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人间-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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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谈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则已，要谈就得在每个主义下猛夹洋字，才能教读者老爷心服口服。可惜我老人家埋头苦查了半天英汉字典，都没查出来名堂，也曾向两位在大学堂教英文的教习打过电话，一位曰：“老哥，你真是天才儿童，越来越聪明，乱发明主义起来啦。啥叫个体主义？没听说过。”另一位倒仿佛听说过，告诉了一个很长的孑孑文，我当时写到一张纸条上，以备“顺手拈来”，不料被小孙女擦了屁股，再打电话时，他阁下已出了国，所以想充充壳壳了都充不成。希望读者老爷千万别用西崽眼乱瞅，认为我老人家露了原形，并没两斧头。等该教习阁下回国之后，我的洋字可多啦。

既然无法“洋已有之”，我老人家只好自己动手，发明来历，夫个人主义似乎是民主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上最小单位，这单位就是自然人。所以凡是硫磺虫，对个人主义，往往不共戴天。个体主义似乎是伦理思想和伦理实践的单位，这单位可能是一个自然人，也可是一小撮有血缘关系的自然人（家），更扩大到可能是一小撮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族）。世界上好像只有中国有“灭门”以及“灭三族”、“灭九族”的残酷刑法，但这种刑法却有它的理论根据，那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血流成河，杀了几千几万，实际上不过杀了一个个体。

伟大发明家

个人主义产生权利义务观念，由权利义务观念更产生权利与责任观念。所以洋大人社会有纳税人组织，小民既付了钱，就要问问这钱是怎么花的，不能把钱扔到狗肚子里。在行为上，俺既有这么大的责任，就要掌那么大的权，或者是，你既掌这么大的权，就要负那么大的责任。刑事上的责任一清二楚，不必细表。政治上的责任虽比较曲折，但原则却是一样的也。

昨天下午我老人家去一家大衙门找朋友借钱，正好碰上一幕：一个西服店老板，给他的同事送来一套衣料，偏偏该同事不在，朋友就曰：“放到他桌上好啦。”老板曰：“丢了怎么办呀？”朋友曰：“你说啥？我们这里成了贼窝啦。”老板曰：“那当然不是，而怕万一。”朋友拍胸脯曰：“我负责任。”老板曰：“先生，请你代写一张收条好不好？”朋友变脸曰：“你既不相信我，你就别放。”把该老板搞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柏杨先生在旁看了半天，实在想不通。等到老板狼狈而逃之后，忍不住请示曰：“兄台，我得打听到底，如果真的出了万一，那西服不见啦，你能赔一套乎？”他瞪着眼曰：“我也没偷他的，怎么教我赔？”我曰：“那么，你说你负责任，该责任是啥责任？”这句话大概碰到了他的伤疤，半天没言语，只脸上气得一青一红；看情形已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危险之境，立刻仓皇告退。出门后就懊悔不迭，如果我顺着他说，把那个老板骂成有眼不识泰山，他就舒服啦，说不定当场就可借到十两银子。

呜呼，我们社会上拍胸脯的人多，而对该胸脯兑现的少。刑事上尚且如此，政治上就更鸦鸦乌矣。夫政治上责任，就是“辞职”。跟“辞职”遥遥相对的是“死不放”籍，师事王守仁。后讲学终身。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死不放”不但是没有责任，而且是没有廉耻。但这也不能太过度地埋怨，盖事实上有些人教他负责任，也未免冤枉。且举一个放屁之例，你说千万别放，放啦准薰死人，偏偏人有说快放快放，放啦说不定把人薰成神仙哩。你只好隆重放上一屁，结果薰倒了七八个，斯时也，把贵阁下的尊头“喀嚓”一声，恐怕实在不好意思，不要说“喀嚓”一声啦，就是请你卷铺盖，都有点坏良心。

有责无权焉，有权无责焉，有权利没有义务焉，有义务没有权利焉，是个体主义社会必然的现象，犹如害麻疹的娃儿脸上必然有红斑红点一样。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毫无拘束地发展时，也不是在一对一的时候，有发展到给玉皇大帝盖瓦的可能。可是一旦要群体而上，不麻烦大啦，好像一群刺猬上阵冲锋，一方面要跟敌人拼个“千万人头落地”，一方面还要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还没有看见敌人哩，自己已鲜血淋漓，身受重伤。嗟夫，是刺猬先生不知道合作之利乎？抑不知道团结之利乎？实在是被别人刺得受不了，而自己也刺得别人同样受不了。于是，再结实的阵线，只不过表面热闹。

袁晴晖先生月底曾给柏杨先生来过一信，本月初又连接到两信，虽然是信，却好像两篇论文，忍了半个月，仍忍不住，还是要抄出来，以供读者老爷拜读。不过要声明的，柏杨先生凡是恭录意见相近的私函，总是事前征求同意。有些不同意的，就秘密珍藏，或遵嘱烧之。有些同意的，或告以某句某段应删应改，则遵照删之改之；或告以全文可登，就全文不动。但袁先生这两封信，虽然在口袋中揣了这么久（我老人家没事时就掏出来看看，快看得稀烂啦），仍未征求他的同意，盖接了上次之信后，我就写信对他老人家谆谆告诫，他老人家回信曰：“阁下以为我不走正路，恐怕我功名富贵前途受影响，为我担心，其实用不着担心，我已早受影响啦。”既然袁先生不教为他担心——而且袁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说实在的，也没啥可担心的，倒是柏杨先生真需要担心也。

袁先生第一信曰：

大作引用我们中国伟大发明家说：“我们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不对。”其实发明家这些话有其道理，足以为我们的糟糕历史增光。我觉得，在历史上，先圣先贤不少，但不肖的祖宗似乎也太多，有如恒河沙数，与先圣先贤数目一比，简直不能比。糊涂混蛋的帝王，阴险残酷的权奸，卑鄙无耻的奴才，不胜其数，做出人间多少冤枉悲惨之事，做出多少罪恶耻辱之事。此古人之所以慨叹于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谗人高张，贤士埋没，黄钟毁弃，瓦罐鸣也。

——柏杨先生插嘴曰：“岂止历史上的瓦罐雷鸣而已，举目四望，瓦罐朋友林立，雷鸣之声更是震耳，大概于今虽烈，于古已然吧。”

袁先生信上续曰：

读历史，忠臣受害之惨，看小说，良民受祸之烈，不觉掩卷三叹。至于其他，如阉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不许出闺门等于终生监禁，令寡妇俄死守节，更惨无人道。童养媳，抱媳郎，买卖童仆，世世做家奴；广蓄姬妾，淫乱家庭，迷信鬼神，以扶乩卜封决定军国大事和个人行动……凡此种种，真可谓不胜枚举。我们伟大的发明家，把我们这一辈人骂得很对，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不肖祖先，做成历史上如此众多的罪恶，对人类欠了这么众多的债务，自然要我们这些后生代先人来赎罪还债了。假如我们还不觉悟，来努力赎罪还债，国家民族前途，还有希望吗？

窝里斗

袁晴晖先生伸手就揭底牌：“忠臣受害之惨”和“小民受祸之烈”，其心情沉重，可透穿纸背。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忠臣，那些夷狄之邦的爱国志士，有没有像中国被杀得这么多，和杀得这么苦也。若卫鞅先生焉，最是倒霉，惨死之后，不但得不到一点同情，还要受到儒家的抨击，不敢归罪于专制制度，反而讥嘲他“作法自毙”。若李斯先生焉，全家被绑赴刑场。若韩信先生焉，没有他就没有汉王朝，结果灭了三族。若崔浩先生焉，被装到囚车里，放到十字街口，任人朝他脸上身上撒尿，同样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佛家朋友反而讥讽他受了乱拆寺院之报。着杨继盛先生焉，只不过写文章写得真诚恳切一点，被打得流脓几碗，死在监狱。若檀道济先生焉，一家大小，杀了个净光。若熊迁授先生焉，若袁崇焕先生焉，游街示众之后，仍鸡犬不留。若岳飞先生焉，其结局人人皆知。若年羹尧先生焉，被罚到杭州看城门，侮辱个够，仍逃不了男女老幼，跪到柴市口挨刀。若方孝儒先生焉，灭了十族。若铁铉先生焉，妻子女儿被发给教坊当妓女，人人得而嫖之。若公孙无忌先生焉，倒毙在蛮荒。若柳亚夫先生焉，活活在监狱里饿死。若屈原先生焉，活活在汩罗江淹死。若文种先生焉，被强大的酱蛆群，一口咬定他是人类中最大的奸慝。若张居正先生焉，即令死啦，也留下后患，合家被兵丁团团围住，饿死的饿死，放逐的放逐。

——这不过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些人物罢啦，如真的请考据癖朋友出面，恐怕能考据出一部大辞典。嗟夫，张献忠先生有七杀诗，历史上当权家伙也有七杀诗，诗曰：“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教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吾友李卓吾先生曰：“忠臣可为而不可为，清官可为而不可为。”不是他反对人当忠臣、当清官，而是跟袁晴晖先生一样，对忠臣和清官的遭遇，以及对促成他们发生那种遭遇的因素，感到心如刀割。呜呼，历史推演到今天这种样子，岂英才全被杀光，或全被逼死的报应欤？

袁先生第二封信曰：

读《势利眼主义》，这正是中华民族落后堕落的写照，不免又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唯物论和无神论相结合，成为机械唯物论的最完善的形式。肯，幸灾乐祸，自私自私，自古已然，中国历史乃一部官场斗争史，故乱多治少。

——我老人家又要插嘴啦，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从头到尾，累牍连篇，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载《菜园怀台杂思》）的后记上曰：“在国外居住过，又曾回国做过事的人，大家可能都同意，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国外做起事来，成就可能比在国内高。换句话说，同一件事，在国内做起来，需要有更高的人才。”

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地，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国内做事，受不完的挤和斗，受不尽的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

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有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王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阔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薰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分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抛于一旦，真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载《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也。

李国鼎先生指出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呜呼，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叫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呀，俺好漂亮呀！”

谋利有啥不对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而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李国鼎先生怎不感叹旧观念，袁晴晖先生怎不觉得文化走到错路上乎？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橄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誓死反对。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地，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主，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保留地，必须取消，这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便一天牢不可破。袁先生引用“哀莫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