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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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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自己失意，借题发挥，迁怒于人。不只进行人身攻击，还连上了籍贯遭际，也可以说是“失恕”了。我有《张曲汇集》，广东丛书本，印得非常讲究，也附录了刘禹锡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并不能损害张曲江的整个形象，只能说是形象中的一笔一画。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议，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为后来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报以快意之辞。刘禹锡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贯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没有改悔之意。作诗作序，多涉讥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挟文章以邀名誉，然后挟名誉以求仕禄。在此中间，必有依附，必有知与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们还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权贵，权贵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里，矛盾着，斗争着。这样，文士们就像坐在颠簸的船只上，前途未卜了。史称：刘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势，他就跟着下来了。
不过，刘禹锡的结果还不错，活了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还遗留下相当可观的诗文，因他曾充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文集》，我有丛书集成本。
他虽然名位不高，当时的公卿大僚，都与之交。白乐天和他关系很好，对于他的诗才，很是推崇。认为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诗句，神妙极矣。这两句诗，在“文革”时很流行，领袖吟咏，人皆以为是对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词。但实是刘禹锡的失意自伤之词。大相径庭，大为误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传在卷一百六十六。
元稹的十代祖，是后魏昭成皇帝。他八岁丧父，家贫，母亲教他读书，早年就成名了。
传记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一生之中，虽然为皇帝所喜爱，却一直官运不顺，屡遭排挤。还遭遇过如下事件：
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年少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可以看出，唐时的年轻人，一旦显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视。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强由科试。”又说：“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可见地的文学成就，也是由官运不佳逼出来的。
他在诗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语近（即通俗），调新（即创新），无差（即合规律），有风情（即艺术性高）。这种主张，我以为，不只适于诗歌，也适于一切文学作品，一切艺术作品。
他说自己在诗歌上的成就，以及为人处世，是：“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
我有《元氏长庆集》，白纸，四册，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传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业儒。居易幼年，聪慧绝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样，也是先以才名，见知于皇帝。出于忠心，好上书言事。因此，官运也不佳，还遇到过这种事：
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可见：先是有人罗织罪名，随后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当时的宰相，即执政的眼色行事的。这是官场上的习惯斗争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他对官场，也少留恋，很快就远离政治漩涡，宦而隐了。晚年过得还算不错。诗歌自编，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后人才能得到一部这样丰富多采的《白氏长庆集》。
我有的是四部丛刊毛边纸本。
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惭愧的是，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恼，古今一致。白居易说：
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底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他又说：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
其他一切，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条规律。文学家的自白，能写得像白居易这样坦白自然的，还是少见的。元稹的传记中，自叙之作，就有三篇。有上书宰相的，有上书皇帝的，有专为自己辩诬的，都没有白居易这篇写得好。
史好对元白二人的比较是：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耕堂曰：统观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觉努力。及为政，多遇不顺，遭贬逐，然后放情于文字。当时文人，先应举成进士，做官后，就要应付皇帝，对付宰相，言官，方镇，以及中贵美人等等，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显，不失为功名。有文才者，虽政途多乖，终以文显。至于少数文人，过于疏放狂大，遭罹大难，亦有可取鉴者矣。
元稹传后附庞严传。此人为元稹和李绅所提拔。传记说他“聪敏绝人，文章峭丽。”为人有些类似元稹。“以强干不避权豪称，然无士君子之检操，贪势嗜利，因醉而卒。”读时牵连及之，本无可记。但他有一个朋友，名叫于敖：
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贬端州司马。严坐累，出为江州刺史。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制既下，敖封还，时人凛然相顾曰：“于给事犯宰相怒而为知己，不亦危乎！”
及覆制出，乃知敖驳制书贬严太轻，中外无不嗤诮，以为口实。
耕堂曰：这一段文字，类似小说家言，写得有声有色。可见古人，对于偶遇风险，友朋落难，就立即与他划清界限，并顺手下石的人，也是不以为然的。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古代多有，还是近代多有。但自搞政治运动以来，其数量，必远远超越前古，则无疑义。为此行者已不只朋友间，几遍于伦理领域。人亦习以为常，不似古人之大惊小怪。传统道德观念，从此日渐淡薄，不绝如缕。
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乃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小人之卑鄙心怀，常常出于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惧闻恶声，远离小人。知古人之论，并不我欺。变化如此，亦可悲矣！
1988年6月
读《宋书·范晔传》
一
范晔字蔚宗，是《后汉书》的作者。《后汉书》是我国前四史之一，与司马、班、陈的著作并称，是古史的经典。
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朝人，在他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撰写《后汉书》。我的藏书中，有一部清末刻印的七家《后汉书》，其书目为：谢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薛莹后汉收，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张Ш杭恰⒇虾蠛菏椋ǜ剑�
这些《后汉书》，原书都已失传。以上所列，是后人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古书中辑录出来的零篇散句，实际已经不能成书，也无法阅读了。
但在当时，这些《后汉书》，都是卷帙浩繁的。例如谢承《后汉书》，《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记录为一百三十余卷。
书籍的流传与消失，有时是因为战火灾情，但主要是优胜劣汰。著书也如积薪，后来居上。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前人的成果，发见新的材料，证实过去的疑难之处。读者买书用书，自然也有所选择。这就是范书一出、他书俱废的原因。
我用的《后汉书》，是中华书局仿宋本，三函，共三十册。
卷首书：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梁剡令刘昭补志；唐章怀太子贤注。帝后纪一十二；志三十；列传八十八。共一百三十卷。
《后汉书》原无志，范晔曾委托别人撰写。唐时，还有其他《后汉书》存在，章怀太子选中了范书，为它作注，使它成为权威著述。注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后汉书》的片断，标示异同，后世视为善本。
二
范晔传在《宋书》卷六十九，与刘湛传同卷。我用的《宋书》，是中华书局标点本。
兹就史传所载，摘录范晔行事如下：
范晔，顺阳人。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做官以后，遇事怕困难。太妃殡葬时，饮酒，开窗听挽歌，被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
有个叫孔熙先的，做官久不得调，心怀不满，想制造皇家弟兄之间的矛盾，“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先与晔赌博，故意输给他很多财宝。熟了以后，知道“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
范晔就陷入了宫廷的斗争。
他们支持的是彭城王刘义康，是当时皇帝的哥哥。不久被人出卖，事败，死时四十八岁。
《宋书》的作者是沈约。他在写范晔的被捕、受审、在狱、行刑时的情景，以及对话、心理，都非常详细、真实、生动。
是一篇很有味道的纪实小说。
出卖他的人，叫徐湛之，他对范晔的看法是：“倾动险忌，富贵情深。”皇帝对他的看法是：“意难厌满。”他哥哥对他的看法是：“此儿近利，终破我家。”此皆指宦情也。
三
耕堂曰：古人读书写作，是为了作官，也就是寻求富贵荣华。他们先以“时文”取得功名，作官不成或不顺利，才去著书。鲁迅诗云：无聊才读书。实不只此，著书亦多在无聊时。但有时，正在无聊著书，订下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忽然官运亨通起来，就再也无聊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笔墨，先去赴任盖章。此为无聊期的结束，也就是文字生涯的终结。有的人虽说圣明天纵，不可一世，一边做着官，一边还在写文章。因为只有得意，没有无聊，那文章的成色，也就大不如从前，以后只是卖卖名气而已。无聊即寂寞，曹雪芹寂寞时，可以写出极度繁华的小说；作官即富贵，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连无聊的小说，也就写不出来了。
凡是“富贵情深”的人，大都“意难厌满”。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升的。以“文革”为例，“四人帮”中有两位文士，本无多少才情，知识也不丰富，文字也不大通顺。但得遇机缘，官运可以说非常之好。还不满足，一定要攘夺盗窃国家神器。此二人，可说是近代史上，由蹩脚文人，发迹之后，成为政治流氓的典型。但他们绝不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证之“文革”期间，这样的文人，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即可明白。
至于等而下之的中小人物，事隔不到二十年，受害的一代人，还没有死完，他们已经认为：整个社会忘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的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解放，仍把“造反有理”，作为行动的信条。有的装模作样，有的旧态复萌，有的想法翻案。此种现象，此种人物，今日实多见之，令人咋舌。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
四
范晔在狱中，给甥侄们写了一封信：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
性别官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以上是范晔就自己的心情，秉性，学识和为文之道写的话。信的下半，是谈他撰写的《后汉书》：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
五
《史记》、《前汉书》，都附有作者的自序，述作者身世，师承，以及著作体例及经过。后来成为大的著述的传统作法。
《后汉书》没有自序，这是因为作者出了事，来不及写，可以把范晔这一封信，看作是他的自序。沈约引证了全文，并说：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评价很高。
范晔一生行事，除《后汉书》外，无可称述，我很喜欢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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