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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羊冒险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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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人们的田园情结，唤起一缕乡愁，给人以由身人心的深度抚慰，撩拨人们潜意识中的原真因子，同时使作品获得了深层次的艺术魅力。
四
以上从四个方面剖析了村上春树小说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或者说艺术魅力。下面顺便提一下未能概括进去的大小几个特点。
①村上的小说大多是板块式结构，一章章明快地切分开来。在推进过程中不断花样翻新，不断给人以意外之感。或者说构思不落俗套，视角新颖独特，卓然自成一家。细细品读，往往令人觉得“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虽然总的说来，村上的小说并不以情节取胜，但作者还是很善于编织故事的。《挪》的一气流注，笔底生风；《舞》的峰回路转，一波三折；《风》的空灵剔透，如烟似雾；《羊》的朴朔迷离，悬念迭出；《世》的想落天外，妙趣横生；《鸟》的纵横捭阖，进退自如，无不显示这位当代日本作家编织故事的高超能力与才华。这也是他的一个艺术魅力，一个深受读者喜欢的原因。限于篇幅，未能在上面展开。
②同时，作者又喜欢用两条平行线推进故事，且往往一动一静，一实一虚，一阳一阴，一个“此侧世界”，一个“彼侧世界”。《挪》中的绿子与直子，《世》中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羊》中的“我”与羊男等等，莫不如此。
③富有寓言色彩。如《舞》中的羊男，《鸟》中的拧发条鸟，《象的失踪》中的象，而在《羊》与《世》中几乎相伴始终。作者自己曾表示过这样的见解：“小说这东西说到底就是寓言，就是使寓言变得富有现实性。”《Eureka》1989年6月号。
④主人公大多无父母无兄弟姐妹无妻子（有也必定离异）儿女，没有上司没有下属，同事之交也适可而止。作者说他讨厌日本传统小说特别是“私小说”中那种乱糟糟潮乎乎的家庭关系、亲戚关系以及人事关系。这当然也是出于他要把主人公塑造成高度消费社会里的个人主义象征的需要。
⑤另一方面，男主人公颇得女性喜欢，同女性打交道颇多，很多时候是通过女性或为了女性而同男性打交道，故而在相当程度上主人公是由女性支撑的，女性作用非同一般。作者还特别善于写女性谈话。
⑥哭泣颇多，看上去活得不无洒脱的城市人会突如其来地泪流满面，如《风》中的“我”的无小指女友，《挪》最后一章中的“我”以及《舞》中的雪等。他（她）往往通过哭来确认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并由此走向新生，哭乃其人生旅途中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驿站。
⑦数字格外具体。例如：大约看了10秒钟/杯底剩有3厘米高的威士忌/她侧过脸，5秒钟静止未动/唱片华丽无比，16年前买的，1967年，听了16年，百听不厌。相反，主人公置身的大环境如整个城市以至日本社会，却是空洞的虚幻的无可捉摸的，即使如《羊》中的“先生”和《鸟》中的渡边升等“恶”的暴力的代表，也很难加以具体把握。其用意应该不难明白。
⑧商品名、唱片名、乐队名层出不穷。不过这些“小道具”并非虚设，更不是作者卖弄，而大多具有美学符号的妙用。试想，如果把这些固有名词全部丢掉，气氛恐怕就相当不同。
说来有趣，村上春树虽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作家，但据本人说却几乎从来不看日本文学作品，认为没有看头，而大多看美国当代小说。他所推崇和尊敬的美国当代作家有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Fitzgerald）、莱蒙德·坎德拉（RaymondChandler）、杜鲁门·卡波蒂（TrumanCapote）。还有库特·冯尼格特（KurtVonnegut）、保罗·瑟罗斯（PaulTheroux）、理查德·布罗提根（RichardBrautigan）、盖·泰勒斯（GayTalese）、雷蒙德·卡佛（RaymondCarver）、蒂姆·奥布莱恩（TimO’Brien）、史蒂芬·金（StephenKing）等。尤其崇敬菲茨杰拉德，有两个短篇竟各看了20遍，称之为“我的老师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同事”。（《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同时翻译了不少这些作家的作品（村上还是一位很不错的翻译家）。当然，无论在构思、文体还是“感受性”上给他创作以深刻影响的也就是这些美国作家。
最后，在即将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还请允许我啰嗦几句也许是题外的话。
文集中的《挪威的森林》是最先翻译出版的。距第一版问世，已倏忽过去十来年时间。这期间最使我愉快和感动的，莫过于有幸得到许多读者来信。有的来自太平洋彼岸，有的来自毗邻的香港，更多的自然来自内地的青年朋友。
对我这个译者来说，夜晚在台灯柔和的光环中细细品读这些来信，不仅是一天中最为恰然自得的美妙时刻，也是我迄今人生旅途中至为难得的精神享受。想到远处有一颗心正在为自己并不成熟的译作发生共振，想到有一位不曾谋面的朋友正对自己、对自己手中的译笔投来期盼的目光，一股纯粹的幸福感便从心底缓缓涌起。同时也使我受到实实在在的鼓舞和激励：毕竟有人在认真读书认真思考认真感受社会和人生。他（她）们无疑是我们这个不无沙漠化危险的土地上永远的清泉和绿洲。部分读者来鸿甚至飞进了我在日本执教期间那座独门独院的木屋，化解了三载异国晨昏几许孤寂与怅惘。也正是由于这许许多多的朋友来信，我才为交涉版权——为在我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这套书仍能光明正大地送到读者手中付出了可谓相当执拗的努力。
译海独航，长夜孤灯，几多寂寞，几多辛劳，在最后掷笔于案的此刻，都化为深深的感激和谢忱。除了感谢一向富有眼光和胆识的漓江出版社，感谢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还必须感谢我们伟大祖先留下这无数出神入化的辉煌文字，使得我颤抖的手终于摸到了译海的彼岸。
还是留下我的通讯处：广州市石牌暨南大学外语系（邮政编码510632），期待诸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教，以使译文中的错误及时得到订正。
1998年2月8日，灯下
于暨南大学羊城苑
第一章 1970年11月25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业务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个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专列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茶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16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30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第一次见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岁，她17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听到摇摆舞曲，边听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但总像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德尔茨、“滚石”、巴茨、迪普·帕布尔、穆迪·布鲁茨——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交欢，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60年代也发着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个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现在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么，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困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困觉，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单纯出于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30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也许终归我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困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概是说高中一年级（高中！）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同对方困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①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②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①FarEastwork之略，美军远东广播电台，总部在洛杉矾。
②InternationalChristianUniversity之略，国际基督教大学。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赶来离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21岁，再过几周就22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像样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在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以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问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座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个奇特的午后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进大衣袋，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个脚踏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坏梦？”
“总做坏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头，又缩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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