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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成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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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未经过锻炼的白话罗哩罗嗦地拼凑到一块儿。这虽是用白话写的，不求救于文言，可是并非精选过的现成的白话，结果还是不易唱，不易听懂。深入深出者病在看不起白话，浅入浅出者坏在知道白话的可贵，而没下工夫用白话作成精美的白话文艺。
作到深入浅出并不专仗着字现成，词现成，句子现成；不过，此文所论却只限于现成与深入浅出的关系。
载一九五○年四月十日《文艺报》第二卷第二期
《骆驼祥子》序
这本书是在七七抗战那一年写成的，在《宇宙风》上连载。连载还未登完，战事即起。后来，此书在广州印成单行本，或者还在桂林印过，我都没有看到，因为广州桂林也相继陷落敌手，大概此书也被敌人毁灭了。我看到的“初版”是在四川印的土纸本。
据说，在抗战中，此书被译成日文，我没见到。战后，另有个日译本，却是征得我的同意才翻译的。
一九四五年，此书在美国被译成英文。译笔不错，但将末段删去，把悲剧的下场改为大团圆，以便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译本的结局是祥子与小福子都没有死，而是由祥子把小福子从白房子中抢出来，皆大欢喜。译者既在事先未征求我的同意，在我到美国的时候，此书又已成为畅销书，就无法再照原文改正了。
后来，别种文字的译本都根据英译本；版权因中美没有国际版权的协定而为译者所有，我无法干涉。这种译本现在已有德，法，意，捷克，瑞士，及西班牙六种文字的，末一种是节译。
好莱坞一家中国电影公司曾决定采用此书，制为电影片，但未成功，而且或者永远没有实现的希望。
此书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今改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我感谢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肯于转让。
老舍序于北京。
一九五○年四月。
载一九五○年五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骆驼祥子》校正本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我代表主席团，首先来欢迎诸位代表、诸位来宾，并感谢首长们到会指导。其次，我请诸位原谅筹备委员会一切筹备得不周到的地方，筹备委员会由产生到今天，才一共不过有两个星期；时间短促，工作就难免因紧张而有所疏忽。在用钱上，筹备委员会是力求节约的；那么，在招待与布置上就难免简陋。不过，我相信，诸位先生一定会由体谅而原谅的。
北京文联的成立，由各方面看，都是必要的。从北京市人民政府看，因为政府是人民的，就理当有个群众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团体，好帮助政府与党，在文艺上为人民服务。从全国文联来看，全国文联若没有各地的文联作基础，便不易推动工作。从北京的特殊情形来看，文联的成立也有它迫切的需要：
一、北京有二百万人民。这是个相当大的数目字。比起欧洲那几个小国来，这个城，在人口上，比一两个国还大。专从人口数字上看，我们就知道；除非把北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总动员起来，是无法把大量的精神食粮供献给这么多的人民的。
这二百万人民都被解放不久。可是，我们已经看见了国家的新主人翁，工人同志们，在各种生产上所表现的良好成绩，而且也看见了他们在业余所产生的文艺作品。这真使我们兴奋，并感觉到一个新时代的确已来到这古老的都城了。在另一方面，北京虽是个大都市，可是离城不远，便有农村与田地。我们不单看见郊区农民的翻身，并且看见不少教授学生和知识份子去参加土改，写出来他们的感想与由农民间得来的知识与智慧。这又是史无前例的事。可是，正因为我们对工农大众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才应当热诚的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去描画他们的高尚品质，鼓励他们前进，并在文化上帮助他们学习。
同时，这二百万人民之中，可也有不少是久住在皇帝脚底下的，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泻药，去洗刷干净肠胃中的封建的余毒积滞。同时，他们也需要一点补药，去补心健脑，使他们壮实起来，好作人民政府的健全公民。这种灵药，只有文学艺术工作者会泡治，泡治得既不猛泻，也不乱补，而且是以娱乐、说服、感动、美丽，作药引子的。
二、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首都的许多设施是自然而然的对全国有带头作用的。专拿文学与艺术来说，作品即使是就本地风光而创作出的，只要作得好，他们便会不翼而飞，比什么东西都飞得更快更远。因此，北京文联不仅是照顾着北京的二百万兄弟姐妹，它也必能间接的给全国以好的影响。而且，我们的确有发生这带头作用的条件，看吧。
三、北京的戏曲在百年来，便已自成一派，受到各处的欢迎。北京戏曲界的名家，也是全国的，甚至是国际的名角儿。今天，全国各地普遍的展开戏曲改进运动；那么，以北京过去的在这一方面的供献与成就，再加上现有的人才与他们的努力，我确信北京的戏曲改进的成绩要比别处作得更出色，因而发生带头作用。还有：四、不单戏曲如是，在新文学与新艺术的各部门也都如是，因为北京是人才荟萃的地方。这些人才，而且，是多少保有五四运动的传统的，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的。这传统，虽然遭受了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反动派的暴力破坏，可是暴力并没有使文学家们、艺术家们，完全屈服。今天我们有了新的政府，与贤明的领袖，五四运动的精神得以复活，而且加上了更新的革命理论与人民的鼓励，于是当年曾被比作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的北京，今天要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了。这一希冀，大概是在每一个在北京的文艺工作者的心中都想起过的。那么，就教咱们团结起来，齐心努力的实现这理想，与莫斯科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看齐吧。
不过，这里还有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新文艺怎样与民间文艺相结合？如何把新血液灌输到旧形式里去？如何采取民间文艺遗产的精华，去使新文艺成为结实的土生土长的东西，不再像先前那样“狗长犄角，充羊（洋）！”这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正需要新旧的人才团结到一处，经常的交换意见与合作，才会不偏不倚，共同找出创作民族文艺的道路来。
五、我们也不缺乏年青的干部，北京是一座学校之城啊。文联的活动，必能与文艺教授教员们取得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就也必加强学生们对社会上文艺活动的了解与参加，这，不久就会练出一枝精强文艺人马，而后分散在各省各地，高悬起文艺工作的旗帜。就专凭这一点，北京文联也有成立的必要。
我想，我在这上面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夸大的地方。我面前坐着的，正是我所提到的北京戏曲界、文艺界的名人和工人与学生们的代表。他们会证明我没有夸大，因为他们都愿意顺应着今日的需要，组织起北京市文联；否则他们就根本不会到这里来。
不过，说着容易，作起来难。这就看我们能不能真正好好的团结，努力搞好我们的工作了。更要看我们是否能虚心的向别人学习，以补自己之所短；热诚的拿出自己所擅长的，教给别人；好作到“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似的团结。困难是有的，但团结必会克服困难。
最后，我们感谢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主持人，借给我们会场，并给我们一切便利。北京市文联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成立大会，真是“出门见喜”。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方向的指示，不是说文艺须给工农兵大众服务么？
载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鼓词与新诗
这里所谓的鼓词是包括着北方的各种鼓词，连快书，牌子曲，数来宝等也在内。
这里所谈的是根据着我自己实际习作鼓词与新诗的经验，不是空泛的议论。
据我看，鼓词里产不出新诗来。原因是：一、鼓词是有固定的形式的，而五四以来的新诗的主要倾向是要突破固定的形式的。诚然，最自由的新诗，因为没有比较有规律的形式，就忽略了字句的音节之美，韵律之美等等，而脱离了大众；可是，设若回过头来，想用鼓词代替新诗，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二、鼓词的形式往往拘束住思想，不能充分自由的以言语直接传达思想，而须兜着圈子去设词遣字，以求合于格律。比如说，假若我不顾形式，我可以写出：“我愿把一腔子的热血，为保卫祖国去洒净！”
这两句，且先不论好不好，是依照我的心思，感情，直入公堂的写出的。可是，假若我是要把这两句写在鼓词里面，我便首先要考虑到鼓词句子的音节，而去兜个圈子。可能的，经我翻来覆去的推敲，勉强的作成不失原意，而仍有合适的音节的句子：
“保卫，祖国，须拼命，一腔，热血，愿流完。”
但是，这并不如原句那么活泼自然。原句是由心到笔毫无阻碍的说出，其中的“一腔子热血”与“为保卫祖国”是完全依照口语，未加变动与雕琢的。在鼓词中，“一腔子热血”与“为保卫祖国”是很难照原样写进去的。
为了唱，“保卫祖国须拼命，一腔热血愿流完”，比原句好，因为它有音节，能上口入弦。为了念，原句好，因为它有口语的自然音节。假若将来人民都识字了，或识字的增多了，念的虽然还代替不了唱的（读书人也喜欢听歌唱），可是唱的就不像今日那么威风了（今天的文盲只能用耳，而不能用目），而能念的新诗就大有可为。
可能的，我把那原来的两行并成了一行：“为祖国，我愿洒，一腔热血。”
这么一来，因为这是鼓词，我就得去给它配上个下句儿。也许，我能找出相当好的一句，帮助上句，使意思加倍的显明——这是写鼓词常用的方法。可是，也许我想不出那么一句（这也是常有的事），于是我只好无可如何的用“嘀咕嘀咕嘀嘀咕”去敷衍了。谈到“嘀咕嘀咕嘀嘀咕”，我们就不妨另列一条：
三、鼓词中的油腔滑调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新诗是要以最精炼的言语传达最好的思想与最崇高的感情，所以它不能受形式的拘束。没有形式的拘束，它才能真诚的有一句说一句，有两句说两句。在诗里，有多少思想与感情便有多少句诗；一万行也成，一两行也成，不许拖泥带水非凑成若干句不可。鼓词可不然，它必须成篇，否则不能拿去演唱。不管我们有多少材料，我们得去弄出够唱半个钟头左右的一篇。本事不高的作者就常常不能把那么多句都写得精彩出色。于是，什么“有话长来无话短”；“不提老大去挑水，再把老二表一番”，就都来了。虽然有的写家自己也感到这种“垫句”的稀松，无聊，可是到时候还非用不可；用过之后，头疼半天！
篇如此，句子也如此。第一，句子必须成双（上下句儿）。不管意思够写五句的还是七句的，我们必须去凑成六句与八句；瘸着腿儿不成。这一“凑”有时候就容易变成油腔滑调。第二，论到一句的句法，多数的鼓词中是要七字句的。这又须去凑。于是，“你往东，我往西”，就往往变成“你往东来我往西”；“天长，又热”，就往往变成“日又长来天又热”。这样的句子是多么没劲！
不错，牌子曲里可以容纳四字句，六字句等。可是，这种句子须按照牌子的格式去填，并不能自由运用。对我，这种强迫的“照计而行”，是很大的痛苦。曲牌子逼着我写六字句，我就得写六字句，于是在必不得已时只能敷衍成章；写作成了被动的，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失去活泼清新。
句子如此，用字也如此。新诗可以自由用字，鼓词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原因是：第一，新诗可以运用语言的自然音节，而鼓词须按照人为的音节排列词汇字汇，以便歌唱。在新诗里，我可以写出：“蒋介石，你还不知道吗，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鼓词里，“美国帝国主义的”这一长词便无法安插。我须费许多心思，说不定须用好几句话才能说明这点意思。而且，第二，鼓词的重要责任是须唱得出，听得懂。那么“帝国主义”是个较新的名词，我就既不能再用个更新的字去辅助它，以免大家听不懂；也不能用太旧的字，以免新旧夹杂，使人莫名其妙。于是，新诗可以完全自由的以崭新的语言写出崭新的事物，而鼓词无论怎么费心，也只能达到“半新不旧”而已。第三，新诗可以按照口语的语气，自由的用虚字：吗，呢，呀，啊，用得好就行。鼓词因求句子的整齐，便不能充分的利用虚字。譬如说，“去不去”三字可能的是含怒的质问，“去不去呀”便是和缓的商量，而“去不去哟”则是跺着脚的催促。虚字不同，口吻即异，在新诗里可以充分的运用它们，传达各种不同的感情；在鼓词里因求句子的整齐，因上下句末一字平仄不相同的关系，便须将很传神的虚字删去。这样，鼓词中的用字遣词便远不及新诗中的那么自由与灵活。
四、新诗可以有韵，可以没韵。鼓词则必须有“辙”。找辙是使人头皮疼的事。它曾经把老年间的许多民间文艺的写家们逼得眼冒金星，而造出“地流平”，“两分张”，“马走战”等等不通的词儿来；现在，它也还逼着许多新曲艺的写家们到时候非用“说端详”，“面前存”不可。没辙不成为鼓词，有辙又真困难，使人啼笑皆非。
五、细考究起来，鼓词中的文艺价值与音乐价值至少是平分秋色的。假若我们把京韵大鼓之王刘宝全所唱的段子细读一番，我们便发现了其中有许多不通的句子。可是，经他一唱，这些不通的句子也能博得满堂彩。听众只顾欣赏他的行腔与喉音，而忘了字句的不通。这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各处的艺人都能以并不精美的词句吸引住听众。因此，一段好听的鼓词并不见得准有好词句，而好的词句若无有妥适的音乐配合着，也未必能叫好。在我的经验里，我每每把一段鼓书只写得平顺，只合乎规矩，而毫无精彩之处。可是交给艺人一唱，艺人却能把它唱得相当的美好。这使我感到，纸上的鼓词与艺人口中的鼓词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了。我若作新诗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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