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美]-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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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一直没有再去想这段文字，可是，在当时，我坐在大夫的马车夫的旁边，那是他通常放鸡笼子的地方，笼里装满他在马丹维尔市场上采购来的鸡鸭，我坐在那地方写完了上述一段文字之后感到非常痛快，我觉得它巧妙、周全地把我从钟楼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让我对钟楼所蕴藏的内涵也作了交待，我痛快得好比一只刚下过蛋的母鸡，直着嗓门儿唱了起来。　

在作这类漫步的时候，我能整整一天想入非非，想到能成为盖尔芒特夫人的朋友该有多快活，钓钓鳟鱼，乘一叶扁舟荡漾在维福纳河上；而贪图幸福的我，在那样的时刻，对生活别无他求，但愿此生天天下午如此逍遥。但是，在归途中，当我在左首瞥见一座农庄时，我的心突然怦怦乱跳，我知道不出半小时我们就到家了。这座农庄离另外两座挨得很近的农庄相当远，要进入贡布雷市区，只须经由农庄折入橡树夹行的林荫道，林荫道的一边是分属三户农家的果园，株距整齐的苹果树枝条垂地，斜照的夕阳给树荫勾画出日本风格的图案。每逢去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的日子反正都是这样，回家之后不久就开晚饭，我刚吃完，他们就打发我去睡觉，要是赶上家里有客，我的母亲就不能离席，不能上楼来到我的床边同我道晚安。我悻悻然进入这个凄凉境界，同不久前我欢天喜地投入的那个快活境界相比，区别如此鲜明，犹如层云迭起的天边，一抹红晕被一道绿线或一道黑线所切断。红霞中有一只鸟儿在飞翔，眼看它将飞到尽头，几乎已经接近黑色区域，接着它飞了进去。盼望去盖尔芒特，盼望旅游，盼望幸福的念头刚才还纠缠着我，可现在我与它们相去万里；我已不觉得实现这些愿望有什么乐趣可言了。我甘心把这一切全都抛弃，只求能在母亲的怀里整夜哭泣！我瑟瑟发抖，我忧心忡忡地盯住了母亲的脸庞，今天晚上她不会到我的房里来了，独居孤室的景象已在我的脑海浮现，我恨不能一死了之。这种心境一直延续到第二天的早晨，当阳光象园丁架梯子似的把一道道光线靠到长满旱金莲的墙上（那些旱金莲一直缘墙而上，长到我的窗前），我连忙下床，赶快到花园里去，不再顾及黄昏又会引来同母亲分手的时刻。所以说，我是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学会辨别在某些时期内先后在我身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心境的，它们甚至在一天之内都各占一段时间，一种心境赶走另一种心境，就象定时发烧一样分秒不差；它们彼此相接，又彼此独立，彼此之间无法沟通，以致在某种心境之下，我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在另一种心境之下我所期望或我所惧怕或我所做过的一切。　

因此梅塞格利丝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对于我来说，是同我们各种并行的生活中最充满曲折、最富于插曲的那种生活的许多琐细小事紧密相连的，也就是同我们的精神生活有关。无疑，它在我们的心中是悄悄地进展的，而我们认为意义和面貌都发生变化的真理，为我们开辟新的道路的真理，我们其实早就为了发现它作过长期的准备，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而在我们的心目中，真理却只从它变得显而易见的那一天、那一分钟算起。当年在草地上嬉戏的花朵，当年在阳光下流淌的河水，曾与周围的风景相关连，而这些景物至今仍留恋着它们当年的无意识的或者散淡的风貌；不用说，当它们被那位微不足道的过客、那个想入非非的孩子久久地审视时，好比一位国王受到湮没在人群中的某位回忆录作者的仔细的考察那样。大自然的那个角落，花园里的那个地段未必能认为它们多亏那孩子才得以继续幸存在它们稍纵即逝的特色之中；然而，掠过花篱，紧接着由野蔷薇接替的那株山楂花的芳香、花径台阶上没有回音的脚步声、河中泛起扑向一棵水草又立即破碎的水泡，都一直留在我激荡的心里，而且连续那么些年都久久难忘，而周围的道路却在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走过那些道路的人死了，甚至连对走过那些道路的人的回忆也都泯灭了。有时，延存至今的那一截片断的景物，孤零零地从大千世界中清晰地浮现，繁花似锦似的小岛在我的脑海中漂动，我却说不出它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也许干脆出自什么梦境。但是，我之所以要想到梅塞格利丝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首先是把它们看作我的精神领域的深层沉淀，看作我至今仍赖以存身的坚固的地盘。正因为我走遍那两处地方的时候，我对物对人都深信不疑，所以唯独我经过那些地方时所认识到的物和人至今仍使我信以为真，仍使我感到愉快。也许因为创作的信心已在我的心中枯萎，也许因为现实只在我的回忆中成形，今天人们指给我看我以前未曾见过的花朵，我只觉得不是真花。沿途有丁香花、山楂花、矢车菊、丽春花和苹果树的梅塞格利丝那边，沿途有蝌蚪浮游的河流、睡莲、金盏花的盖尔芒特家那边，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构成了我乐于生活其间的地域景象，在那里我首先要求的是能有地方钓鱼，有地方划船，有地方见到哥特式古堡的残迹，就象在圣安德烈那里一样，能在麦浪之间找到一座磨房般金光灿烂、乡土气十足的、雄伟的教堂。我如今漫游时偶尔还能在田野中遇见矢车菊、山楂树和苹果树，由于它们早印在我的心灵深处，与我的往事相处在同一层次、所以便直接同我的心灵相通。然而因为一地有一地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一旦萌生重访盖尔芒特家那边的愿望，即使那时有人领我到一条河边，河里的睡莲跟维福纳河的睡莲一样美，甚至更美，我也不能得到满足；同样，黄昏时回到家里，在忧虑袭来的时刻（后来这忧虑迁居进爱情的领域，变得同爱情难分难舍），我也不希望有一位比我的母亲更美丽、更聪明的母亲来同我道晚安。不，为了我能美滋滋地、安心地入睡，我需要的是她，是我的母亲，是她向我俯来的脸庞，在她的眼睛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可以算一种缺陷，但我也同样喜欢；除母亲之外，没有一个情妇能使我得到那样纤毫不乱的安宁，因为你即使信赖她们的时候都不免存有戒心，你永远不能象我接受母亲一吻那样得到她们的心；母亲的吻是完整的，不掺进任何杂念，绝无丝毫其它意图，只是一心为我。同样，我想重睹芳华的是我所认识的盖尔芒特家那边的景物——半路有座农庄，与另外两座紧挨在一起的农庄相距颇远，位于那条橡树成行的林荫路口；是那几片被夕阳照得犹如池塘一样反光、倒映出苹果树低垂枝叉的如茵的草地。这幅风景有时在夜间进入我的梦境，其独特的个性以一种近乎神奇的力量紧紧搂住了我，待我从梦中醒来时，却又无从寻觅。无疑，梅塞格利丝那边或盖尔芒特家那边只因为在我心上留下不同印象的同时也使我亲身体验到了这一切，所以这些不同的印象才牢固地铭刻在我心中，永远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从而使我今后的生活面临那么多的幻灭，甚至那么多的错误。因为，我经常想重新见到某人，却意识不到这仅仅是由于那人使我回忆起攀满山楂花的蕾篱，因此我认为——同时也让别人相信——只需神游故地，便能重温昔日的残梦了。同样，即使我身临其境，今天在我可能同梅塞格利丝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有关的印象中，昔日的印象依然存在，只是那两个地方给我的印象提供了牢靠的基础、一定的深度和一种其他印象所没有的幅度；它们也使我的旧印象多了一种魅力，一种只有我才体会得到的意蕴。每当夏天的黄昏，和谐的天空响起猛兽吼叫般的雷鸣，在人人都埋怨风狂雨骤的时候，正是梅塞格利丝那边的昔日情景，驱使我独自透过落下的雨声，忘情地嗅到虽无形迹却长存于我的心田的丁香花的芬芳。　

就这样，我往往遐思达旦，想到在贡布雷度过的时光，想到当年凄凉的不眠之夜，想到昔日的种种情景——是后来的一杯茶的味道（贡布雷人称之为“香味”），勾起了多少往事的生动形象——，更由于回忆的连锁反应，使我想到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但直到我离开贡布雷多年之后才听说的有关斯万的恋爱经历，这在细节上不可能精确无误，因为我们有时对死了几百年的人的生平。更容易知道一些细节，而对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的生活，反而不易得到详备的认识，故而精确之不可能，好比想从这个城市同另一个城市的人聊天，在人们不知道有什么途径可以扭转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下看来是无法进行的。这一切回忆重重叠叠，堆在一起，不过倒也不是不能分辨，有些回忆是老的回忆，有些是由一杯茶的香味勾引起来的比较靠后的回忆，有些则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别人的回忆，其中当然还有“裂缝”，有名副其实的“断层”，至少有类似表明某些岩石、某些花纹石的不同起源、不同年代、不同结构的纹理和驳杂的色斑。　

当然，当天色徐明时，我似醒非醒的短暂的朦胧早已经消散。我知道我果然躺在某一间屋子里，因为在夜犹未央时我已经把这房间照原样设想过一番了；仅仅靠我的回忆或者凭我放在窗帘下的一盏微弱的油灯提示，我已经象维持窗门原始布局的建筑师和装璜匠那样地把整间屋子里的格局和家具设置都照原样想象得各在其位了。我把镜子架在原处，把柜子也放在它通常占据的地点。但是，阳光已不是我起初误以为阳光，其实是黄铜帘杆上炭火余烬的反光了。当阳光象用粉笔在黑暗中刚划下第一道更正的白线时，原先被我错放进门框的窗户立刻带着窗帘脱框而跑；被我的记忆放错地方的书桌为了给窗帘让路也连忙把壁炉往前推，同时把过道那边的墙壁拨到一旁；一个小庭院稳稳当当地在一刹那之前为盥洗室所占据的地盘上落脚，而我在昏暗中所重建的那个寓所，被曙光伸出的手指在窗帘上方划下的那道苍白的记号赶得仓惶逃窜，挤进了我初醒时在回忆的漩涡中泛起的其他寓所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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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斯万之恋



要参加维尔迪兰家的“小核心”、“小集团”、“小宗派”，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但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默认它的信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承认当年得到维尔迪兰夫人宠爱的那位青年钢琴家既“压倒”普朗岱，也“压倒”鲁宾斯坦①（维尔迪兰夫人说：“瓦格纳的曲子，再也不可能有人弹得象他那样好了！”），还要承认戈达尔大夫的医道比博丹②还要高明。随便哪个“新会员”，要是维尔迪兰夫妇不能说服他承认别人家的人晚会全都跟连阴天那样无聊乏味的话，那就马上要给轰将出去。在这一方面，妇女要比男人难以驯服，她们不愿抛弃从事社交活动的好奇心，不愿放弃亲自到别的沙龙去体会体会是否比这里更有意思的意愿，而维尔迪兰夫妇感到这种探索精神，这种轻佻的邪魔可能传染开来，对这个小教会的正统教义会带来致命的打击，于是不得不把女性“信徒”一个一个赶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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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朗岱（1839—1934），法国钢琴家；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　

②博丹（1825—1901），法国名医。　

除了大夫的年轻太太外，那年的女性“信徒”几乎就只剩下（尽管维尔迪兰夫人本人是个有德行的人，出自一个极其富有然而门第十分低微的正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但她也慢慢地跟这个家庭中断了一切联系）一个半上流社会中的人，叫做德·克雷西夫人，维尔迪兰夫人按她的小名管她叫奥黛特，说她是个“爱神”；另外还有一个是钢琴家的姑妈，仿佛原先是个看门的门房；她们对上流社会一无所知，头脑简单，很容易就相信萨冈亲王夫人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只能花钱去雇穷人到她们家饭桌上去充数这种说法，也很容易就相信如果有人邀请她们到这两位贵妇人家去作客的话，这位当年的门房和这位轻佻的女人是会嗤之以鼻的。　

维尔迪兰夫妇从不请旁人吃饭，他们饭桌上的客人是固定的。晚会也没有一定的节目单。年轻的钢琴家只有在“来劲儿”的时候才演奏，本来嘛，谁也不能勉强谁，维尔迪兰先生不是常说吗：“在座的都是朋友，友情第一嘛！”如果钢琴家想演奏《女武神》中奔马那一段或者《特里斯坦》①的序曲，维尔迪兰夫人就会反对，倒不是这音乐不中她的意，恰恰相反，那是因为它在她身上产生的效果太强烈了。“您非要我得偏头痛不可吗？您早就知道，每次他弹这个，我就得偏头痛。我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明天当我要起床的时候，得了，晚安吧，谁也不来了！”他要是不弹琴，大家就聊天。朋友当中有那么一位，通常是他们那时宠爱的那位画家，如同维尔迪兰先生所说：“撒出一句扯淡的话，招得大家纵声大笑。”尤其是维尔迪兰夫人，她是惯于把表达那些情绪的形象化的说法落到实处的，有一天就因为笑得太过厉害，戈达尔大夫（当年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不得不把她那脱了臼的下颌骨给托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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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女武神》和《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都是瓦格纳的歌剧。　

晚礼服是不许穿的，因为大家都是“亲密伙伴”，不必穿得跟被他们避之若瘟神，只是在尽可能少举办而仅仅是为了讨好那位画家或者把那位音乐家介绍给别人时才组织的盛大晚会上邀请的那些“讨厌家伙”一样。其余的时间，大家就满足于猜猜字谜，穿着便服共进晚餐，决不让任何外人混入这个“核心”。　

随着这些“伙伴们”在维尔迪兰夫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日益增长，凡是使得朋友们不能到她跟前来的事情，凡是使得他们有时不得空闲的事情，例如这一位的母亲，那一位的业务工作，另一位的乡间别墅或者什么病痛等等，就都成了叫人讨厌、该受指责的了。要是戈达尔大夫认为应该离开餐桌回到病危的病人跟前去的话，维尔迪兰夫人就会对他说：“又有谁知道，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