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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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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女人对男人的看法，跟男人对男人的看法不一样，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也跟女人对女人的看法不一样。父母和子女对有没有出息的看法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同样不一样。我们并不是压根儿否定人生经验，那是血和泪的结晶。我们只是说，人生经验往往只胶柱过去，对崭新的形势和变化，往往不能接受。它当然可能仍价值连城，但也可能错误。都不是绝对的，也都不是每一桩人生经验都崇高可敬和正确，做父母的如果自信过强，怎么不抽棒乱打？
西崽情意结
于是乎有人开腔啦，曰：“英语是国际语言呀，说英语并不丢人呀。”说英语当然不丢人，不要说说英语啦，就是说匈奴语鲜卑语，都不丢人，盖言语不过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天下没有谁规定哪一种言语丢人的。但问题就也出在这上面，只小民觉得不丢人没有用，在西崽的尊脑中，说中国话却是丢人的也。在某一个场合，用英语合宜，当然用英语，在别一个场合，用阿比西尼亚语合宜，当然用阿比酉尼亚语；但在并不宜于用洋大人语文的场合，却用洋大人的语文，便是结结实实的畸形人矣。呜呼，我们再重复一句，西崽不西崽，畸形人不畸形人，和知识程度以及社会地位无关。君不见香港中文大学堂排挤钱穆先生之事乎？该校教务筹划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成员五人，即：该大学校长李卓敏先生、联合书院院长郑栋材先生、崇基书院院长容启东先生、该大学教务主任胡熙德先生，另一位就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先生啦。报上说，该筹划委员会一开起会来，大家全部英语出笼。中国人在以中国语言为主的大学堂之中，对象又全是中国人，却用英语发言，这也是人类一大绝件。钱穆先生大概发现“佛也救不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辞职撤退。
中文大学堂是英国人主动办的，早在一九五七年，汇丰银行大股东开斯维克先生便建议在香港大学设立一个中文部，后来英国政府又派了一个富尔敦调查团去香港调查，才终于成立。嗟夫，连身为殖民地主子的英国人，都感觉到中国语文不可侮，万不料中国的畸形人并不如此想也。读者老爷如果想参观一下高级文化西崽的嘴脸，不妨赶快办出境证，去香港中文大学堂，一瞧便知。咦，今天报上载，李卓敏先生不是经台北去东京乎？能看到他的记者真有福矣，可惜其他三位没有随行左右，否则为之一一塑像，送到西崽庙陈列，大家的印象必当更为深刻。
我们无意对李卓敏先生之类的所评论，风吹烟消，西崽分子在任何华洋人等眼中，都没有重量。君不见两晋南北朝时乎？软骨动物固都有“汉人学得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这种镜头，中文大学堂里西崽所表演的，一模一样，不过是改啦，改成“华人学得英人语，会议桌上整华人”。这种气质心理学上应有相当解释，大概是一种极度的自卑感，似乎可称之为西崽情意结，由自尊的丧失和补救的迫切而产生，这种情意结发展到极端，不但以自己的语言为耻，以自己的种族血统为耻，也以自己的父母为耻。美国很多年轻黑人，便是被这种情意结所控制，悲剧闹剧，由此而生，不独中国的西崽分子为然也。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言语是国际性的，有人异想天开，发明了“英语优秀学”，说它如何如何的好所采用。，如何如何的妙，所以英语了不起呀了不起，发明这种学问的人，应该隆重颁给他一座西崽奖。在西方世界，古之时也，拉丁语是“国际语”，罗马帝国强大不堪，东征西代，把弱小民族打得哭爹叫娘，拉丁语自然威不可当，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学者写书，还是以拉丁文为正宗，只有在写小说、散文这些不重要的东西时，才用英文。盖他们深信，拉丁语是国际语言，将流传千古，而英文不过是一个地区一小撮民族的方言，终有一天完其蛋也。后来法国出了一位拿破仑先生，武力所及，也有一手，再加上工业革命之后，殖民地遍天下，法文就吃香啦，连国际间签订条约，都用法文，西崽朋友也同样发明了“法文优秀学”，说法文怎么高级，一个字只有一个意义，制成公文书，等于铁板钉钉，连第二个解释都没有，可免去很多因解释不同而引起的纠纷。
就在前些日子，香港《自由报》还刊载一文，作者是谁，记不起啦，还在努力宣传法文第一哩。他阁下大概是一位法国留学生，眼看自己会的那一套逐渐没落，心里发急，忍不住大声疾呼，以醒迷梦。他的大作似乎就是法文优秀学的论文，把英文骂得一钱不值，说要讲法律、要讲条约，就得用法文。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弄出个原子弹，而且又有的是钱，到处乱援助，英文就不可一世。英国人真应该向美国人磕头如捣蒜，如果美国人说的不是英语，而是阿比西尼亚语，恐怕世界上果然地只剩下一小撮人在说英语，它便好不起来，也妙不起来也。
语言是国力象征，国力强啦，语言就吃香，一旦阿比西尼亚强啦，也发明了各式各样奇怪之弹，而且钱多如驴毛，连美国都可怜兮兮去申请剩余物资，恐怕西崽分子立刻也就发明了“阿比西尼亚语优秀学”，说它是如何如何之好，兼如何如何之妙。我想，自己是西崽，不妨拉下脸皮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西崽，不必汗出如浆地去乱找理论根据。我说这话，并不是要当义和团，而是说，即令自己的语言再坏，改良之可也，犹如自己的父母再坏，功之可也，责之可也，杀而弃之则不可也。
如果说有国际语言的话，联合国规定的有五种焉，华文华语占其中之一。前些时立法院还提出质询，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为啥不用中文讲话（编者注：指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席位时）。答复来啦，说中国的国势正弱出上层建筑“分类劳动”的定义；4．提出社会现象的物质化，如果要说中国话，就要增加一套设备，怕惹人家嫌。即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由，可是掂刚胜利时，中国的架子正大，国势正强，为啥不说中国话哉？归根到底，西崽情意结作怪罢啦。嗟夫，西崽不死，大难不止。
可别全盘西化
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实》杂志单页上曰：“中国人在‘倒运’中，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傲，我真怕‘走运’时期来临！”
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不过，“欲知来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满自傲，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敬请放一百二十五个心可也。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嗟夫，中国到今天这种地步，真应该父母兄弟，抱头痛哭，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检讨。然后，吸鸦片的戒掉鸦片，吸海洛因的戒掉海洛因，推牌九的戒掉推牌九，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病人膏盲的立即送进医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六，断手断腿的立即装上义肢；把翻闲话挑拨是非的长舌妇，痛揍一顿，把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家伙，赶上山上。然后一齐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土的挑土，浇水的浇水，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现在可好不了，将来更好不了。
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焉，也有说“没有深度”的焉，反正他们那玩艺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别一个问题，即令它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房，披着麻袋，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地嚎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扬扬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哩，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虚骄只是晕晕忽忽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
柏杨先生前曾声明过，现在再声明一次，我老人家可不主张全盘西化，一头撞到洋大人怀里。前些时孙世钟小妹妹给我来信，叫我“柏先生”帝和唯心主义哲学中独立存在的理性。声称人和自然是哲学，我就复信训之曰：“柏先生是洋大人的叫法，中国人的规矩，你要叫我柏伯伯才对。”她挡不住我这一训，以后就叫我“柏伯伯”啦，盖中国友谊中含有亲情，是可以延长到后代的，似乎更应发扬光大之也。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
民主必须纳入生活，才算真正民主。可惜这玩艺移植到中国，就成了花瓶，偶尔摆出来亮亮相。君不见我们最多的是“以示民主’呼哉？这个字最近比较少见，大概“示”的人和被“示”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十年之前，我老人家在南投县住过一个时期，那时“奉命不诉学”的男主角之一李国祯先生当县长，县运动会上，报纸就恭维他的举动是“以示民主”，原来他阁下脱掉外套，跳了那么几跳而已。他为啥跳了几跳乎？不是屁股上被狗先生咬了一口，不得不跳，也不是他阁下还有一份纯洁的感情，非跳一跳不可，而是既然大家都跳啦，他这个小头目觉得有“以示民主”的义务。而小民感同身受，就非拥护他不可矣。呜呼，民主是不能“示”的焉，一“示”就是输出品，就成了五花洞的小丑，只供别人娱乐而已。民主必须成为生活的内涵，想“示”都“示”不出来，而是自然的实践。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跟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啦，顶多灌下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洋大人那些比洋枪洋炮铁甲船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一种调和折中的观点。，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抓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和技巧。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而我们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或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喷嚏，流出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斯匹林，我们就说他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人生以出国为目的
出国焉，留学焉，成了这处时代的特征，不可不大书特书。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出国留学，和一九二○年代的出国留学，其本质上大大不同。从前留学，基于爱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回来改善自己的国家；而今留学，基于厌恶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就在外洋落户，不再要自己的国家。这区别非常重要，只有对知心亲友，才肯吐露这种心理上的动机，把屁股打烂都没有人肯形诸文字也。前些时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去美国玩了一趟，归来后发表谈话曰：“看到在美国的很多留学生，我很高兴，将来不愁没有建国人才。”这种话小民听啦，真要连心都感激成灰。留在国内的呆瓜流血流汗，有的还要破家送命，万一闯一个万儿，留美朋友浩浩荡荡，踏着呆瓜鲜血而回，建起国来，呜呼，一九二○年代国民政府北伐时便是要的这一套，耍得甚好；抗战时再耍之，就不太灵光，以后恐怕再无灵光的一日矣。不过，天下竟有如此的如意算盘，怎能不建立“出国人生观”乎？
没有生理以外的抱负，是这种人生观的必然产物。很多留学生只希望把英文搞好，搞好了之后不是为了贡献，而只是为了餬口——文明点说，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改善生活并没有不对，生活当然应该努力改善，但如果人生的目的只限于改善自己的生活，似乎有点太单细胞矣。而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却一直在这个窄小的酒杯里陶醉，真教洋大人哑然也。而且为了出国，不择任何手段。有一位女声乐家，已经结婚生子，执教于某某中学堂，本来过着平静日子，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看着丈夫儿女都不顺眼，大闹一阵而离了婚，一直打着女光棍，发誓非出国不可，不管是啥样男人，只要能把她弄出国，她就嫁他。而现在她终于出国矣，有一个男人把她弄出去，但迄今还没有嫁他，可能留着再用一次，以便取得公民权。另外还有一位女学生，某某大学堂的系花也，这位小姐是一个善良而正派的女孩子，不幸有一次，被一个过气的老官崽征服，条件是和你同居可以，但大学毕业后，送我出国。过气老官崽有的是钱，对此自然一口答应，如今那女孩子也出了国，且在新大陆结婚而生子啦。
我们对这两位女子，毫无责备，但不得不有点感叹。盖不是少数人如此，而是多数人都如此焉。柏杨先生不禁为美利坚悲，现在似乎有这么一种现象，世界各国的垃圾人物，和一些使人麻上来的老老少少，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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