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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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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书价昂，当酬谢之。后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后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这书是中华书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看长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胡适文存》和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在初中时，就认真读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记忆。因为，很快思想界就发生了变化，胡适的著作，不大为当时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总是随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样。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则虽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我以为胡的最大功绩，还是提倡了白话文，和考证了《红楼梦》。近来听说他晚年专治《水经注》，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书，未敢随便说。但专就一部旧书，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么精到，其功绩之量，恐怕还是不能和以上两项相比。
提倡白话，考证红楼，都是一种开创之功。后来人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提倡白话，又是一种革命行动。考证红楼，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不过，什么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适的日记》，这个“的”字，加上好，还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是工具，怎样用着方便，就怎样用。不一定强求统一，违反习惯也不好，会显得造作。
我还以为，近年的红学，热闹是热闹了，究竟从胡适那里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对红楼研究，实际有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风竟日未停。
昨夜不适，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内踱步。
《高长虹传略》
文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关于高长虹，过去人们所知甚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他的同乡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见到，读了这篇传记，却有些感触。过去，人们乡里观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献征集出版，不埋没人才，原是一件好事。现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
我开始留心文坛事迹之时，狂飚运动，已经过去了。我倾心的是当时正在炽热的左翼文学运动。狂飚运动，这一名词虽然响亮得很，鲜明得很，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记忆的事迹和影响。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著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摊上，遇到一本狂飚周刊的合订本，也没引起购买的想法。这说明，热闹一时的狂飚，已被当时的文学青年所冷落。
任何运动的兴起，都必有时代思潮做基础，狂飚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它体现的还是爱国精神和民主科学两个口号，但时代思潮，继续向前发展，狂飚的主将，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快就被“时代的狂飚”，吹到了旁边，做了落伍者。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就成了尾声。
高长虹书读得是多的，文笔是锋利的，也有股子干劲，也具备一种野心。但据我看，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群众结合，终于还是落到无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里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无书不读。只身一人，一囊一杖，游历数国，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实践，甚至也不愿系统地研究一种学问。一生牺栖皇皇，不禁使人发问：夫子何为？
最后，终于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相识。
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后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后，我就到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出版的书籍刊物，在敌后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但自古以来，又以家属之言多亲情，仆从之言多忌讳，亲戚之言多掩饰，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又求之于与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较多，能够直言，且善于用文字表达者。此亦难矣！
综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么意见，也必根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古今传记文字之难，在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传记文字尤难，在于谬托知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倾轧，身后多颂词，虚伪之情，溢于言表。
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涉无稽，简单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1990年12月28日
《船山全书》
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过去，寒斋藏书中，有金陵书局，曾氏木刻本《读通鉴论》，上等毛边纸印，字大行稀，天地宽广，虽字体有些笨拙（就是后来常见的金陵刻经处所刻佛经那种字体），然仍不失为佳本。
书有棕色大漆木板夹，全书有一尺多厚，搬动起来，很不方便，然分册甚薄，把持方便，甚便于老年人阅读，故为珍藏之一种。
此外，我还买过世界书局出版的《读通鉴论》，洋装厚本。
因素不喜世界书局所印书籍的字型和版式，后送给邹明。今邹明逝世，彼家恐无人问津此类读物矣。
又在天津古籍书店，见过太平洋书店所印之《船山遗书》，平装，大字，分册多，阅读亦方便，当时尚不知重视王氏著作，疏忽未收，价钱不会太贵的，至今很是后悔。
我还藏有四部备要本《宋论》。
近年，我还陆续购买了中华书局印行的王氏零星小书，如《楚辞通释》、《黄书》、《噩梦》等。
现在，岳麓所印全书我已经收到六册，王氏的主要著作，已包括在内。他们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再进行精细的工作，并用新发现的珍贵抄本作依据，重新进行编校。其优越之处，是不言自明的。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而他竟写得这样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于寂寞，一意著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后，我对他的评价是：
（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著述，在清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也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实在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治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为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1991年5月10日
《刘半农研究》
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刘氏日记通读；徐瑞岳作刘氏研究十题摘读；其他一篇未读。
刘氏著作，我只买过一本良友印的他的《杂文二集》，精装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后为一朋友借去未还。
记得刘氏逝世后，鲁迅先生曾写一文纪念，我至今记得的有两点：一、刘氏为人，表现有些“浅”，但是可爱的；二、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常受朋友们的批评。我一向信任鲁迅先生的察人观世，他所说虽属片面，可能是准确的。
红袖添香云云，不过是旧日文人幻想出来的一句羡美之词，是不现实的。悬梁、刺股，凿壁、囊萤，都可以读书。唯有红袖添香，不能读书。如果谁有这种条件，不妨试验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会存在这么一种浪漫倾向。以刘氏请赛金花讲故事为例：当时赛流落在北京天桥一带，早已经无人提起她。是管翼贤（《实报》老板）这些人发现了她，当做新闻传播出去。最初听赛信口开河的有傅斯年、胡适等人，听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会认真地为她树碑立传。因为这两位先生，城府都是深远的，不像刘半农那么浅近。
赛虽被写进《孽海花》一书，但并非正面人物，更无可称道之事。当时北京，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痛的老一辈人还很多，也没人去恭维她。刘送三十元给她，请她讲故事六次，每次胡乱说一通，可得五元，在当时处于潦倒状态的老妓女来说，何乐而不为？
刘就根据这个谈话记录，准备为她立传，因早逝，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即所谓《赛金花本事》一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当时东安市场小书摊，都有陈列，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购买。因为华北已处于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都不会想在这种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国图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赛金花的被提起，和国难当头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刘氏这一工作，是彻底失败了。当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叙齐如山对刘的劝告。齐说：“赛金花自述的一些情况，有些颇不真实，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关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饰遮掩之嫌，撰稿时要多加谨慎。”并说：“以小说家、诗家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像你这大文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你所著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于你名誉有关，恐怕于身份也有相当损处。”朋友之间，能如此直言，实属不易。
同样，我也佩服钱玄同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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