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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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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逼真传神。正像他自己说的：“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这些文字，读来惊心动魄，确有很大功力。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则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
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屡次直言不讳。在《文祝延》一文中，他又说：“或谓军副者亚之，能变风从律，善阐物志。”
善感物态，善阐物志，都是说善于体会，善于描写。窈窕之思，则是描写中的作者的情思，也就是感情。
他有一篇人物传记，题为《冯燕传》。全文四百五十五字。
其最重要一段文章如下：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场面，他只用了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这一危险时刻的举动、心理、感情。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个字，写得活灵活现，人物情状，如在目前。
我们不去评论文章中道德观念的是非，只是说明沈下贤体物传情之妙。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
我们说，唐代散文，和唐代的诗歌一样，文字语言的修养和成就，达到了真美善的高度。这一高度，非宋人可比，元明勿论，也非蒲松龄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比。《聊斋志异》纪事，固有其文字之妙，但和唐人纪事比较，仍见其人为的痕迹。唐人纪事，一出天然。朴实无华，而真情毕见。作者能用最简练的文字，表达人物最复杂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读者并不觉得他忽略了什么，反而觉得他扩充了什么。
使人看到生活的精华和情感的奥秘。在描述中间，使读者直面事物，而忘记作者的技巧；只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绝不考虑作者的情节构思。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
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达到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有作家的志趣和主张。沈下贤有一篇《答学文僧请益书》，说到下面一个故事：
古时有个锻金的匠人，能制各种金器，才智还用不完。但他的日子过得很苦，弟子相率而笑之，说：
“师傅的手艺可算高超，但你的收获，反不如烧土窑制瓦器的人，这是什么缘故？”
金匠对曰：
“烧制瓦器的人，操劳简单，看利也薄，他的制品，是卖给世俗用的，早晨买去，晚上也许破了，就回来再买一件。所以他的买卖，总是很兴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职业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设计琢磨，一器成功，别人买去，就可以用一辈子，不用再置。所以我这里总是门前冷落，吃不饱饭。”
沈下贤是把文学看作“黄金之锻”的。因此，他的文章，能流传百世。
1985年18日
读《哭庙纪略》
二十年前，买得商务印书馆辛亥年排印本《痛史》一部，两函共二十册。书上盖有湖南大学图书馆圆形印章，文内偶有墨笔批注，字迹细小劲秀，不知出自何家之手。有蛀洞，我曾用毛边纸逐一修补过，工程繁重，非今日心力可为。书套上标进货价为四元七角，我购书时，价则为十五元，盖经贾人屡次倒手。
《哭庙纪略》为《痛史》之第二种。线装十二页，薄如小米粒，原定价一角。民国初年，印书尚如此不惜工本。如在今日，整部《痛史》，也不过平装一厚册了事。如要线装，每册定价，就不堪设想了。
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拿在手里，轻如鸿毛。读时或走或立，或坐或卧，均甚方便。而字又为黑体四号，老年人最是适宜，所谓字大行稀，赏心悦目者也。读时很高兴，十五元没白花，经济效益实足当之。
然书的内容，则甚凄苦，使人不忍卒读，屡屡放置，又重新拿起来，整整一个晚上才读完。
所纪为：清朝初年，江苏吴县有个姓任的县令，“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国课就是钱粮，比，实际就是刑讯。过去审案用刑，都叫比。四部丛刊中有一部书，叫《棠阴比事》。至于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么意思，则不甚了了。总之，他如此酷毒，打死了不少人，自己却从常平仓中，贪污了一千石米。
当地一群秀才，对这个县令，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除去同情受害者，也可能有本身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顺治皇帝逝世，哀诏传到了这里，地方官设幕府堂，哭临三日。
秀才们乘此机会，把文庙的门打开，哭庙，要驱逐县令。
事情闹大，上司过问贪污一事，县令却说，自己到任不久，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这样又把巡抚攀扯了进去。
但是，巡抚给皇帝上了一个疏。内容要点：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因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此疏一上，奉密旨，十八名秀才处斩，其中八个人包括金圣叹，妻子家产，还要籍没入官。巡抚当然没事，县令也复了官职。他回到衙门，“谓衙役曰：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变本加厉了。
过去，有师爷、讼棍、刀笔之说。能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细玩此疏，可以领会其一二。其最大特点，为审时度势，激怒朝廷。当清初时，东南一带，还不巩固，时有叛乱。正在用兵，钱粮最为重要，聚众最为不法，秀才带头，尤触朝廷大忌。师爷们从这些地方入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劝写文章的同志，看看历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清朝的各种档案材料。还有皇帝的谕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是很有好处的。这不是教人学打棍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常常是关系一人或许多人身家性命的文体。
1985年5月26日
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过是朝廷取士的一种手段，士子上进的一个阶梯，但它却能在中国戏曲、小说、诗歌各个艺术领域，占很大位置，篇目繁多，层出不穷。并通过它，反映出伦理、道德，荣辱、沉浮，人生遭际和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这不能不使人惊奇。
科举不单纯是可以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主要是可以做官。做官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它要影响家庭，影响父母、妻子、亲朋故旧。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其中还富有偶然性，甚至戏剧性。京剧中的《连升店》，最能反映这一点。
一旦中了，则为世俗景慕；屡试不第，就成了念书人最大的悲哀。
关于科举，我所知甚少，前些日子听说有一本专著要出版，也没得买到。至于八股文到底是怎么个做法，也一直弄不清楚。只知道，这件事很严重。考场叫闱，住房叫号，主持其事的，都是朝廷派的大官。主考官以下，又有很多房官。
试题保密，卷子弥缝，进场搜索，饮食大小便都不许出来。但还是有私弊。有关节，有夹带，有冒名，有枪替。因此，科举史上，屡兴大狱。
《丁酉北闱大狱纪略》是《痛史》的第三种，也是薄薄的一册，书前有顺治十七年信天翁的题记。文字体裁，都不及《哭庙纪略》。
这是清朝初年科场的一次大狱，牵连很大，死人不少，被揭发的问题，主要是“卖关节”。
这批考官：
虽名进士，然皆少年轻狂，浮薄寡虑。其间虽未必尽贪财纳贿，而欲结纳权贵，以期速化，揽收名下，以树私人，其用心则同也。然径窦嘱托甚多，而额数有限。
闱中推敲，比之阅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
考官斩首，新中式的举人，也都倒了楣，接连逮捕入狱。
后经天子恩典，举行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然而，杀头也好，籍没充军也好，科场既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能根除。清代中叶以后，朝廷对于此中的事，也就眼睁眼闭了。每到各省该放考官的时候，皇帝总是选出一些他所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并下谕旨：“某省着某某人去！”被命的人要陛辞谢恩。
这是皇帝对他们的一种特殊恩典。知道他们当京官清苦，故意叫他们到外地去弄些“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地离京，一路之上，遇见风景名胜，还要吟诗作赋，等任务完成，满载而归，再刻一本日记或诗集。
远在唐朝，就有人看出科举不是好办法，但碍于朝廷功令，大家只好走这一条路。唐朝的许多诗人，都有进士及第的头衔，并不证明，这一制度，真能网罗人才，失去的，恐怕比得到的多。所以罗隐感慨地说，科举取士，“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明达之士，都不以中与不中论英雄。
平心而论，封建帝王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也自有他的难处，不如此，又何以考成殿最，平息纷竞？他那时又不能成立人才开发中心，举行公民投票。这样做，权当抽签撞运罢了。
小说描摹科举的很多，以《聊斋》写得最好。作者一生考试不利，感触体会很深，所以写来入木三分。写得最好的，还是他那篇短小的故事，题目忘记了，故事是：兄弟二人同去应考，正值热天，婆婆监督两个儿媳厨房做饭。一会儿报喜的喊老大中了，婆婆就笑着对大儿媳说：“你快出去凉快凉快吧！”大儿媳高兴地走了，只剩下二儿媳一个人擀面。过了很久，忽报二儿子也中了。二儿媳当即把面杖一扔，说：“我也凉快惊快去。”
作家用很少的字，写出了应考时，一家人的心理，神情，焦虑，盼望，嫉妒，得意。人情世态，都在其中了。
1985年5月27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八）
买《章太炎遗书》记
我先后购买的章氏遗书，计有：
一、《章太炎先生所著书》。上海古书流通处一九二四年石印，所据为浙江图书馆校刊章氏丛书本。共二十册，有光纸，价十二元。其目录为：
《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小学答问》、《说文部首均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释又重定本》、《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菋汉微言》。
二、《章氏丛书续编》。成都薛氏崇礼堂木刻本，共四册，价八元。其目录为：
《广论语骈枝》，《体撰录》、《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菋汉昌言》。
三、《章太炎先生家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家书共八十四通，系与夫人汤国梨之通信。
此外，还购有《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志钓编，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此书以章氏自订年谱为纲，系以各时期与章氏思想行动有关之资料，收罗丰富，编织有序。不只从一个时代，反映出一个人物的风格，也从一个人物，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此书上下二册。
中学时，我买了一本《国故论衡》，可能是国文老师的介绍，是为读章氏著作之始。当时是怎样读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但没有读懂，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就是现在我读起此书，还是很吃力。当时，确是认真读过的，就像我那时读《费尔巴哈论纲》，英文原本《林肯传》，严译《名学纲要》一样，是用一种硬啃的读书法。这种读书法，当时颇具效力，好像是钻进书中去了。但印象不深刻，经过若干年，又都茫茫然。现在，购置了以上书籍，通读能懂的也只有：《文录》、《菋汉微言》及《昌言》（这都是章氏对弟子的谈话记录，多关于历史、人物、时事，文字比较通俗）、家书以及年谱。
章太炎二十三岁时，肄业诂经精舍，受德清俞荫甫（樾）教。曾国藩说过：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是当时知名学者。严格说，这是章太炎做学问之始，并从此得以成为朴学大师，享名于后。朴学是清朝一种主导的学术，如果不是时局的影响，他可能一生从事这种书斋中的工作。因为排满运动的兴起，他成为革命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又成为民国的元勋，政治和学术的名望，同时有之。实际上，他只以学术文章见长，虽然好参与政治，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于实际。所以在政治上，名望虽高，却并没有什么实绩，也没有做成什么大官。民国以后，政局屡变，章氏言论态度亦屡变，甚至依附过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后来不能活动，就常常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看来他是一生不甘寂寞的。
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应童子试时，即因此病而未终场。他自己后来也常常提到：“予少时多病”。眩厥是一种脑神经疾病，但并不影响读书、作文，且有时表现为灵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锋利如削，有一种奇异色彩，此病理使然。
然此病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郁寡言，显然不宜于理政，所以他虽热心政治，当权者从未委他以重任。袁世凯不得已委他个东三省筹边使，他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很快就辞职不干了。
章氏为文，好骂人，有些地方，看起来近似人身攻击。如骂吴敬恒：“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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