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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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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电钻的声音,还有凿洋灰地的声音,一户动工,万家震动,也令人不安。

然而这是没法躲避的。人们都在装修自己的住宅。里里外外,都要装修。家家户户,都要装修。其范围甚广,其时间不一,其爱好不同。然要现代化,如装太阳能、热水器、排风扇、电话、闭路电视,则无一项不需要焊、钻。且住户是陆续搬来,人手和材料的配备有先后,有人预计:全楼群安装妥贴,定在两年以后了。

我于是大恐。春节,有一位现代化友人来访,曾与他就此事交谈,兹录其要:

主:这房不是很好吗,这不都是公产吗,为什么还要这样折腾?

客:为的住着舒适阔气啊。现在分什么公私,公也是私,私也是公。

主:过去,有很多同志,放弃瓦舍千间,奔走革命,露宿荒野,住的是泥房、草屋、山洞、地洞。现在年近就木,又何必在这低矮狭窄的小天地里,费如此大的心思呢?

客:人各有志,志有多变。不能强求。且系新潮,势难阻挡。

主:为什么在盖房时,不预先把这些东西安装好?

客:这是国情。即使都安装好,他还是要鼓捣。现代化是不断更新,无止无休的呀!

主:这里住的不都是老年人吗?如果有人患心脏病,这种声音,他受得了吗?

客:老年人在这里,究竟还是少数,子女们多。至于患病的,那就更是个别的了。不会有人去注意。

我们的谈话,实际是不得要领。但客人说的“新潮”二字,最有启发性。新潮的到来,绝不是空谷穴风,总是有它到来的道理的。潮,总是以相反的形式,互相替代的。

明白人总是顺应新潮。弄潮儿之可贵,就在于此。苏子曰: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反复斯言,我当有所醒悟了。

1990年2月5日下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楼居随笔

观垂柳

农谚:“七九、八九,隔河观柳。”身居大城市,年老不能远行,是享受不到这种情景了。但我住的楼后面,小马路两旁,栽种的却是垂柳。

这是去年春季,由农村来的民工经手栽的。他们比城里人用心、负责,隔几天就浇一次水。所以,虽说这一带土质不好,其他花卉,死了不少。这些小柳树,经过一个冬季,经过儿童们的攀折,汽车的碰撞,骡马的啃噬,还算是成活了不少。两场春雨过后,都已经发芽,充满绿意了。

我自幼就喜欢小树。童年的春天,在野地玩,见到一棵小杏树,小桃树,甚至小槐树,小榆树,都要小心翼翼地移到自家的庭院去。但不记得有多少株成活、成材。

柳树是不用特意去寻觅的。我的家乡,多是沙土地,又好发水,柳树都是自己长出来的,只要不妨碍农活,人们就把它留了下来,它也很快就长得高大了。每个村子的周围,都有高大的柳树,这是平原的一大奇观。走在路上,四周观望,看不见村庄房舍,看到的,都是黑压压、雾沉沉的柳树。平原大地,就是柳树的天下。

柳树是一种梦幻的树。它的枝条叶子和飞絮,都是轻浮的,柔软的,缭绕、挑逗着人的情怀。

这种景象,在我的头脑中,就要像梦境一样消失了。楼下的小垂柳,只能引起我短暂的回忆。

1990年4月5日晨

观藤萝

楼前的小庭院里,精心设计了一个走廊形的藤萝架。去年夏天,五六个民工,费了很多时日,才算架起来了。然后运来了树苗,在两旁各栽种一排。树苗很细,只有筷子那样粗,用塑料绳系在架上,及时浇灌,多数成活了。

冬天,民工不见了,藤萝苗又都散落到地上,任人践踏。

幸好,前天来了一群园林处的妇女,带着一捆别的爬蔓的树苗,和藤萝埋在一起,也和藤萝一块儿又系到架上去了。

系上就走了,也没有浇水。

进城初期,很多讲究的庭院,都有藤萝架。我住过的大院里,就有两架,一架方形,一架圆形,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和现在观看到的一样,藤身有碗口粗,每年春天,都开很多花,然后结很多果。因为大院,不久就变成了大杂院,没人管理,又没有规章制度,藤萝很快就被作践死了,架也被人拆去,地方也被当作别用。

当时建造、种植它的人,是几多经营,藤身长到碗口粗细,也确非一日之功。一旦根断花消,也确给人以沧海桑田之感。

一件东西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要用很多人工、财力。

一件东西的破坏,只要一个不逞之徒的私心一动,就可完事了。他们对于“化公为私”,是处心积虑的,无所不为的,办法和手段,也是很多的。

近些年,有人轻易地破坏了很多已经长成的东西。现在又不得不种植新的、小的。我们失去的,是一颗道德之心。再培养这颗心,是更艰难的。

新种的藤萝,也不一定乐观。因为我看见:养苗的不管移栽,移栽的又不管死活,即使活了,又没有人认真地管理。

公家之物,还是没有主儿的东西。

1990年4月5日晨

听乡音

乡音,就是水土之音。

我自幼离乡背井,稍长奔走四方,后居大城市,与五方之人杂处,所以,对于谁是什么口音,从来不大注意。自己的口音,变了多少,也不知道。只是对于来自乡下,却强学城市口音的人,听来觉得不舒服而已。

这个城市的土著口音,说不上好听,但我也习惯了。只是当“文革”期间,我们迁移到另一个居民区时,老伴忽然对我说:

“为什么这里的人,说话这样难听?”

我想她是情绪不好,加上别人对她不客气所致,因此未加可否。

现在搬到新居,周围有很多老干部,散步时,常常听到乡音。但是大家相忘江湖,已经很久了,就很少上前招呼的热情了。

我每天晚上,八点钟就要上床,其实并睡不着,有时就把收音机放在床头。有一次调整收音机,河北电台,忽然传出说西河大鼓的声音,就听了一段,说的是呼家将。

我幼年时,曾在本村听过半部呼延庆打擂,没有打擂,说书的就回家过年去了。现在说的是打擂以后的事,最热闹的场面,是命定听不到了。西河大鼓,是我们那里流行的一种说书,它那鼓、板、三弦的配合音响,一听就使人入迷,这也算是一种乡音。说书的是一位女艺人。

最难得的,是书说完了,有一段广告,由一位女同志广播。她的声音,突然唤醒我对家乡的迷恋和热爱。虽然她的口音,已经标准化,广告词也每天相同。她的广告,还是成为我一个冬季的保留欣赏节目,每晚必听,一直到呼家将全书完毕。

这证明,我还是依恋故土的,思念家乡的,渴望听到乡音的。

1990年4月5日下午

听风声

楼居怕风,这在过去,是没有体会的。过去住老旧的平房,是怕下雨。一下雨,就担心漏房。雨还是每年下,房还是每年漏。就那么夜不安眠地,过了好些年。

现在住的是新楼,而且是墙壁甫干,街道未平,就搬进来住了。又住中层,确是不会有漏房之忧了,高枕安眠吧。谁知又不然,夜里听到了极可怕的风声。

春季,尤其厉害。我们的楼房,处在五条小马路的交叉点,风无论往哪个方向来,它总要迎战两个或三个风口的风力。加上楼房又高,距离又近,类似高山峡谷,大大增加了风的威力。其吼鸣之声,如惊涛骇浪,实在可怕,尤其是在夜晚。

可怕,不出去也就是了,闭上眼睡觉吧!问题在于,如果有哪一个门窗,没有上好,就有被刮开的危险。而一处洞开,则全部窗门乱动,披衣去关,已经来不及,摔碎玻璃事小,极容易伤风感冒。

所以,每逢入睡之前,我必须检查全部门窗。

我老了,听着这种风声,是难以入睡的。

其实,这种风,如果放到平原大地上去,也不过是春风吹拂而已。我幼年时,并不怕风,春天在野地里砍草,遇到顶天立地的大旋风过来,我敢迎着上,钻了进去。

后来,我就越来越怕风了。这不是指风的实质,而是指风的象征。

在风雨飘摇中,我度过了半个世纪。风吹草动,草木皆兵。这种体验,不只在抗日,防御残暴的敌人时有,在“文革”,担心小人的暗算时也有。

我很少有安眠的夜晚,幸福的夜晚。

1990年4月7日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觅哲生

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一支身穿浅蓝色粗布便衣、男女混杂的小队伍,走在从阜平到延安、山水相连、风沙不断、漫长的路上。

这是由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师生组成的队伍。我是国文教师,哲生是一个男生,看来比我小十来岁。哲生个子很高,脸很白。他不好说话,我没见过他和别的同学说笑,也不记得,他曾经和我谈过什么。我不知道他的籍贯、学历,甚至也不知道他确切的年龄。

我身体弱,行前把棉被拆成夹被,书包也换成很小的,单层布的。但我“掠夺”了田间的一件日军皮大衣,以为到了延安,如果棉被得不到补充,它就能在夜晚压风,白天御寒。

路远无轻载。我每天抱着它走路,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这时,就会有一个青年走上来,从我手里把大衣接过去,又回到他的队伍位置,一同前进。他身上背的东西,已经不少,除去个人的装备,男生还要分背一些布匹和粮食。到了宿营地,他才笑一笑,把皮大衣交给我。在行军路上,有时我回头望望,哲生总是沉默地走着,昂着头,步子大而有力。

到了延安,我们就分散了。我在鲁艺,他好像去了自然科学院。我不记得向他表示过谢意,那时,好像没有这些客套。不久,在一场水灾中,大衣被冲到延河里去了。

解放以后,我一直记着哲生。见到当时的熟人,就打听他。

越到晚年,我越想:哲生到哪里去了呢?有时也想:难道他牺牲了吗?早逝了吗?

1990年7月19日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朋友的彩笔

老季,是我在土改期间结识的朋友。我把这些已经为数不多的朋友,称作进城以前的朋友,对他们有一种较深的感情。因为虽不能说都共过患难,但还是共过艰苦的。

我在饶阳县某村做土改工作时,常到村里的小学校去玩。

老季,我不清楚,他那时在做什么,也好到学校去。他穿着军装、脾气憨厚,像个农民,好写东西,因此接近。

进城以后,他是作家,在几家出版社当过编辑,也经受过政治上的坎坷。

我对他的印象加深,是在文革以后。他不断写一些关于我的文章,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总对他说:

“不要写成报告文学,更不要写成小说,不要添枝加叶,不要吹捧。”

老季都同意,态度是很诚实的。但他写出东西来,我一看,总是觉得路子不对头。第一次是他写到我写小说时,我的老伴,如何给我端茶水、送牛奶,如何在夜深时,在我身上加一件衣服。

那时,我们还都没有老,说话没顾忌,我说:“老季,这些情景,你都看见了吗?怎么有这么多的描写呢?那时,我同老伴,并不住在一处,她也没有这种习惯,虽然她对我很有感情。你这些描写,用到电影、戏剧的表演上去,是很合适的。用到我身上,我就觉得别扭,因为我实际上,没有享受过这种福份。”

老季只是笑笑完事,也不反驳。我以为我的劝告会奏效,其实不然。

他不断在报刊上写这类文字,甚至在题为写别人的文章里,也总是写到我,叫人看了以后,不知他到底在写谁。能够叫我心折的,实在不多。另外,大家都老了,我说话,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直率了。最近一次,我是这样和他谈的:“老季,读了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它没有根据吧,根据还是有的;说它真实吧,里面又总有一些地方不那么真实。举个例子吧,比如你在日报写的文章,说我在长仕下乡的时候,与一匹马同住一个屋子,其实,是一匹驴。和马同住一个屋子,是在于村的时候。”

“有机会,我可以改正。”老季说。

我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改不改没有关系,我是告诉你当时真实的情况。”

过了不久,我又在晚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还是日报上那个内容,故事里讲的还是马,结尾处,马却变作驴。

我叹息一声:这就是老季改过的文章了,还不如不改。这一改,真成了驴唇不对马嘴。

我有些后悔和他谈这些琐事了。

还有,就是他在每篇文章里,都提到我在喝粥,在纵情大笑,并推演到医学上去,说这是我的养生之道。他把稿子投给老年人的刊物。

我能活到现在,难道是因为喝粥?是因为乐观?是因为会养生?这真有天知道了。

老季的一片热心,我是领会的。唯有他这种创作方法,我很不同意。他好像也不认真、仔细地去读我的自述。自己的材料写完了,就用别人谈的材料,道听途说。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他还写到:在长仕,我见朋友问尼姑的年纪,就大笑起来。并告诫朋友,尼姑是最忌讳别人问她的年岁的,等等。先不用说,这种作风,非敝人所有,就是这点知识,也是看了他这篇文章才有的,过去并无所知。

前几天,他陪另一位朋友来看我。那天,我想到自己来日无多,这两位朋友,虽也是因时而交,来往至今,实属不易,动了感情。我说的话很多。其中也说到老季写的这种文章,大大小小,重复的,不重复的,都能发出去,不简单。

那位朋友说:“老季人缘好。再说,别人也写不出来呀!”

芸斋曰:庸材劣质,忧患余生。蒙新旧友人不弃,每每以如椽之笔,对单薄之躯,施加重彩,以冀流传。稍知人情,理应感奋。然此交友之道也。如论艺术,当更有议。

艺术所重,为真实。真实所存,在细节。无细节之真实,即无整体之真实。今有人,常常忽视细节真实,而侈论“大体真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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