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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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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他有一匹马。每次行军，他不只叫我把被包放在马上，还和我轮流乘骑。他知道同行人的清苦。
直到一九四七年，冀中文协成立，公家才给我从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是一辆光屁股破车，我视如珍宝，爱护有加，骑了二三年，进城以后才上交。
皇天后土，我们那时不是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才工作的。
对这些文章，现在没有加任何修改。它使我回顾了一下我的青春。那是艰难困苦的青春，风雨跋涉的青春，但也是曾经有所作为，激励奋发的青春。这些文章，就是它的遗响。
1982年12月4日清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津门小集》后记
去年冬季，有几位青年同志来看我的病，谈到了写作问题，这很使我黯然。
过了一会儿，我说：
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在科学上说，这是一种惰性，也是一种习性。这样，在风雪天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我就打开了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
事实上我的兴致，还不是一下就散掉了的。总想打开一条路，重新走到艺术的园林里，作短时间的散步也好……
我对青年同志们谈了以上这些话，后来就谈到了编辑这些短文的事。在《新港》编辑部工作的冉淮舟同志，竟牺牲了春节的游息，跑到《天津日报》社把它们一一抄录了来。
这部抄写得整整齐齐的稿子，送到了我的桌上，附着一封长长的热情的信。信里还说：“关于这本书，我有个建议，就是要写一个后记，谈谈深入生活、积累材料的经验……”
我好像听到了那天真的声音，也看见了那天真的面孔。我感激得无话可说。在这样一本单薄的集子后面，在这些短小的文章里面，还有什么“深入”和“积累”的经验可谈吗？
虽然我也深深体会到：他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认真的，而且是热情的盼望着的。但是我想：这些问题，留待我病好以后再谈吧，淮舟同志是可以原谅的。
最后，我想说明的只是：淮舟同志辑录这些短文，是对我养病期间很大的一种帮助，一种鼓励和一种安慰。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供献给读者。
1962年2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随华北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十月至张家口。我迫切想到久别的家乡看看，领导允许了，我单身步行十四日到了安平。在家住了四、五天，到蠡县找当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梁斌同志，他介绍我到县城东北的刘村住下来，大概住了有半年光景。在刘村，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就到冀中区党委所在地的河间去了。
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已经故去的老郑同志，他以残病之躯，好学深思，博识多能。一些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请他写的。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辞谢了。
刊物的印刷、校对和发行，都由报社代劳。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当时主要是想根据农村工作的需要，做一些工作方法的研究，和介绍一些通俗的说唱材料。我那时对通俗文学很热心，竟引起一些同志对我的创作前途，有所疑虑。
刊物大约出了六期，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停止了。
刊物已不易见到，淮舟同志这次给我抄了一个编后记来。
时光流逝，它已是十五、六年前的逸文。大病以来，往事如烟，多已不能详细记忆。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1962年8月7日夜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白洋淀之曲》后记
我以为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做诗吗？或者只是诗人自己做出一种声嘶力竭、慷慨激昂的架子，而实际上并不产生这种效果，这也不能算做诗。再或者在字句上卖弄玄虚，自以为吸收了古典或综合了中外，而在有识者看来，有时文法尚且不通，米糠混在一起，这样形式的诗，也恐怕终于行之不远吧。
诗是很难写好的，它比散文更难。较之散文，诗是以质取胜的。诗在政治、思想、情感和语言艺术方面的要求，都是高标准的。过于拘谨，写作很少，自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诗；过于随便，出口成“章”，却往往质和量不能相称。
因此，我在尝试了一些时候之后，就没有再写过诗。而现在保存下来、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七首，也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它是缺乏上面提到的那四种力量的。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
我那时写的都是叙事诗，这和我当时从事的记者工作有关，希望在诗里报道一些事件，以便能登在报纸上。例如《白洋淀之曲》，就是登在当时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上。
形式的变化，常常是和学习的方面有关。当时我正在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诗，因此，前几首都是那么一种形式。抗日战争胜利，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农村工作，热衷于民间的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所以在进城以后所写的《山海关红绫歌》这一首里，就很明显地带有说唱的味道。
《春耕曲》的情形也是这样。
这都是习作，很难列入当前丰茂的诗作之林。但它们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生活，因此贡献给读者。
1963年8月10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一九三七年秋季，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华北地区。那时我正在家里，亲眼见到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的巨大的抗日战争的怒潮。
人民的抗日情绪，是一呼百应的，奋不顾身的，排山倒海的。
这一年的秋季到冬季，可以说是人民抗日战争的动员、组织时期。在这一过程里，村庄的局面，开始是动荡不安的，经过党领导的一系列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使人民的抗日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更高地发扬起来，集中而有力地抗击侵略者。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以来，在华北地区就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以后在农村更有了深厚的工作基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前后，党很有远见地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
当我的家乡，遭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他们是机智、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是广泛、深刻地传播了新的思想，建立了新的文化。
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所以，当一九五○年，我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我想写一部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我只是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
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
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
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
我特别喜爱他们那种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可以被称做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的作品自然反映了这种精神。它在我的心灵里印证最深，它是鼓动我创作的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有限，我的艺术经验不足，加以写作时没有全盘的计划，小说的结构力量，在有些地方是薄弱的，所表现的生活是不够广阔的，以及其他种种缺点。
我希望热心的读者予以批评，赐以教益。
1963年9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近作散文的后记
散文若干篇，是近一二年所写。很多年没有写文章，各方面都很生疏，一旦兴奋起来要写了，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轻车熟路，容易把思想情绪理清楚。
这样所写的就都是旧事、往事、琐事。所回忆的几位同志，也都是死去了的。原来，拟名之曰“川上”，意思就是“逝者如斯”。
关于自己生活的回忆，写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并没有轰轰烈烈、曲折动人的生活或战斗经历，所作所为，不过是教书写作，按实际说明就是了。
关于别人的回忆，就麻烦一些。初稿内容还多些，修改几次，就所剩无几了。这是因为：或碍于时间，或妨于人事；
既要考虑过去，也要顾虑将来。对死者倒还简单，对生者就要周到。在写过几篇以后，我才深深领会，鲁迅在三十年代所感慨的：古人悼念朋友的文章，为什么都是那么短，而结尾又都那么紧迫！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名家所作的碑文墓志都那么空浮飘虚。
“四人帮”当路之时，在这些同志身上，丛集了无数无稽的污蔑之辞。当这些同志，一旦得到了昭雪，有人马上转过脸来，要求写出他们的“高大形象”。
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的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
我所写的是我们共同战斗经历的一些断片。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我所尊重的同志，都是纯朴和诚实的人。他们的心，对我来说，都是敞开的大门，清澈的潭水。我是可以随便走进去，也轻易就可以看清楚的。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
他们一生的经历，自然也有并不平凡之处。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艰难时代，他们都为人民刻苦地习练了一技之长。他们最后的遭际，有的是非常不幸的，史无前例的，普通人难以忍受，甚至善良人难以想象的。他们虽然死了，意识形态消失了，但并不是弱者。他们蔑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没有卖身投靠，卖友求荣。他们都是有党性原则的，有时把这一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青年时代，在艰苦岁月，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就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
在三十年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感动得流下热泪。那时我还很幼稚，很单纯，并不知征途的坎坷，人生的艰险。鲁迅先生对死者的深沉的情感，高尚的道义，教育着我。惭愧的是，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文字，看来我这一生一世，只能是望尘莫及，望洋兴叹，学习不来了。
但是，古代哲人在川上的感叹，向来被解释为：源远流长，昼夜不停，继往开来，自强不息。因此，我的学习和努力，也不应该一刻停止的。
1978年6月26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幸存的信件序
下面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以后几年间，因为工作关系，写给冉淮舟同志的信件。那时，我正在养病，又要出版几种书，淮舟帮助我做了许多抄录、编排、校对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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