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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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疲乏得挪不动的样子的时候，她又忍着笑来帮忙，这也看出她心里还是很疼哥哥的。还

有，当路阳和黎明话不投机，气得进屋去把门锁上，不让黎明进来睡觉；可是江老师来后，

和黎明谈了一会，劝黎明去找路阳的时候，黎明走到门边，轻轻一推，门却从里面开了。这

表明路阳虽然赌气进去又锁了门，心里却很不安，江老师在外面说的话，他也句句听见，在

黎明推门以前，他已经悄悄地从里面把锁开了。在这里，路阳虽然没有上场，可是观众仿佛

能够看到路阳在屋里的思想活动和他蹑手蹑脚的开锁动作，这个处理，巧妙得很。

我没有过写剧本的经验，更不懂得舞台上的种种技术，但是我从这出戏里看出，要写出

一个好剧本，必须是作者满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深入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去，精心挑选

出最有普遍意义的、而且是儿童们所最感兴趣的实际问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安排处理

剧情的发展和剧中人物的心理变化。把事物矛盾的发展与解决，步步写来，合情合理，在舞

台上形象突出、是非分明，从而得到了教育和鼓舞儿童的良好效果。其实，其他形式的儿童

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应该是照着这个方法进行的。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我们国家正在大踏

步地走上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兢兢业业地做着

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事业。这事业不但关系着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也关系着全世界人民

万代的幸福。我们的斗争是长期而艰巨的。我们的接班人可靠与否，是个中心问题。儿童文

艺的作者负有培养教育下一代的重要责任，而我们的作品，尤其是现代题材的作品，远远落

在儿童和全国人民要求的后面。我很高兴看到《小足球队》的演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它

说明现代题材并不难找，只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看生活，里弄里的一个自发组成的小足

球队，也会引起作者联系到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中，如何夺回我们接班人的种种问题。我

们写其它形式的儿童文学的作者们，也应该这样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生活，在写作

上迎头赶了上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戏剧报》１９６４年第４期。）致萧珊

亲爱的萧珊：

龟井他们到上海，你们又忙了吧？我都可以想象你那“活跃”劲儿！我并没有忘记你，

而且常常想起我的债负，但是你知道我一回来，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民主党派），你看我

给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东西没有？你又拉扯上什么“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友谊等等，我以大姐

的身份，说你一句“欠打”！我知道都是你的所谓的“一个人”挑拨的，他也“欠打”！

《收获》第一期，我已看到，第二期还未来。假如小文章也可以勉强充数的话，我也想写一

点给你。前几天在无线电里听到一位街道积极分子说她自己“是一块补钉”，不成材料，但

是可以东凑西补，你要不再冷嘲热讽，我就勉强起一点补钉的作用，否则，连这一块小布头

都不给你了！问巴金和孩子们以及杜宣、“圣裔”、肖岱等人好！冰心四、三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宾客盈门的北京

这些年来，我发现，飞机场和车站的候机室或候车室，是和“久违”的朋友们碰头的好

地方。平时，我们各人忙各人的，难得有促膝畅谈的机会，特意来订个约会吧，有闲的时间

难得同一，人数难得齐全，地点难得适中……总而言之，困难多得很。

但是，为了去迎接或是招待我们共同的外国朋友，我们就往往会碰在一起，不是三三两

两，而且一碰就是一大群！

不特此也，我们在飞机场或是车站，所接到会到的海外朋友，有的是我们所企待的，有

的是同机同车到达，而是别个团体所企待的，我们也在不意中接到了。这种意外的喜悦，是

不能以言语形容的。

一位非洲朋友，就是在这种意外的遇见中看到我的。她紧紧地握着我的和其他的外国朋

友的手，笑着说：“北京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所万想不到能够见到的人，在北京

都见到了。”说到这里，她向我挤了一下眼睛，“这些人当然不包括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在

内！”说的大家都笑了。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车上默默地想，对于“北京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这句话，

禁不住起了感慨而终于喜悦。

解放以前，北京也是外国人常来的地方，不过那时“来者”多是“不善”的，他们来压

迫、来剥削、来勒索、来偷盗。北京的“不可思议”是在乎它的宝物之多，汉奸之众，他们

可以颐指气使、霸占囊括。现在，正像那位非洲朋友所说的，我们所招待迎接的客人当中，

再也不会包括骑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了。

现在北京的不可思议，事实上就是从过去的不可思议中萌茁出来的。正因为中国人民在

解放前饱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迫欺凌，在解放后，才会加倍的了解和同情曾经受过和

现在仍在受着和我们从前同样遭遇的亚、非、拉的人民。

我们懂得怎样地爱护他们、帮助他们、团结他们，而且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一切有益的东

西，因而赢得了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信任和合作。布隆迪议长塔德·西里乌尤蒙西说得好：

“中国不是利己主义的国家，中国并没有因为自己取得胜利，而忘记了那些尚未取得独

立和自决的亚非国家。中国支持这些国家，给他们以鼓舞，这使全世界人民感到高兴。”

我们感谢布隆迪议长给我们的赞扬。我们将更加鞭策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我们将永远和全世界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反对

美帝国主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

业，尽上自己最大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４年５月２日。）咱们的五个孩子

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的《北京晚报》上，有一段很动人的报道，题目是《他们虽然失去

了父母》，说的是北京崇文区东唐洗泊街五号，周同山、同庆、同来、同贺、同义五个兄

妹，在失去父母之后，如何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的故事。这个报

道出来，全北京轰动了。五个孤儿的门槛，几乎被更多的、要在他们身上尽上一份心的人们

踏破了！紧接着，一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又登了一段《孤儿不孤》的报道和一段

《编后感》。随着《人民日报》的全国飞速的投递，全国也轰动了。来自全国的邮件：书

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东唐洗泊街五个孤儿的住处。这些信件和赠品，有

从新疆高原来的，有从福建前线来的，有从陕西、甘肃、吉林、江西、广东……来的。寄信

的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战士，有的是干部……更多的是和孤儿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少年儿童。

这些信，每封都充满了鼓励安慰，充满了热情与爱。每一封大人写的信，都有一段自己过去

的痛苦的历史，而大人和儿童的许许多多的信里，又同样地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对我们

自己的党和政府，有着沦肌浃髓的感激和爱戴。这些信件，这些赠品，这些登门造访伸出热

情帮助之手的群众，使得这几个孤儿，就像突然被卷到暖流的漩涡里一般，惊喜得眼花缭

乱。怪不得当我们约他们星期天来玩的时候，他们笑嘻嘻的脸上，显出怪难为情的样子，

说：“我们星期天更是走不开的。有许多叔叔阿姨来看我们，还有许多小朋友来帮助我们学

习，搞家务，此外，还有许多来信我们要回复呢！”

像《孤儿不孤》这样的事，在解放以后，本来不是太稀奇的。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种

助人为乐的新风尚，可以说是天天在发生，处处在发生。北京东唐洗泊街的五个孤儿为什么

一时成了全国关怀的中心？那是因为这件事在北京和全国性的报纸上登载了以后，大家都知

道了。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前都有自己苦难的过去，现在忆苦思甜，在感激党、感谢毛

主席、感谢政府的激动心情之下，都想在这几个孤儿身上，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总在

想，我们新社会里的许许多多新人新事，就好像一座百花盛开的花园。人们走进园来，目不

暇给地看到一大片的纷华绚烂，只在其中有两个人在某一种花卉旁边停留下来，惊奇地赞赏

的时候，四周才围上一大群人来仔细地观看评论，又把这种花卉的特点宣传开去，此后它便

成了广大群众注意的中心。《孤儿不孤》这朵花，也是由两位《北京晚报》的记者首先发现

的。他们从一篇表扬北京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助人为乐的来稿中得到的原始材料。一件好

人好事的刨根问底，就会牵引出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来。我们这个崭新的社会，是一个多么

丰富多宝的矿藏呵！

我们就从“矿苗”拜访起，见到了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

这位满面春风的中年妇女，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她一面让我们坐下，一面笑说，“这

本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话还得从头说起。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带那五个孩子来做棉衣的

时候，我不在站里，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去了，是管裁剪的刘大妈接的活。回来听我们站里的

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的。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

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的。一提起孤

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

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人们都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

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为了省下几尺布，我把自己的一件汗衫给孩子做了棉衣

里子。我们站里的沙秀琴、薛美廉、李佩云她们，说是有了棉衣还应当有棉鞋才好，她们又

给孩子们拿来了几双棉鞋。孩子们来取衣服的时候，看到新棉衣和棉鞋，还有剩下的布，都

高兴得了不得。这件事做过去也就忘了。不想我们站里一位同事的小叔子，他也是位工人，

听到他嫂子回家来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我和我们站里的人们都挺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他就写

了一段稿子投到《北京晚报》去，过不几天，《北京晚报》的记者就来调查访问了。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头几天，我就跑到他

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虽然在春节里要孩子们

穿得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

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

‘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又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

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

自从我离开这个服务站，手心里一直存留着陈玉珍有力的把握的余热，耳中一直响着她

口里的、亲热负责的“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坚强清朗的声音。这声音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力

量。

在我见到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干部田迈琴之先，从我听到的这位同志办事的周到细

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联想，就总以为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进来和我们握手的，是一位

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位年青精干的干部款款地告诉我们，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

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

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个居民委员会，就有一千四百多户。这时我

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区以外，还有其他区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处也一律地有居

民委员会的组织，这些春笋一般的居民委员会，照顾关怀了多少孤儿，多少老、弱、病、残

呵！自从中国一解放，党的阳光就是这样地普照大地了。我们广大人民，都是春晖下的寸

草。现在我彻底真正地领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含义了……

我的思想开了小差，看到对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时候，我赶忙笑着点头请

他说下去。他说：“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

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

天拣破烂，夜里就摆‘鬼市’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

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

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

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就因患胆囊炎，一

九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血压病，先后去世了。在顺利快乐的环境中，突然成了孤儿的五个

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地，悲痛而惊惶！那时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岁，最小的弟弟同义

才三岁。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

了，送来了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给办事处打了电话，委托我

们经常照顾这几个孩子，才放心地回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