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欲之网-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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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窄的胡同，躲到邻街去。偶尔，罗斯梅尔在傍晚的时候来这儿果几个钟头，和莫娜单独交谈。他为此付给莫娜十块或二十块钱。

如果晚上很清闲，我们就早早打烊，把桌子拼在一起打乒乓球。我们定期举行比赛。比赛间歇自然要准备些小吃，喝点啤酒、杜松子酒或者葡萄酒。要是酒喝光了我们就去艾伦大街找些圣餐用的葡萄酒。通常“决赛”是在阿瑟。雷蒙德和我之间进行。我们的争夺异常激烈。最后我总是故意输给他，因为他总是输不起……一直到天亮我们才上床睡觉。

一天晚上，罗斯梅尔带来几个哥们儿，都是新泽西司法界、政界的人物。当然，他们点的东西都是最上等的。

一切都平安无事，直到托尼。莫利尔带着一名漂亮的模特儿进来。不知怎么搞的，罗斯梅尔立刻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一是他头发剪得太短，再者，在罗斯梅尔看来，他过于油腔滑调。罗斯梅尔在里间起身离座，准备寻衅闹事的进候，我碰巧在招待托尼。当时罗斯梅尔已经酩酊大醉。即便他没喝酒，也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我在一边旁观，心下暗自佩服托尼，面对罗斯梅尔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冷静回避，而当罗斯梅尔的粗暴无礼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时，我决定出面干涉。

“你最好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去。”我口气平静但很坚决。

“你是谁？”他咆哮道。

我强压怒气，不动声色。“我？我是这儿的老板。”

罗斯梅尔用鼻子哼了一声，很不以为然。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甩了一个圈，他大叫：“别动我！”

幸好在这紧要关头，他的朋友们出面来解围。他们像拖一块木头一般把他拉了回去，然后又向托尼和莫娜道歉。

“咱们一会儿把他们都赶出去。”我对托尼小声说。

“千万别！”他请求道，“这种事我能对付。你知道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认为我是个粗人，所以很恼火。坐下来呆一会儿好吗？来喝一杯。你不必为这种事烦心。“随后他讲了一通他在一战中的经历——先是当侦察员，后来是间谍。与此同时，就听罗斯梅尔的声调越来越高，越来越尖。他好像怒气冲天。我招呼内德和奥玛拉去让他安静下来。

突然，他喊道：“莫娜！莫娜！那个狗崽子在哪儿？我要操她！”

我冲到他的桌前，挥拳就打，下手毫不留情。同时迅速地扫视他的朋友，以防他们群起反攻，可他们似乎显得惊慌失措，十分窘迫。

“我们得把他赶出去。”我说。

“当然，”其中一个人附和着，“你们干吗不叫辆车把他送回家？他真让人丢脸。”

内德、奥玛拉和我给他披上外套，把他推到街上。刚下过一阵雨夹雪，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没人搀扶罗斯梅尔他根本站不住。内德去找车。我和奥玛拉推推搡搡把他拽到街角。他骂骂咧咧，自然对我格外没好气。这么一来把他的帽子弄丢了。“你根本不需要帽子。”奥玛拉说，“留给我们当夜壶算了。”罗斯梅尔勃然大怒。他极力要挣脱出来，但我们把他抓得很紧，然后突然同时撒手。罗斯梅尔左摇右晃，一步也不敢迈，唯恐摔倒。我们后退几步，开始围着他轻快地跳起舞来，还冲他挤眉弄眼、揶揄笑骂。一会儿把拇指放在鼻子上对他猛扇，一会儿又像猴子一样冲他抓耳挠腮；像小丑一样乱蹦乱跳。这个可怜的家伙气得发狂，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幸亏这条街很偏僻。后来他再也忍不住了，向我们猛冲过来。结果一失足跌进了阴沟。我们把他拉到人行道上，然后又故伎重演，还用他的名字编了一个小曲儿，把他大大地损了一通。

出租车来了，我们把他塞了进去。告诉司机他喝多了，给了一个在哈伯肯的假地址然后就挥手再见。我们回到酒店里以后，他的朋友们又是陪礼又是道歉。其中一个人说：“他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然后坚持给每个人叫了一杯酒和一些三明治。

“如果那个平足的家伙再来捣乱，就尽管来找我们。”秃头的政治家说。他递了一张名片给我，还提到一个贩卖私酒的人，并答应我们尽可以在他那里赊帐。后来又喝了两杯，都是上等的“苏格兰”酒，可对我来说和马尿差不多。

他们刚离开不久，阿瑟。雷蒙德和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子大吵起来。他非说那个小伙子对莫娜非礼。这个小伙子叫达菲。他虽然略有醉意，但似乎不失为一个正派人。“他必须当众道歉。”阿瑟。雷蒙德一再坚持。达菲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过份了。阿瑟再也忍不住了，他起身扭住他的胳膊把他摔倒在地，骑上去把他的脑袋往地上撞。“道不道歉？”他一再逼问，恶狠狠地把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的头撞得“嘭嘭”响。最后达菲含含糊糊地道了歉，阿瑟才罢手。店堂里出奇地沉寂，这令阿瑟很不安。达菲抓起外套和帽子付了帐，一言不发地走出门去。阿瑟独自坐在桌边垂头丧气，面有愧色。一会儿他也站起来大步走了出去。

几天后，他再次出现在店里时竟变成了乌鸡眼，我们得知那天达菲在外面等着，把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奇怪的是，对自己挨的痛打阿瑟似乎很高兴。不打不相识，达菲和他竟成了好朋友。带着惯有的矫揉造作，他补充说每次一打架他都处于劣势，因为他不能伤了自己的手。不过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挨打给他的震动非同小可。他略带一丝怨气说：“好像每个人都对此拍手叫好，也许我是罪有应得。”

“也许这件事给你的教训是少管闲事。”莫娜说。

阿瑟没说活。

“还有，你准备什么时候付帐？”她追问。

令人惊讶的是，阿瑟。雷蒙德回答说：“多少钱？”他边说边从兜里摸出一卷钞票，付清了欠款。

“没想到是吗？”他得意洋洋地环视四周，然后站起身钻进厨房，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抹掉。

“另外，还有一件让你们惊讶的事。”他为每个人要了一杯酒。“一个月之后，我将举行一个演奏会，曲目包括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拉威尔、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请你们都去——我请客。可以说，这是我的告别演出，然后我就去为共产党工作，再也不必为我的手提心吊胆了。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我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是的！”他把拳头捶在桌子上，“我和你们没有瓜葛了。”

他缓步走出去时转身说：“别忘了去听音乐会！我会给你们送来楼上前排的票。”

自从阿瑟宣布他的声明之后，酒店的情形急转直下。所有的债主似乎立刻蜂拥而至，而且不光是债主，还有莫德请来的警察和律师也来索要赔偿金。从一大早送冰人敲门时就开始了。我们假装沉睡不醒或者躲出去。到下午就有百货店、熟食店的人或者一两个贩私酒的人来敲前窗，而晚上又会有冒充顾客的送传票者或是便衣警察，最后房东也开始索要房租，并威胁说，如果不把款付清就把我们告上法庭。

这一切已经足以把一个人逼疯了。有时我们感到厌倦之极，就干脆关上店门去看电影。

一天晚上，三个老朋友——奥塞奇、奥沙尼斯还有安德鲁斯——带着三个剧院的姑娘来了。时近午夜。他们都已酩酊大醉。这是好朋友欢聚一堂的一个夜晚。那几个剧院的姑娘漂亮、嗓音尖利、粗俗异常，她们非要把桌子拼起来，好在上面跳舞，做大劈叉等各种动作。奥塞奇想象自己是一个哥萨克，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可见旧习未改，但他比以往更兴奋。不知什么原因他竟以为自己是个杂技演员，摔坏了几把椅子，打碎了一些瓶瓶罐罐。我们突然决定去黑人区。

莫娜、奥塞奇和我钻进了一辆车，还有斯巴德。杰森和他的阿拉梅达，阿拉梅达膝头抱着一只名叫菲菲的小赖皮狗。等我们到那儿时它已经尿了两个人一身，最后阿拉梅达也兴奋得尿了裤子。

在斯摩尔我们喝着香槟，冲着大块牛排和熟洋葱挥动脏兮兮的刀叉。克伦斯基博士也参加了聚会，而且好像异常开心。我也不知最后谁付的帐，也许是奥塞奇，反正回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倒在床上，精疲力竭。刚合上眼就听见艾伦。克罗姆韦尔敲打窗户求我们开门。没有人理睬他。“是我，艾伦！让我进去。”他一个劲地喊，声调越来越高，简直是在尖叫。显然，可怜的艾伦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最后一个警察过来把他拽走了，照例用警棍亲切地拍了他几下。睡在桌子上的克伦斯基和奥玛拉都觉得这个玩笑有趣之极，可莫娜却有点儿担心，不过没一会儿我们都酣然入睡了。

第二天晚上，内德、奥玛拉和我想出一个点子，我们拿着一把四弦琴，坐在厨房里低吟浅唱，由莫娜去招待客人。那时正逢佛罗里达热，奥玛拉总是贪得无厌，做梦都想发横财，他怂恿我们和他一起去迈阿密闯荡闯荡，并坚信不出几个星期就能挣到足够的钱，寄给莫娜，然后开始新生活。既然我们谁也没钱投资房地产，就得从别人手里弄。我们可以当侍者、侍候人，甚至擦皮鞋。万事开头难，只要能干起来就行。天公也做美，而且越往南走天气会越好。

奥玛拉的花言巧语总能说得大家动心。

莫娜自然对我们的计划不以为然。我只好答应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每天晚上都会给她打电话。只要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她的电话费就可以免了，否则，一旦收到电话费帐单，酒店就得关门，她也得跟着我们受苦。

几天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不幸的是，在我们启程前两天，房东把我们告上法庭，我拼命筹钱，哪怕能付清一部分欠款也好。情急之下，我找到父亲一位好友的儿子，他很年轻，但轮船生意兴隆，我也不知自己怎么鬼迷心窍，竟去求他——就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刚一提钱，他就冷冷地拒绝了，甚至还板着脸问我为何偏偏去找他？他可从来没求过我，是吗？俨然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生意人，过两年肯定会飞黄腾达了。我忍气吞声，苦苦哀求，最后，蒙他大发善心，被我成功地榨取了十元钱，我想开一张借条，他一脸鄙夷，傲慢地拒绝了。我回到酒店，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真想放一把火，可是……

星期六下午，奥玛拉和我动身去迈阿密，偏巧空气潮湿，雪花飞扬——是这个季节的头场雪，我们计划在伊丽莎白外的高速公路上搭车去华盛顿，在那儿与内德会合。他自作主张，要乘火车去华盛顿，随身还带着那把四弦琴——以作消遣。

等我们在伊丽莎白外截到一辆车，天已快黑了，车上的五个黑人全都醉醺醺的。

司机不知怎么，把车开得飞快，不久我们就发现车上装满毒品，联邦警察正在追踪，可他们为何把我们捎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直等快到费城，我们被甩下，才长长呼了一口气。

雪越下越大，狂风呼啸，寒冷刺骨，更糟的是，这时已显然一片漆黑，我们走了好几英里，冻得牙齿打颤，才到了一个加油站，又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搭上又一辆车，只能到雅明顿，我们只好住宿在那个荒凉的鬼地方。

我如约给莫娜打了电话，她足足说了十五分钟，接线员一个劲儿提醒，“已经超时。”她那边前途未卜；第二天就要出庭了。

挂上电话，我感到心灰意冷，真想立即转身回去。

“别这样。”奥玛拉说：“别灰心，你了解莫娜，她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我心里也很明白，可仍提不起精神。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我说：“争取三天赶到迈阿密。”

第二天正午时分，我们与内德会合，他住在每晚一美元的一家破旅馆里，那房间就像高尔基在《夜宿》里描写的那样，窗户破了大半，有些用破布塞住，有些糊上报纸。

水龙头不滴水，床上铺着草垫子，弹簧毫无弹性，到处挂着蜘蛛网，浓重的灰尘味，呛得我们直咳嗽，这还是一座为白人开的旅馆，而且还在我们伟大的首都！

我们买了一些奶酪、葡萄酒、萨拉米香肠、一长条面包、一些徽榄，然后过桥进入弗吉尼亚，跨过州界，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下，我们饱餐了一顿，在温暖的阳光下，舒展四肢，吞云吐雾，还高歌一曲——找朋友。

我们情绪高涨，昂首阔步地出发了，南方的景致极好——阳光明媚，幽雅动人，令人心旷神恰，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到了南方，总是令人欢欣鼓舞。在马里兰，穿过一长串敞篷车，一切都变得温柔。当你来到弗吉尼亚，毫无疑问就是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们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庄重大方。这个州孕育的总统为数最多，至少也是最杰出的，它时至今日仍是人杰地灵。

我曾离开纽约数次，只要把自己和所厌恶的城市之间拉开距离，就不会在乎将要去往何方。到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去，穿过弗吉尼亚时，就像重温一部熟悉的交响乐或四重奏的主题，偶尔，因为留意小镇的风貌，我会停下来，力图找份工作，当然从未如愿，也许会逗留一段时间，极力想象在那儿安度余生，而饥饿总是将我从幻想中逐出。

从华盛顿到洛亚诺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我们是三个人，无人愿意让三个流浪汉一起搭车，尤其还是来自北方。晚上，我们决定最好分散行动，我们查了地图，决定第二天晚上在沙罗特的邮局会面，计划完成得相当圆满，我们先后到达，相差不过半小时，这回，我们又改变了计划，因为内德已和那个司机说好，可以直达迈阿密，我们决定，下次在杰克逊威尔会面，奥玛拉和我一道，内德独自上路。第二天细雨霏霏，天刚亮，我们就等在沙罗特外的高速公路上，过了一个多小时，仍无人理睬，我们厌倦已极，决定挡在路中央。这一招竟然奏效，车子“嘎”的一声停了下来。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司机喊。

“想搭个顺路车。”

“你们去哪儿？”

“杰克逊威尔。”车门开了我们钻进去，又上路了，风驰电掣一般，开始司机一言不发，后来终于开了口——“幸亏没撞着你们。”我们没吱声。“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开枪，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