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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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不可支。

脱裤文学

台北《创作》月刊这一期上，有一篇冯放民先生的大作，谈到脱裤文学，文日《我们的话》，对目前文坛上两股脱裤之风，来一个“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看了这后，颇觉得肠胃大通。那篇文章太长，抄最后一段“举例释疑”如下——

有一位读者问到：《创作》发刊辞中有所谓：“我们不脱古人的裤子，自然更不脱现代人的裤子。”这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两句话，我们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俾存忠厚。但既有人问及，我们既不愿以乡愿自居，无已，只好指出。所谓“脱古人的裤子”，如南宫博在《中央日报》连载的《李清照》一类作品，可为代表。所谓“脱今人的裤子”，如郭良蕙在《征信新闻报》连载的《心锁》一类作品，可为代表。

呜呼，这种大作，可称之为“脱裤派”。未成名发财之道多矣，脱裤子不过其中之一，尤其是一个女人，到了无可奈何之时，脱一下裤子，更有万夫莫敌之妙。前些时报上不是有一位暗娼被杀的凶案乎？她和人到旅馆睡一觉，不过七块钱，其收入简直跟一个作家同样低矣。凶案发生之前，她上街吃饭，就是只穿裙子，而脱了裤子的。壮哉，这段新闻固然上不得圣崽的尊口，但社会上有些凄凉之景，不知应由谁负责也。

一个女人为了七块钱而脱自己的裤子，生活逼人，我们寄予无限同情。一个作家为了三十元或五十元一千字的稿费，去脱别人的裤子，大概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柏杨先生上周应朋友之邀广延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类，心灵（思想）不能决定和影，去看台湾歌仔戏，唱着唱着，唱到当中，忽然冒出了脱衣舞，心中大乐（当时没有戴老花眼镜，乃平生最大遗憾），等到紧张之处，那女郎忽然不脱，台下群众（包括柏杨先生在内）就大吼曰：“脱！脱！”不久之后，小石子飞到台上矣，嘘声如雷矣，嚷着要退票矣。处此环境，女伶自然非继续脱不可。

作家自己脱没人看，只好脱别人的。南宫博先生脱李清照女士的裤子，有啥可惊的欤？何况那不过是循例脱之，没啥了不起，所有的古代女人到了南宫博先生手里，都照脱不误，没有一个能免此灾。有些人还发过呼吁，要求他不要再脱啦，再脱把文坛上的一点纯洁情操，都脱光啦，但那有啥用？一则是观众硬要他脱，最好是再有声有色才过瘾；二则是他自己也硬要脱。成为新闻人物的那个暗娼，你给她七块钱，她就脱自己裤子。脱裤派大作家亦然，你给他稿费，他就脱别人的裤子，不要说李清照女士的裤子，就是圣女贞德的裤子，都可脱也。盖他除了脱裤之外，别无他长。犹如猴儿戏焉，要的老是那一套，你不教他要那一套，教他耍哪一套？不信的话且看看南先生在《联合报》上连载的“这一家”，能看得下去乎？不过中国人的特质之一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他又有脱裤绝技，自然所向无敌。

南宫博先生脱古人的裤子，是中国式的脱法，而且脱得千篇一律，《李清照》是如此这般，《西施》、《杨贵妃》等等，无不如此这般，看一本而知百本，没有新鲜滋味。郭良蕙女士脱今人的裤子，则是新潮派，乃洋大人式的脱法，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读者先生，再去看《心锁》，恐怕一定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简直有点一模一样。晋王朝时名士之风盛行，像竹林七贤，有的不穿裤子，有的喝酒喝得七窍流血，当时就有一位乐广先生笑曰：“名教中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我不是忽然想当正人君子，而是说这句话似乎可以套用，曰：“不以性为主的作品，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新潮派的原意是啥，我不知道，也不必问，说起来准一大套，但现在看来，不过是脱裤派罢啦，而且脱得越光越妙，时代风气如此，我们无可奈何焉。问题是，一定不脱，也照样可以快快乐乐，照样可以连载出版，何必一定要脱乎哉？无论哪一本震世名著，内容免不了有性的描写，那是构成困扰或骚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绝非仅以那玩艺为满足。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读者也好，如果认为脱裤子不过瘾，那就未免高速公路矣。天下只有前面所举的暗娼者流，才那么急吼吼地猛脱。便是台北的陶公馆，也都要稍微有一点情调。盖男女之间即令是嫖客和妓女，除了性之外，还有别的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而脱裤派却硬是非此不乐，大概各有其痒也。

描写性行为是不是道德，迄今没有定论。说脱裤派是艺术的，我们不置一词，因木宰羊焉。但穷斯滥矣型文人硬说脱裤派竟然是道德的，就得研究一番。《金瓶梅》以一十万字写性行为1852年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是运，以几千字写淫夫淫妇的悲惨结局，凭天地良心说，有道德上的效果乎？如果认为只要有悲惨的结局，使淫妇淫夫受到惩罚，就是道德，我宁愿横行世界九十年，然后死于“砰”的一声。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应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每人都要熟读《金瓶梅》和“查夫人”，是不是道德的，到彼时才知也。我想，道德的规范随时代而不断改变，本已无法固执，而艺术家、文学家也同样有其特权不理那一套，但是有一点似乎应该考虑到，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让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们看，他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未成年的儿女们看。

一个人被批评并不容易，柏杨先生想被别人批评，以便抬高身价，还没人肯批评哩。盖被批评的人必须有相当分量，而且为批评的人所惋惜。如果别人对他连批评兴趣都没有时，那就惨矣。据说？《春秋》专门责备贤者，狗咬了人，只能责备人不小心，不能责备狗乱咬也。《创作》月刊责备南宫博先生和郭良蕙女士，以及柏杨先生这篇大作，都是此意。盖脱裤文学天下滔滔皆是，有的更血淋淋的焉，纵然多两位加入，也没有关系。不过以南先生和郭女士崇高的地位，也去脱之，大家自然要掩书叹息。柏杨先生特为此文，刺激刺激，希望多加考虑。如果仍认为脱裤是对的，则不妨尽量地脱，甚至高兴起来，亲自上台脱给大家看，我都不在乎。

妖风

前些时台北发生一场学术论战，论的大概是“中西什么化”之类的玩艺，普通小民不懂也。但后来却逐渐有点儿懂，盖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色各样的帽子，把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几位先生，祭得晕头转向。一会说他们是汉奸啦，一会说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啦，一会说他们思想有问题啦，一会又说他们简直仿佛非是共产党不可啦。呜呼，论战的主题是“二加二等于四”，即令人他们是汉奸，反抗过政府，思想有问题，二加二仍等于四，不能就等于五。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预卜的，只要能把某一顶帽子扣个结实，则对方或杀头焉，或坐牢焉，就等于封住其嘴，他阁下的论战就大获全胜矣。

这股妖风目前似乎已从“学术界”吹到“文艺界”，其焦点乃郭良蕙女士的长篇小说《心锁》。那本描写性的大作，柏杨先生曾表示过道德万丈矣。但一个文人也好，一个作家也好，所能做的，应该是到此为止，不能超过笔的界限，去向官府搬兵，教唆杀人。尤其是我看某一本书不顺眼，不等于我看该书的作者不顺眼，我喜欢某一本书，也并不等于我喜欢该书的作者。如果由书而牵连到作者，那就是人身攻击矣。我们可以反对《心锁》，但不能说郭良蕙女士一钱不值。世人每每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把人活活害死，如果文真如其人，则凡是文章官冕堂皇的家伙，只要笔下俨然岸然，都可以吃冷猪肉啦。

该股妖风现在更吹到了中国文艺协会，听说该会理监事会上，学问甚大，道德甚高的朋友，提议要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不禁大吃一惊。呜呼，上帝，千万保佑没有这回事，如果有这回事，就教人呜咽。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人类已研究了几千年，还没有研究出啥名堂，文协的理监事朋友千万别替天行道。谨叩头流血，郑重哀告曰：“如果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不等开除，就也要隆重宣布退出，当然也可以把郭、柏二人一齐踢掉，则尊腿既是你的，只有悉听尊便。”

该股妖风好像还在酝酿要建议官府查禁《心锁》。《心锁》之适合不适合少年男女去读，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化人的努力，不应超出讨论的和批评的范围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组织本身。在哲学解释学认为，本，更不能借刀行凶。文学问题，只有以文学的方式解决，只能诉诸自己的见解和读者智慧，不能乞灵于政治干涉。尤其是，批评家和线民不同，作家应有石头般的挺劲，官府可以拆除台中公园门前的塑像，当然更可禁书。像美国的邮政局，就可以对某书某刊，拒绝寄递。像张作霖先生，他甚至可以杀文人的尊头。但如果自己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他就不应对自己反对的东西，暗下毒手，乞灵官权镇压。也不应用打小报告的手法，去激官府之怒，而查之禁之也。这不是单纯的《心锁》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和基本问题，此风一开，有权势的大人先生，有权势的黄马褂作家，就勇不可当矣。

（柏老按：结果是，中国文艺协会仍然开除了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跟着也就宣布开除了中国文艺协会。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此怪事，作家不但不维护作家，反而充当杀手。嗟夫）

两件怪事

中国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说不悠久，然而怪事也就因此越多，妇女缠小脚便是伟大的怪事之一。把女人一双天足，硬生生地断筋碎骨，缠成一团废肉，纵是禽兽，都不致如此残酷，独中国的传统文化，硬是这般，甚至歌颂之声，不绝于耳，历史上到处都有赞美“莲瓣”的文献，却无一篇反对的大作。究其实际，小脚不但不方便，而且也不美——既不悦目，又奇臭难闻，真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女人像疯了一样去大缠特缠，原因何在？

现在，小脚这回事总算已经过去，当时人们严肃得不得了的事，今日一想，怎么也禁不住汗流浃背，而且再也弄不明白，为啥一定要那样。不过，前面已声明过，历史越久，怪事也越多。小脚虽去，武侠小说却逼面而来。武侠小说之对于小脚，因为小巫之见大巫，算不了个啥，但其劲头却足可以望当年缠小脚的项背。大人先生提倡于上，亭子间文人呐喊于下，苦矣哉的只是一些女人和读者。小脚不过摧残人的身体，武侠小说却摧残人的心灵，小巫好像更高一筹。

最近一期的《文坛》杂志上，有一专辑，曰：“在科学法治的时代下，谈谈武侠小说的风行和影响”。由各家笔谈，约二万余字，言简而意赅，我想仅这个题目就可说明武侠小说是怎么一回事。“科学”和“法治”，是中国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境界，看见美国的科学，看见英国的法治，有时候简直羡慕得连口水都要流出来。好容易一点一滴建立起的心理基础，却被武侠小说迎头痛击，怎不教人生出一种无聊之感乎哉。

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就在不科学上：越是武功高的女侠，越是漂亮得不像话的二十岁左右的少女；越是了不起的祖师爷，越是又脏又烂又弱的老头。但一旦动起武来，口吐红丸，手掷飞剑罗尼柯（AndronicusRhodius，约前1世纪）整理出版。因他，百里之外，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气功绝伦，在水面上乱跑，如履平地，从喜马拉雅山一跳，只听耳旁风声呼呼，睁眼一看，已跳到了长安城。其次的特点则是“反法治”的焉，虽然那些可敬的侠客们杀的全是贪官污吏，看了使人心里舒服万状，但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则是事实。本来，这年头也真教人盼望有大侠出现，以平民愤。但武侠小说却导人以躲避现实，平愤反而成了次要，有点得不偿失。

问题是，连那些曾经指天誓日，提倡“战斗文艺”的官报，都在大载武侠小说，则既无权无势，又无地盘的穷作家们，瞎嚷嚷个啥。

俗云：世界上有两“端”绝不可犯，一是武人的锋端，一是文人的笔端。盖你得罪了武人，免不了把你弄去修理一番，然后将头割掉，以示薄惩；你得罪了文人，当你威力足可杀他、关他时，他乖得像真的一样，可是等你一旦死亡，或一旦失势，他随便揭你两张底牌，大笔一挥，能使你活着无脸见人，死后子孙蒙羞。尤其是文人对文人，更很少挺身而出，择善批判。无他，恐惹祸上身，招架不住。

去年（一九六○）胡适先生曾对武侠小说表示轻蔑，发表了一段“武侠小说荒谬”的谈话，盼望改写“推理小说”，结果引起一批武侠小说的作者大肆咆哮。幸亏那些咆哮只限于窝里反，没人听见时间的哲学》、《或然性理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捶、《科，但其有撒泼之意，昭然若揭。盖胡适先生希望他们写“推理小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犹如希望三轮车夫改行去开喷气机一样，他如有此本领，早不武侠了矣。

一个武人最低的条件，他应该分辨出什么是大炮，什么是步枪。一个文人亦然，他至少应该文字通顺。自从盘古立天地，从没有听说有文字不通顺而竟敢写小说。然而奇迹也就在此，有些武侠小说却硬是不通得出奇，这种人写武侠已经吃力，再教他去推理，真能推掉老命。

推理小说在某一个角度来着，比文艺小说都难。莫泊桑先生的《项链》，乃上乘之作，可是，如改为推理小说，却失败得惨。玛蒂尔特夫妇在丢掉项链，并借款赔偿之始，为啥不向原主人说明详情乎，而必须等还完了债之后才说？文艺小说可如此剪裁，推理小说却必须交代明白，四面八方都需要照顾周到，而无一句懈怠。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刻刻扣情人理。于是，恐怕把目前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打得稀烂，他们也写不出。胡适先生之议，无怪行不通。

继胡适先生之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