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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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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心的过程,特别值得珍贵,它打下了这姑娘翻身的真实基础。这些日子,在香菊身上,表现了一连串疾风暴雨的进步。她从不敢说话到敢说、敢喊,从好脸红到能说服别人和推动组织。在诉苦大会、斗争大会上,香菊小组总是坐在全村妇女的前面,香菊就坐在小组的前面。她在全村妇女中,并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但她是一个实际的领袖。

斗争以后,香菊挺着胸脯,走回家来。她又走过了地主家的现在已经被民兵看守的大梢门。怀着胜利的心情,她第一次到那些闺阁小姐们的住处去看了看,到底和自己家的土坯小屋有哪些不同。小姐们正坐在门外啼哭,可是在今天以前,她们是命定上车要老婆搀扶,生了孩子要老妈子抱养的;

她们没到过田野一步,就是在庭院里,太阳也晒不到她们脸上。她们耻笑过劳动的妇女,现在劳动的妇女要把她们驱逐到田野里去。

香菊说:明天早上,就用斗争出来的水车去浇地。香菊值得尊敬,斗争以后,她更加重视劳动了。分配果实,别的姑娘们喜爱那些花红柳绿的布匹,去充实自己的嫁奁;香菊特别喜爱的是那些能帮助她劳动的农具,来充实自己的远大的希望。

1947年9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香菊的母亲

香菊的母亲,今年三十七岁,在贫农里,她却和老婆们组织在一起。每当夜晚开会,在那白发苍苍的一群里,她那充满青壮年精力的说话的声音,她那把褂子的袖口,像年轻人一样高高地卷起来,大脚板平整自然地站立着的说话的姿势,就越使她显得有力和突出。

她同香菊,都是本村贫农的斗争骨干,她表现的却更冷静、顽强和有见解。在大会上,她领导的那白发的一组,总和香菊那青年姑娘的一组并排坐着。她们喊口号比不上青年组,但诉苦说理和坚持意见,却非那年轻好笑的一群可比。在大会上,香菊的母亲常常提出最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刚一提出,有时不能为全体接受,她坚持着这个意见,沉着地向大家说服。有一次,甚至主席也来限制她说话了,她不服,她严厉地说:“不让我说话那可不行!”

她的脸孔很黑,她的眼睛更黑,每当她生气的时候,眼皮微微下垂,人们就知道,在她心里鼓动着暴风雨。她并不刁泼,非常认真。贫农代表中,有她的一个邻舍,有一次传言说这个代表吃了地主的送情粮食,贫农要求把她罢免。香菊的母亲不信会有这种事,她说,“那是东头人们对西头人们的成见。”工作团的同志批评了她,叫她去看事实,她就花费了几个晚上和几个早上的时间,去观察那个代表的行动。

从工作团到了村里,一共两个来月,中午一个会,晚上一个会,再加上一些别的会,这会就不知开了有多少。香菊的母亲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早退,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说:“一句话也不能漏了。”

她开会开得瘦了好些。直到分完了果实,选举了干部,她才慌忙到地里去收割早已熟了的庄稼。她分的二亩两头临道的地,种的黍稷,她同香菊忙了一天,用包袱背了回来,一进门就对我说:“今年过年有粘饼子吃了。”分浮财,她家分了一个红漆小凳;村里正在庆祝斗争胜利演大戏,工作团一个同志病了没力气,她三番两次叫香菊背了去,让那同志坐。

香菊的母亲和香菊得到这些东西,表现了衷心的喜悦。她们欢喜的是:斗争胜利了,我们说了话。她们没有只从这些东西的价格上去估计斗争,是从这些东西的意义上去估计斗争。一条红漆小凳代表什么呢?为什么香菊把它擦了又擦?这条小凳代表的东西很多,它又只简单说明:穷人过去就没有这样一条小凳。它很小、很简单,但它是一个点一条线,通到胜利的终点。就好比,每个人都想进京城,他现在已经走在路上,经过了一个村庄。这胜利的起点,就包括着胜利的全部。

因此,在多么农忙的时候,香菊的母亲也没有限制过香菊去开会,过去十几年,这女孩子是没有这么随便过的。无论是在家里,是在会场上,每逢香菊发言和喊口号,我们常看见母亲对女儿赞美的微笑。母亲欢笑的原因是:自己的女儿可以不再经受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也庆幸能赶上参加这解放的斗争,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儿女。

在斗争大会上,她总是同女儿坐在最前面。在群众愤怒的时候,她是站起来的第一个人。同时,她顽强地坚持斗争。

工作团一走,正是大秋,地主向人民反攻,他们用耍赖皮脸的外形,包藏祸心,到农民分得的土地上去劫收。他们说:

“这地是我家种的!”香菊的母亲无情地反抗了这种抢劫,并且号召组织了对地主无耻行为的审判。

在公审大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这对自己的阵营是一种教育,对敌人是一种奇袭。我们的农民最大的弱点是怜悯心,他们见不得地主的眼泪,和那一套乞怜相;他们只看见地主伸过来的乞讨的手,忘记人家掩藏在背后的企图复仇的刀!

这样,香菊的母亲的见识和行为,在我们斗争的前路上,就更值得宝贵。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标志。她亲自动手,再剥掉地主伪装的一层画皮!

香菊的母亲的半生里,既辛劳又充满内心的痛苦。她六七岁上,父亲就把她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一个人,作为妻室。

丈夫并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做了一辈子长工,饥寒劳碌,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在地主家扛长工,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花费一个钱。香菊的母亲小小年纪娶过来,就得当男变女,买东办西,什么事也得她出头露面去做。在旧社会里,她也是一员闯将。

我曾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香菊的母亲,香菊的叔父。香菊的叔父今年四十一岁了,没有娶过妻室。香菊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他总是端着一个大碗,夹上些菜,一个人到大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老小不是他的一样。

香菊有个小弟弟,今年才三岁,整天抱在叔叔的怀里,我从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吃完饭,他一个人就到园里去了。他不能做重活,他蹲在烟畦里捉拿那些虫子,半天半天的,隐在那肥大的烟叶下面,一声不响。

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

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

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

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

香菊的母亲在她的孩子中间,最爱香菊,斗争以后,她更爱她的女儿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我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

人们追求着理想。在解放的道路上,这理想逐步解除每个人切身的痛苦,寄托他那衷心的希望。因为这样,理想才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大。

1947年9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诉苦翻心

郭兰瑞的母亲诉苦说:“我带着孩子们要了几年饭,就在村里借了这间房子住着。俺家冬学在村里当了干部,太积极,财主们恨他,告到炮楼上抓了去。把家里的一点东西,娘们穿的衣裳全卖了,也没赎回他来,运到关东煤窑上受苦去了。

唉,俺那孩子啊!家里没吃的,他爹会剃头,就到安国去磨刀子。去了两天,还不见回来,我不放心,拉着俺家兰瑞,就打听着找下去了。到了卢家营儿里,街上有娘儿们坐着。我说:问问大嫂子,你看见剃头的老郭过去了吗?人家说,前两天看见他过去了,穿着破黑袍子,带着火车头帽儿,可是不见他回来,再往前边打听打听吧。我就又拉着兰瑞往前走。

孩子饿的实在走不动了,那边过来一个老头子,手里提着一大把胡萝卜儿;我就说:大哥,俺家这小姑娘,饿得慌了,给俺们个萝卜吃吧。那老头儿就给了一大把。兰瑞吃着,走着,就说:娘,爹到哪里去了哩?我说:我们到安国去找他吧。一进东关,日本鬼子站着岗,查问两个推小车的,我就拉着孩子混进去了。到了南关,我见人就问:大嫂子,那个磨刀子的老王住在哪里呀?人家说:就在药王庙那个南屋里。我拉着兰瑞进了药王庙,南屋里,坐着一个娘儿们。我就问:大嫂子,你是磨刀子老王的内掌柜的吧?人家说:是。我说:前两天,老郭来磨刀子,你们见他来吗?人家说:来着,磨了刀子,他就说肚子痛。我叫他喝米汤,他也不喝,定要回去,他说家里人还结记着哩,就走了。俺家掌柜的劝他养一养再走,他说死在哪里,就算哪里吧!抱着肚子走了。

“没法子,我就又拉着兰瑞回来。在道上兰瑞说:俺哥要是早些当了八路军就好了,也叫鬼子抓不了去。我说:孩子,先别管他吧,先把你爹找着。走着走着,兰瑞说:前面那不是俺大姐吗,看走动是她。走近了,可不就是俺家大闺女,是我前些年把她卖了的。她先放声大哭起来说:找着俺爹了,就在那条旧公路上。娘儿仨哭着跑到那里,人死了好几天,还穿着他那破袍子,抱着肚子。大闺女到她婆家叫来几个乡亲,抬回家来。邻舍们说:要不俺们就帮凑着给他买个棺材吧!我说:亲人们,你们也都不富裕,赶上这个年月,就叫他这么去吧。俺家当家的,苦了一辈子,临死落个冻饿而死,箔卷席埋,连个薄皮子棺材也没使上!”

老大娘诉着苦,就呜呜哭起来。别的老婆们也对着擦泪,有一个老婆就说:

“瑞她娘一辈子的苦处说不清。那年坐了月子,三天里就绕家借粮食,自己去推碾子,风摆的她那脸刹白刹白的,我都替她害怕。”

“谁不是一样,提起那些日子,唉!”老婆们全唉声叹气。

老大娘又说:“他爹死了,我就一天家想念俺那冬学,咒骂那些汉奸为什么就没有个死!有一天,快黑了,我端着一升高粱正要推碾子去,一转眼,看见俺家冬学站在拐角那里,啊!我那儿,你怎么回来了?”唉,俺那儿啊,黑干削瘦,腰都直不起来。到家里,我说兰瑞,快给你哥去借面烙饼。一升面的饼,俺那儿还没有吃饱,兰瑞说:‘怎么俺哥就吃这么多啊!’孩子,饿成什么样儿了啊!日本鬼子败了,才有了点吃的,又把他养活了。可还是穷啊,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俺家冬学三十六了,和人家小凤一天生日;人家财主,早连儿媳妇也娶了,俺家穷就耽误了好几辈子人啊!”

斗争了,冬学参加了村里的民兵,兰瑞当选了贫农代表,老大娘斗争诉苦全很积极。这一家成了全村贫农的骨干,怨气出了,仇也算报了,后来分了宽堂大屋的房子、大水车井和好园子地,立时就有媒人找上门来给冬学说亲。

村里的斗争还在进行,暴风暴雨并没过去,这个喜讯,不怎样引人注意。到冬学参军那天,老大娘忽然顽固起来,坐在会场上,不离儿子的身边左右。她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不能走,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冬学跟着大队走了,老大娘哭哭啼啼。工作团的同志们也生气了。村里闲话更多,有的说:“斗争东西你积极,儿子当兵你这么落后。”说这些话的人,多是在斗争的时候消极观望,在参军的时候,把儿子藏了起来的人家。也有很多人这么说:“老大娘落后,可是她到底在斗争地主的时候积极过,冬学也到底参了军,这就比那些只会说风凉话的人强胜万倍!”

随后,又传说冬学没走到博野就跑了。夜里下了透雨,人们起得早,村边上、街里头全有人谈论这事。

“他还是斗争骨干哩,他先跑了行吗?”

“把分的东西,全得给退出来!”

“他妹子的代表我看也得罢免了!”

老大娘这几天来,心里烦搅得要命。从家里走出来,要到地里去。看看街上的人三三两两站在一起,用那样的眼光看她,她就脸红起来,身子也好像一下矮了半截。人们的态度和几天以前,大不一样。那时人们对这老大娘,是多么尊敬和羡慕!她带着满对不起人的神色,急急忙忙奔着地里走去,用袖口擦一擦这几天哭红肿了的眼。

地是新分给她的一块好水浇谷地。独根红的大支谷,挺着大穗子,迎风推动,又丰足,又美丽。

她们绳子放在地下,正要动手收割。忽然看见地主老欠在地那头转游,头上斜包着一块白布,遮着他那早已平复的伤口,眼里放射着仇恨毒眼的光芒,从垄沟上走过来了。这时四外没有别人,老大娘心里微微一颤,就听老欠说:

“这地是我种的,你不能白收!”

“你种的?在斗争大会上你为什么不说是你种的?”老大娘鼓着气说。

“斗争大会,”老欠冷声一笑,“你儿子当兵去又跑了回来,这地你得退给我!”

大娘忽然觉得气短起来。她一坐就坐在地头上,有声没力地说:“你说了个好听,咱们得到村里说理!”

老欠看看那边,有人过来了,才转身说:“你儿子开小差,你还有什么理,代表会就得叫你把东西吐出来!”

歇息了好一会,大娘才站起来开始割谷。她有生以来没有这么一块地,也没有这么一块谷,谷穗沉重地打着她的胸脯。大娘想起了过去要有这么块地,丈夫就不会饿死在公路上,死了就会有个棺材。也想起那新分的三间大砖北屋和屋里的红漆放亮的家具,有这个,儿子就会娶上媳妇,女儿就会寻上婆家。

就说这一切的全不算什么,只要冬学儿守在身边吧。可是地主就在那边,工作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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