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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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默默一想：桃子吃了多年，从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期生长的。管理桃园的人，是很盼望桃树的盛果期到来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果期，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又进一步想：鲁迅写《阿Q正传》，可以说是在他小说方面的盛果期；茅盾写《子夜》，是在茅盾的盛果期。一个作家，当他已经有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例如生活积累的准备，社会经验的准备，思想意识的准备，文艺修养的准备，大概他的年龄，也就到了壮年。在这个年龄，创作出不朽之作，当然可以称之为盛果期了。

任何事物，当其盛年之时，都是令人羡慕的。生物尤其如此。草木之盛年，就不用说了。盛年男女，即一个人的全盛阶段，其在形体上，仪态上，思想上，感情上，可以说都达到了成熟，繁茂，热烈的极点。也最富于战斗、追求的信心和勇气。人到壮年，青年时的主观幻想，已经与客观世界逐步融合，并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他们的艺术技巧，经过前一阶段的锻炼，也逐渐成熟，正好用来表现他们所迫切要表现的社会现实。

人的盛年期，是他在生活上、事业上的鼎盛之期，文艺工作，自不能例外。但绘画书法，何以越到老年则越成熟呢？

绘画书法偏重技法，故能老而不衰。小说则不然。小说的生命，在于作家用他的世界观，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反映。不幸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极甚至虚无。

旧日的小说家，到了晚年，常常对人生作出消极的判断。

他们认为只有在青年朦胧之期，才有向往，才有追求，才有创造。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

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托尔斯泰晚年，对人生得出的结论是：

奋斗一生，所需不过六尺之地。就像海明威那样富于幻想、战斗、冒险的作家，最后竟以毁灭自己，作为人生的结论。以这种思想作基础，写出的作品，其意义常常就不及盛年之作了。而青年期之作，则又富于幻想，常与现实相违。所以说，小说佳作多产自壮年。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活，持续得最久，但最受欢迎，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产自他的盛年之期。

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具体情况，也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生华而不实，虽届壮年，也在盛产，而终无佳作。有的人，虽已具备产生佳作的条件，而以客观原因，失去了这一机缘。虽有这些情状，但我仍然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

1982年5月5日上午

小说的精髓

好多年，很少看外国小说，但遇到文艺刊物上登有好的翻译小说，总想看看。并以为在登创作的刊物上，经常介绍一些好的外国短篇小说，那是对于青年作者们很有好处的。这点篇幅用得是有价值的，比为了凑字数多登一篇水平很低的创作，要好得多。

前两天收到《山花》，上面有一篇蒲宁的短篇小说，题名《乌鸦》。蒲宁为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并得过诺贝尔奖金。但我过去读他的作品很少，今天就在手边，一口气读完了。

《山花》介绍这篇小说，称之为手挥五弦的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小说的艺术、语言，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读完了这篇作品，心里很不舒服，和平日读完一篇好的古典作品，大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例如说，他这一篇小说，就远远不如我去年读的库普林的一篇给我的印象好，他俩是同时代人。

小说写的是父子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使女，父亲成功了，儿子失败了。儿子——小说的第一人称，对他的父亲，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挖苦、谩骂，把他描述成为一只乌鸦。

任何小说，或任何艺术，不能把技巧游离出来，使之脱离它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小说总是要把主题思想，作尽量的提炼，使之升华为高尚的、对社会人生有更积极的意义的尺度。

这篇小说，在这一方面，是谈不上的。他写了四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物是可爱的，或值得同情的，就连那个美丽的使女也是一样。

不是说，这种题材，在中国社会上就没有。但我们的作家就不是像蒲宁这种写法。蒲宁写这个故事，目的是什么？是说明爱情是由财产决定的吗？如此写出一种社会现象，就算完成了小说作家的使命吗？俄国其他古典作家，也并非这样做的。他没有塑造任何形象，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矛盾冲突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他写得很熟练，但写得很肤浅，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

年轻时，曾读过高尔基的一篇《在筏上》，题材与此有些类似，高尔基是在人物的性格上和他当时所追求的那种雕塑般的“力”上，进行描写的。读后的感觉，是坚强有力的。而蒲宁的这篇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的，没有是非的，没有希望的。这就是我读过以后，感到不愉快的原因吧？也是蒲宁之所以为蒲宁吧？

在中国，这种题材，人虽称之为乱伦，并非不能写。汉唐的古老故事，不必说了。《红楼梦》里写了宝玉和金钏的故事，更写了贾珍和秦可卿的故事，曹雪芹的手法高明，剪裁得当，十分含蓄，几乎都用暗示。但艺术的思想，小说的情调，提炼得高。他手下的人物，虽有情欲，虽有越轨，但大多数仍旧是可爱的、值得同情的，使人留恋的，是寄希望于惩罚的。

蒲宁，作为艺术家，他这一篇作品，是缺少一点主要的东西的。这就是小说的精髓。

时代不同，作家的经历不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即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观，因之产生对人生、社会不同看法、不同感情的艺术和小说。

作家如此，读者亦如此。

1982年6月27日清晨

小说与青年

小说与青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主要关系，就是花钱买小说看的，绝大部分是青年顾客。鲁迅是摸清了这个底的。他的小说，那时印一次，也不过一千来本。他就说过，卖点书，全靠挤挤青年学生的腰包。

这是就经济基础来说。就意识形态来说，小说与青年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青年人正处在有为之年，也是富于幻想，勇于探索之年。

对于世界、社会、人生，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无止无休的。而小说正是这种狩猎的场地，青年人剩余的时间、精力，都愿意投掷在这上面。

青年人心目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憧憬，他们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答案，找到目标。

青年人的思想是开发的，是先进的，能够引导他们的思想和活力的小说，对他们关系至大。如果夸大一点说，这种关系，到头来常常能影响青年人的世界观，社会改革和时代前进的方向。

“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思想，反封建的思想；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阶级斗争思想；“九一八”以后的民族解放战争思想，都曾经以小说为途径，教育和引导了中国广大的革命青年。

从青年中间产生的小说家，也是各个时代的主要作家力量，是文学刊物的中坚。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月刊》、《萌芽》、《北斗》、《文学月报》、《现代》、《文学》、《中流》、《作家》……都是以刊载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主。他们的作品，是压倒一切的，无可争锋的。要办刊物，要想卖钱，没有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是行之不远的。

就像大书店大报馆办的综合杂志，末尾都附一两篇文艺作品，如商务的《东方杂志》，中华的《新中华》，开明的《中学生》，北新的《青年界》，《大公报》的《国闻周报》，《申报》的《申报月刊》，都以稳健著称，也必须选登革命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广招徕，表示进步。其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回忆一下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印象是很清楚的。

青年人身处生活漩涡之中，对任何现实，各种事物，都是最敏感的，最关心的。他们的作品能与广大青年读者的思想感情相通，也能迅速反映时代的精神，国家的命运。这不是老一代作家所能与之抗衡的。

当然，每一时代，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作家，都能代表前进的力量；也不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能够达到艺术上成功。

正因为如此，对青年作家的政治、思想引导，是个重要的问题。老年作家，如果行有余力，最好做些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最好不要当只挂空衔的主编。

1982年6月27日上午

小说与历史

人至老年，心力有限，则多务实，少幻想，失野心。在读书时，也愿读些有根有据的东西，例如历史文献、各朝实录之类。不愿再读小说。

当然，历史与小说，是两码事。历史以史实为主，小说以才情为主。历史兼有才情者，不过《史记》、《汉书》。欧阳修虽富于才情，但他所修史书，实在难与班马争锋。小说兼有史实者，在中国较多，自《三国演义》以来，汗牛充栋。但佳作绝少，多半只能称做通俗演义小说。

历史较小说，多可信之处，也不过相对而言。有些记述，经历了千百年，已无法与当时实事相对证，大家只好认其为信史。不然，岂不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班固的《汉书》，史之上乘，文才史才，互不相掩；而且相映生辉。他的文章中，多形象描写。人物生动，如在目前，语言对话，透露感情。虽小说亦难达其极致。如在韩信传记里，所述韩信倒霉后情状：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挈其手，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豨因曰：“唯将军命。”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描述，你说是历史，还是小说？

后人写历史小说，把这一情节采纳，不会像我照抄原文。

一定加以演义——即延长，添加其他枝叶。其结果，是画蛇添足，味道会冲淡很多。读者还是选定历史，放弃小说吧。如果作家高明，只是源源本本，把这段文字，译为白话文，写进小说，那就又谈不上是创作。

类似这样的文字，《史记》里也有很多，写得尤其有声有色。有时，我也怀疑，这样的材料，司马迁和班固，是从何处得来呢？我们可以设想：一是故老传闻；二是国家档案，包括审问、证词，别人交代的材料；三是史家推情度理，想当然之词。第三点是应该排除的，因为如果是那样，这两本著作，还能够称做史书之冠首吗？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世袭的史官，家里存有大量原始材料。他们精心选择、剪裁，并把自己专诚的心血投入进去，完美地表现历史人物的实际，因此得到了这样高的文字效果。这是比较客观的结论吧？我们也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

史书是历史现实的再现，现代小说是时代生活的再现，写法不同，而作家所作的准备，专诚和热心，是一样的。

历史小说最难写好。太泥古，就只能是连缀故事，铺排典章。如剪裁取舍得当，仍可不失历史真实。如任意挥洒，借古讽今，则易与历史失之千里，不能古为今用，成为不今不古之物。

历史真实，难以在小说中再现，当今时代的面貌，就那么容易描绘吗？也不是的。几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用“史诗”和“时代的画卷”这样的美词，来赞颂一些长篇小说。

作为鼓励，这是可以的。但真正的“史诗”和可以称为画卷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中国自有白话小说以来，当此誉而无愧者，也不过《红楼梦》八十回，《水浒传》七十回而已。

有些小说，当时虽然受到如此高昂的称颂，但未隔数年，不满十载，已声沉势消，失去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政策过时，理论失据；或因时过境迁，真假颠倒；或因爱憎翻变，美恶重分。总之，那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之作，就从史诗和画卷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

1982年6月29日

小说与电影

因为有病，我有很多年不出去看电影了。青年时我很喜欢电影，在北平当小职员时，为了节省下买电车票的钱，我常从东单牌楼步行到西单牌楼的中央影院，去看电影。我最喜欢阮玲玉的片子。在同口小学教书时，我的宿舍的墙上，张贴着一幅从画报上剪下的，主演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明星的照片。

但直到目前，我对电影还是外行。我没有参观过制片厂，只是在北京一家医院治病时，看见过在那里拍摄《女篮五号》的一些镜头，给我的印象是：当个电影演员也真不易，要不惮其烦地听从导演的指挥，看起来远不如写文章自由。

除此以外，我对于这个新兴的艺术王国，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无知之徒了。

五十年代，我还曾希望，我写的小说能搬上银幕。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愿望，慢慢淡漠，终于消失了。

在我消失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好像我写的小说，终于要改编成电影了，而且不只一部小说。

这是令人感奋的，但我总是提不起兴趣来了。有人提出要改编，我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

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我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现在，我的有些小说，正在那里被改编着，有的被拍摄着。总之，谈这些影片能否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还为时过早。

但是，我总有个感觉：到这些影片放映时，我恐怕不一定能够去观赏，即使去看了，恐怕也不一定就拍手称快吧。风格云云，那是很玄虚的问题，实在不好谈。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