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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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写文章，确实感觉顾忌少多了。但作为文章行世，自己也应该慎重，不应该太随便。要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也要知道不应该说些什么。不管文章长短，题材如何，大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思想所及，情感所系。不作欺人之谈，也不装腔作势。那样就会不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真情实感。有些人的文章，使人处处意味到作者的高位和官职，好像一切都永远正确，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问：散文作者需具备哪些修养？

答：秦少游说：

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张仪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此托词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

中国散文的品类繁多。所以，散文作者，首先应该涉猎中国散文的丰富遗产，知道有多少体制，明白各种体制的作用，各类文章的写作要点。

但最主要的，是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即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修养，不然就不能理解和领会中国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实质。例如前面讲的“三表”，好处何在，为什么能千古传诵？

有一些人生经历，知道一些世态人情，便可写小说，写剧本。写好散文，需要多种知识，多种见闻。不然写山川不知地理，写古迹文物不知历史，不知考古，散文就没法写好。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作者的识见，如果识见平庸，文章也是写不好的。

问：散文创作中新的探索与民族传统两者的关系如何？

答：自有翻译以来，实际不是丰富了中国散文的创作，利多弊少，即使南北朝开始的佛经翻译，也是如此。“五四”以后的散文，外来的影响，就更显著了。但影响是影响，其根基是不能动摇也不可动摇的。我们还是要写中国式的散文，主要是指它反映的民族习惯和道德伦理的传统。至于说创新，也不能说，只有接受外来影响，才能创新。中国散文，在接受外来影响以前，也是不断创新的。我写给贾平凹的一封信中曾说，多读外国名家之作，写中国传统的散文，也是这个意思。任何文学作品，谈到创新，绝不会是专指形式上的创新，而是指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创新。文学作品既以内容为主导，则中国土壤，自然对创新起决定作用。

此外尚有二题，因题旨较泛，有些意见已在前文述及，兹从略。

1983年5月1日晨五时起写。大院节日嘈杂，前屋受干扰，则移稿至后屋；后屋受干扰，又持稿回前屋。至晚初稿成。次日晨改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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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散文的感发与含蓄

——给谢大光同志的信

送来的六篇散文，都拜读过了。我以为都写得很好，已经形成你自己的散文风格。文字清丽委婉，能再现当时情景。

以下，我谈些读后的感想，这些感想，是因为读过你的散文引起的，但不一定都与你的作品有直接关系。

文无定法。这是说，文章，包括散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写法，没法强求一致，也不应该用自己的爱好，去衡量他人的作品。任何艺术都如此，文字之作尤甚。戏剧有程式，绘画有用笔用墨之法，为师者可当场表演，为徒者可从旁观摩，唯文字却不能。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循。

我以为中国散文之规律有二：一曰感发。所谓感发，即作者心中有所郁结，无可告语，遇有景物，触而发之，形成文字。韩柳欧苏之散文名作，无不如此。然人之遭遇不同，性格各异，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因之虽都是感发，其方面，其深浅，其情调，自不能相同，因之才有各式各样的风格。

二曰含蓄。人有所欲言，然碍于环境，多不能畅所欲言；

或能畅所欲言，作者愿所谈有哲理，能启发。故历来散文，多尚含蓄，不能一语道破，一揭到底。

散文如果描写过细，表露无余，虽便于读者的领会，能畅作者之欲言，但一览之后，没有回味的余地，这在任何艺术，都不是善法。

读过你的散文，感到你对事物，有探索的热情，有天真直爽的感慨，文字运用，有充分表现的能力，但感发有时浅近，表现有时过露，这自然是与年岁经历有关，不足为怪。以上所谈，只供你思考，并和你讨论。

1984年6月23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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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散文的虚与实

秋实、建民同志：

我先后看了你们的几篇散文，又同时答应给你们写点意见。你们的散文，都写的很好，我没有多少话好说，拖下去又有违雅意，所以就想起了一个讨懒的办法，谈些题材外的话，一信两用。

这是不得已的。我的身体和精力，实在不行了。有些青年同志，似乎还不大了解这一点，把热情掷向我的怀抱，希望有所激发。干枯的枝干上，实在开不出什么像样的花朵了。

我和你们谈话时，希望你们多写，最好一个月能写三五篇散文。后来认真想了想，这个要求高了一些，实际上很难做到。

小说，可以多产，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

小说家，可以成为职业作家，有人一生能写几十部，甚至几百部。

诗人，也可以多产。诗人就是富于感情的人。少年有憧憬，壮年有抱负，晚年有抒怀。闻鸡起舞，见月思乡。风雨阴晴，坐车乘船，都有诗作。无时无地，不可吟咏。

报告文学，也可以多产。报告文学家，大都是关心社会疾苦、为民请命的人。而社会上，奇人怪事，又所在多有。只要作家腿脚灵活，笔杆利索，是不愁没有材料的。一旦“缺货”，还可加进些小说虚构，也就可以了。

唯独散文这一体，不能多产。这在文学史上，也是有记载的。外国情况，所知甚少，中国历代散文名家，所作均属寥寥。即以韩柳欧苏而论，他们的文集中，按广义的散文算，还常常敌不过他们所写的诗词。在散文中，又搀杂很大一部分碑文、墓志之类的应酬文字。

所以历史上，很少有职业的散文作家。章太炎晚年写一道碑文，主家送给他一千元大洋。据说韩愈的桌子上，绢匹也不少，都是用碑文换来的。一个散文作家，能熬到有人求你写碑文、墓志，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必须你的官望、名望都到了那个程度才行。我们能指望有这种高昂的收入吗？这已经不是作家向钱看，而是钱向作家看了。

所以，我们的课本上，散文部分，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篇。

散文不能多产，是这一文体的性质决定的。

第一，散文在内容上要实；第二，散文在文字上要简。

所有散文，都是作家的亲身遭遇，亲身感受，亲身见闻。

这些内容，是不能凭空设想，随意捏造的。散文题材是主观或客观的实体。不是每天每月，都能得到遇到，可以进行创作的。一生一世，所遇也有限。更何况有所遇，无所感发，也写不成散文。

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当然也常常是虚实结合的。由实及虚，或因虚及实。例如《兰亭序》。这也可以解释为：因色悟空，或因空见色。这是《红楼梦》主要的创作思想。有人可以问：不是有一种空灵的散文吗？我认为，所谓空灵，就像山石有窍，有窍才是好的山石，但窍是在石头上产生的，是有所依附的。如果没有石，窍就不存在了。空灵的散文，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实质，才得以存在。

前些日子，我读了一篇袁中道写的《李温陵传》，我觉得这是我近一年来，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李温陵就是李贽。

袁中道为他写的这篇传记，实事求是，材料精确，直抒己见，表示异同。不以众人非之而非之，不以有人爱之而爱之。他写出来的，是个地地道道的李贽，使我信服。

散文对文字的要求也高。一篇千把字的散文，千古传诵，文字不讲究漂亮行吗？

所谓文字漂亮，当然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是和内容相结合，表现出的艺术功力。

散文的题材难遇，写好更难，所以产量小。

近来，有人在提倡解放的散文，或称现代化的散文。其主要改革对象为中国传统的散文，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散文。三十年代，曾今可曾提倡词的解放，并写了一首示范，被鲁迅引用以后，就没有下文，更没有系统的理论。现在散文的解放，是只有口号，还未见作品。散文解放和现代化以后，也可能改变产量小的现状，能够大量生产，散文作者，也可能成为职业作家了。

但也不一定。目前，就是多产的，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小说作家，如果叫他专靠写书为活，恐怕他还不一定能下决心。有大锅里的粥作后盾，弄些稿费添些小菜，还是当前作家生活主要的也比较可靠的方式。

“五四”以来，在中国，能以稿费过活，称得起职业作家的，也不过几个人。

从当前的情况看，并不是受了传统散文的束缚，需要解脱，而是对中国散文传统，无知或少知，偏离或远离。其主要表现为避实而就虚，所表现的情和理，都很浅薄，且多重复雷同。常常给人以虚假，恍惚，装腔作态的感觉。而这些弱点，正是散文创作的大敌大忌。

近几年，因为能公费旅游，写游记的人确实很多。但因为风景区已经人山人海，如果写不出特色，也就吸引不了读者。

当代一些理论家，根据这种现状，想有所开拓，有所导引，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他们把病源弄错（病源不在远而在近），想用西方现代化的方剂医治之，就会弄出不好的效果来。

一些理论家，热衷于西方的现代，否定“五四”以来的散文，甚至有的勇士，拿鲁迅作靶，妄图从根子上斩断。这种做法，已经不是一人一次了。其实他们对西方散文的发展、流派、现状、得失，就真的那么了解吗？也不见得。他们对中国的散文传统，虽然那样有反感，以斩草除根为快事，但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常常是非常无知和浅薄的。人云亦云，摇旗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看家本领。

我还是希望你们多写，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并多读一些书。中国的，外国的都要读。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丰富的散文宝库，例如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好的散文作家就很多。

但是，每个国家的文学，也都有质的差异，有优有劣，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也不会凡是有现代称号的，都是优秀的。

祝

春安

孙犁

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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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谈杂文

杂文这一名目，不见于《昭明文选》，也不见于《唐文粹》，却见于宋初编辑的文学总集《文苑英华》。《文苑英华》用二十九卷的篇幅（卷351—379），选录了它所谓的杂文。它又把杂文，按不同的性质，分为十五类。即：问答、骚、帝道、明道、辨论、赠送、箴戒、谏刺、纪述、讽谕、论事、杂制作、征伐、识行、纪事。其中明道、谏刺两项，又各附杂说。

这种分类，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混乱的。例如明道和辨论；箴戒和谏刺；纪述和纪事；杂说和杂制作，就很难区分，可以归并。实际上，它所收罗的这些杂文，归并成三大类也就可以了。这就是：说理，纪事（包括记人），讽谕（也就是寓言）。

应该说，杂文是散文中的一体，而这一体，是把那些容易定名称的文章，分出去以后，汇集其余而成。因为形式杂，内容杂，所以再给杂文分类，就更困难。我们姑且不要去责备《文苑英华》分类上的缺点。它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杂文的名目，列出了几百篇文章，让我们阅览，得识中国的杂文，源远流长，在唐代（它主要收集的是唐文）已经有这么精粹的杂文范本。对于编者，后人是只有感谢欣慰之情了。

《文选》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它对文体的分类，不过是：赋、诗、骚、诏、表、书、序、论、碑文等等。这种分类法，一直被沿用。但是，文章的体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花样越来越多。有些文体，过去是大户，是热门，后来就消歇了，没有了。这主要与政治、社会情况有关，与实用有关。例如古文中的诏、表、制、策等等形式，现在就只能在书本上见到了。新的复杂的社会生活，要求新的多样的表达形式，新的文体，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事。唐以后，杂文这一形式，因为能包罗万象，运用自如，就来了个大发展。

表现方法，也越来越丰富灵活了。

文章一事，也很难说。诏、表虽然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讲话、决议和报告。碑传之体，一直不衰，现在重视的是悼辞。诗词为性灵抒发之工具，人们一直把握着，广泛运用。

至于书、序、论之作，那就更触目皆是了。

但是，杂文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文体，它的动向，不只有纵的开发，还有横的渗透。把一些原有自己疆土的文体，变化归纳在自己的版图之内。

请同志们打开鲁迅的杂文集。其中除了杂感随笔以外，还有通信（论创作和翻译），序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二集等），有记人记事的类似小说速写的，如《阿金》，也有完全是散文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此外有记典故的，记时事的，和有关文籍史料的文章。一些严肃的理论，如《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也编辑在内。

鲁迅把这些文章，编入杂文集，当然不是权宜之计，是有根据的，有传统的。

现在有人认为杂文就有一种：鲁迅的杂文。杂文就有一种笔法：鲁迅的笔法。这是一种误解。杂文绝非鲁迅一家，古典的先不说，“五四”以后，写杂文的人很多，有成就有风格的也不少。上海是繁华之地，报纸副刊多，杂文登的也多。人称海派杂文。京派地处幽燕，国事一直纷扰，除故作闲适者外，有内容有感触的杂文也常见。鲁迅成为杂文的泰斗和象征，领袖杂坛，有时代的和他个人的因素。时代需要他这样的杂文，他也勇于献身，并具备写好这种文章的素质。海外有些评论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