也颇识几字，有时写上三行五行，居然通顺，于是雄心大作，遂写起小说大说，散文聚文，以及诗词歌赋。我说他“写”，还是昧着天良瞎恭维，如果真是他“写”，还算条英雄好汉，而往往的，他似乎只是“浇”了一篇。去古书上或洋书上乱找模子——在古书上找到模子，就用现代话一浇；在洋书上找到模子，就用中国文字一浇。如此一番踢腾，乃成功了一部辉煌巨著，“写”好之后，就在自己编的副刊上或杂志上发表，标题弄得大大的焉，稿费开得高高的焉，三个月后，哎呀一声，他就是大作家矣。你如果没有地盘，能教人哎呀乎哉？

然而这还不算顶妙，诚如薛平贵先生《武家坡》所唱的“那妙的么，还在后头哩”。最大之妙是，可以和别的编辑老爷互相交换，他的大作在你的地盘上发表，你的大作在他的地盘上发表，而你又绝顶聪明，先下手为强，猛捧他是世界第一流作家，最初说他是莎士比亚再世，后来撕破了脸，索性说莎士比亚给他提鞋都不配。你既下手于先，人心是肉做的，他投桃报李，自然也说你是啥家伙第二——好比，说你是巴尔扎克第二吧，说着说着，多情起来，觉得还不能报答你的盛情于万一，乃把巴尔扎克说成是你的徒弟，要想不名满环宇，不可得也。其次之妙是，一些没有地盘的写文章“的”，犹如军阀统治下的可怜小民，既然手无寸铁，只好凭有地盘的宰割。你高兴时把嘴脸一端，纵是海明威先生，都得向你摇尾乞怜，他投来一篇《老人与海》，你略微一翻，批上四个大字，曰“枯燥无味”，原封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