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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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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18日下午
谈照像
自从五十年代，患病以后，我就很少照像，每逢照像，我总感到紧张，头也有些摇动。这都是摄影家的大忌。他们见到我那不高兴的样儿，总是说：
“你乐一乐！”
然而我乐不上来，有时是一脸苦笑，引得摄影家更不高兴了，甚至有的说：
“你这样，我没法给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我高兴地离开坐位。不欢而散。
当然，有的摄影家，也能体谅下情。他们不摆弄我，也不强求我笑，只是拿着机子，在一边等着，看到我从容的时候，就按一下。因此，这几年还是照了几张不错的照片。其中有毕东、张朝玺、于家祯的作品。
今年，来找我照像的，忽然多起来，比要我写稿的人还多。我心里是明白的，我老了，有今年没明年的，与朋友们合个影，留个纪念，是我应尽的义务。所以，凡是来照的，不管认识与否，年长年幼，我总是不惜色相，使人家满意而去。
但还是乐不上来。虽然乐不上来，也常常想：为人要识抬举，要通情达理。快死了，弄到这样，算是不错了。那些年，避之唯恐不及，还有人来给你照像，和你合影？
当然也不是一张没照过。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
一九五二年吧，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大会。临结束那一天，通知到中南海照像。我虽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像，但这是不能不去的。记得穿过几个过道，到了一个空场。凳子都摆好了，我照例往后面跑。忽然有人喊：
“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已经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你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像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像虽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
一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没能弄到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倒楣的照片能见报，光采的照片不能见报。在照像一事上，历史总是和我开玩笑。
照像虽是个人的写真，然也只能看作浮光掠影。后之照，我为理事，坐于前排，前之照，则为黑帮，也坐于前排。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青年时期的照片，经过战乱，都找不到了，亲朋故旧，都无存者。我很想得到一张那时的照片。那时的表情，一定是高兴的，有笑容的。
1986年4月4日，清明前一天
照像续谈
他们给我照像的时候，总是提议我拿起一本书，好像我时时刻刻都在学习。有的人，还叫我拿着一支香烟，好像这样更能表示我是个有灵感的人。时间长了，凡是来了有这种爱好的摄影家，我总是自动摆出这样的姿势，以致摄影家非常高兴，认为我是个很有经验的，懂得摄影艺术的行家里手。
近几年来，各种文艺刊物上，都大登作者的照片，全国性的刊物，有全国性的规格，地方性的刊物，有地方性的规格。有时干脆就把作者的照片，登在他的作品的前面，使你既能读到他的文章，又能领略作者的风采。一举两得，图文并茂。这些作者，多半是执卷攻读，或奋笔写作，手里拿着一支香烟，身后放着一个或几个书架。
我摹仿着这种姿势，适应着时代的认识结构。
有的刊物向我索用照片。好的照片，我是吝于寄出的。常寄一些我不喜欢的照片给他们。因为原照总是收不回来。这种办法，当然不太好，正像我外出旅行时，不愿穿像样的衣服一样。
因为别无所求，在刊物露过几次以后，我就不相再干这种事儿了。我觉得这有点像做广告。
青年时，在大城市的照像馆门前，常常见到督军、巡阅使的大幅照片，后来又常常见到名伶、明星的大幅照片。这些照片，说是宣传个人也可，说是代照像馆做宣传也可。
刊物如果同时安排几个作者的照片，是颇费心机的。谁高谁低，谁大谁小，谁前谁后，是有讲究的。在这一期，某人的官职高些，照片放得也就高些。下一期，此人官衔没有了，马上就会落了下来。
过去，在文艺界，是没有这么多讲究的。前些日子，我见到人权保障同盟的一张旧照片，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愈之，随便在那里一站就行了，很自然。
现在，如果是在名山胜地举行笔会，一群作家室外合影，就得有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认真安排一下。一般官衔高而得奖重者居中。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如出版社长、刊物主编次之。其中奖又分大奖、全国奖，地方奖。刊物有名牌不名牌之分。当我与人合影时，总怕站错了位置。僭越固然不好，充当站立两厢的角色又有些不甘。临阵非常侷促。好在我不大出去，在自己庭院或自己房间里照，就随便得多，即使几个青年朋友，把我拥在上座，也就居之不疑了。
读了一部好作品，心里喜欢、仰慕，就想看看作家是个什么样儿，这是人之常情。古代没有照像，插图本的文学史上，却有很多作家的画像。屈原因为写过《天问》，所以披发昂首；司马迁因为遭过宫刑，所以没有胡须。谁也不会相信，当年的屈原、司马迁，就一定是这个容貌。但有一个像，总比没有好一些，读者心里总算有个影儿了。所以曹雪芹的一张假画像，还有人在那里争论不休。
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送我一本《托尔斯泰文学书简》，这是一本很好的读物。其中有高尔基和托翁的通信。
高尔基在一封信中写道：
如果您有给别人像片的习惯的话，那就请您给我一张吧。我恳求您送给我一张。
托尔斯泰送给他一张签名的照片，并在一封信中写道：
阿克萨克夫讲过：有些人比自己的书好些（他说的是聪明些），也有些人比较差些。我喜欢您的创作，而我认为您比您的创作更好些。
这不是托尔斯泰只看了高尔基的照片，而是认真研究了高尔基的作品，并与他会面以后，作出的判断。
1986年4月13日晚——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 芸斋琐谈 芸斋琐谈（五）
谈自裁
当名伶阮玲玉服毒自杀，谣诼纷纭之际，鲁迅著文说：
“自杀是需要勇气的，不然你就去试试。”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这又是权力之争，我是小民，不去做牺牲。但不久就看到，它是要把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推上祭坛的。忍受不了批斗的耻辱，还是决定自杀了。
一天晚上，批斗大会下来之后，我支开家人，就关灯躺下了。我睡的是一张钢丝床，木架。床头有一盏小台灯。我躺下以后，心无二念，从容不迫地把灯泡拧下来，然后用手指去触电，手臂一下子被打回来，竟没有死。第二天早上，把灯泡上好，又按时去机关劳动，只是觉得头有些痛。
我想死得舒服一些，但没有做到。我对电没有知识，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死。
此后，还是想死。每天，我在五层的大楼搞卫生，手里提着一个小铁桶，上上下下每到一层转折处，从上往下一看，像一个深深的天井，我想跳下去。但总是迟疑一下，就又走去了。
我们在楼顶上“学习”，一天晚上，我站在围墙边，往下看，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不断。纵身一跳，一定粉身碎骨，血肉模糊了。正在乱想，围墙上的电灯，忽然都亮了。有人在冷冷地监视着我，我又进屋学习去了。
在干校，我身上带着一包安眠药片，大约有四五十片，装在破棉袄的上边口袋里，是多日积攒起来，准备用于自杀的。
每天晚上，我倒一小玻璃杯水，放在枕边，准备吞服。但是，躺下以后，不容我再思考一下，我就疲劳地睡去了。有一次，把杯子打翻，把褥子弄湿了，第二天拿出去晾晒，引起“造反”头头的质问，我说是夜里咳嗽。
干校附近有条河，我立在岸上发过呆。给牲口铡草时，有一把锋利的镰刀，在我手边，我曾想在脖子上抹一下。终于都没有做到，直到我被“解放”。
论曰：自裁，自尽，自杀，皆我国习惯用语，即自己结束自己生命之谓。为减少血淋淋之感，题目乃用裁字。很难说，“造反”者在迫害一个人的时候，希望他自杀。但“造反”者不怕被迫害者自杀，则甚明。被迫害者，如能深思一步，意识到此，或可稍减轻生之念。我之友人，自杀者甚伙，多烈性人，少优柔寡断如我者，惜无人于彼等临危之时，进此一言。
呜呼！自叶赛宁的诗：“死是容易的，活下去是艰难的”出，人以为自杀名句。近又有人，引另一作家坎坷之言，“容易”之下，更加“舒服”二字。此皆愤激之言，非常情之言也。后一作家于临终之时，曾语亲人：“死为何如此痛苦？”况非常之死乎？毕加索认为：痛苦为人生之本质。然彼之生活，非常浪漫，丰产而长寿。我等宁可信司马迁之言，不可信叶赛宁之言。
我乡有谚语：好死不如赖活。虽近平庸，仍不失对轻生者之一劝也。
1986年4月26日下午记
谈头条
近年刊物，受官场影响，也讲平衡，对于名次篇目排列，极为用心，并有“双头条”之创造。刊物以作品质量分先后，无可厚非。过去，如《文学》，称为权威刊物，鲁迅系编委之一。即鲁迅所作，也并非一定居首。如果他写的是杂文，那就必须按文体归档，多半排到中后去了。在鲁迅主编的刊物上，从未把自己的作品，列为头条，更不用说儿女们的作品了。他所写的《立此存照》等短文，刊物也真的把它们作为补白，作者编者，均不以此为忤。这当然都是前辈人的老观念。
八十年代，人才众多，出现了一批“头条作家”。这种作家，很像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只能各自挑班，不能屈尊第二。但因为每期刊物，只能有一个头条，除去运用“双”法之外，就只好轮流坐庄了。作家本身也有办法，轮流投稿。本月为甲刊之头条，下月为乙刊之头条。刊物也乐于重金礼聘，包吃包住，你邀我抢，就像过去名角跑码头一样。
既跻身头条作家的行列，即使给个二条，也会生气不干的。即使写出的是篇拆烂污，也非上头条不可。这就使那些热心的主编们伤神了。
我混迹文坛半个世纪，所作平庸，从未当过名刊的头条。
报纸副刊之上，近年容或有之，也不多见。因此养成一个甘居下游随遇而安的习惯，稿件投寄出去，只是希望人家给登出来，至于登在什么地方，是很少考虑的。
前些日子，有一家大刊物的两位副主编，来到舍下，闲谈间，也顺便叫我写点东西。过了两天，我写了一篇说是散文也可，说是小说也凑合，不到一千五百字的小文章，就寄给他们，原以为采用就不错了。谁知道这一次竟大爆冷门，很快收到一位副主编的信，不只认为那是一篇小说，并称之为“短篇佳作”。我想，这是老朋友对我的鼓励，不以为意。
很快又收到他寄来的一份校对完好的清样，说明不要我寄还，只要我保存。在阅读中间，我发现页码非常靠前，实在出于意外，不明究竟。我还问过一位编杂志的同志，他笑了笑说：“你的作品发的是头条！”
我想：这还是对我的鼓励。我老了，不常写小说，凭年岁当了个头条。
接到刊物，看了目录，这位同志又向我说：这种措施，叫“双头条”。
又看了编后，又看了下一期编后，才知道头条的全部学问。当然这是新学问。
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是感激刊物，感激相识的编辑们。二是，以后千万不要再到这些名人场所里掺和去了，实在没有意思。
1986年8月30日下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 芸斋琐谈 芸斋琐谈（六）
谈镜花水月
凡是文艺，都要取材。环境有依据，人物也有依据。但一进入作品，即是已经加工过的，不再是原来的环境和人物了。这就像镜花和水月一样，多么逼真，也不是原来的花月了。有些读者，不明此义，常常按图索骥，已近于庸俗社会学。而有些人却听信传言，在文艺作品中，去寻找自己，这不只有悖常识，也常常流于庸人自扰的混乱之境。
文学作品，当以公心讽世为目的。以暴露人家的隐私为目的的作品，被称为黑幕小说，作品、作者，都不足道。明白人更不必去过多注意它的内容，从中探索自己的影子。
曾孟朴的《孽海花》，人物多有依据。书中有实可指者，近二十人。显宦包括张之洞，名流包括李莼客。但在当时以及后来，没有听说有谁，或是谁的后代，出来抗议，说书中某某人，写的就是他，或是他的祖先。因为谁都知道，人物一进入小说，便是虚构，打破镜子摘采花朵，跳进水中捞取月亮，只有傻瓜才肯那样去干。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赛金花。她不只承认写的就是自己，而且把作家夸大的部分，虚构的部分，都包了下来。因为，这对她来说，都没有坏处，倒有好处。
老实说，近些年，确有一些熟人、朋友的个别事迹，写入了我的文章，但也只是摘取一枝一叶，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全部评价。朋友仍然是朋友，熟人照旧是熟人。当然也有的从此就得罪了，疏远了，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过去，当政治风雨突然袭击时，有些人对同志，对朋友，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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