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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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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房间里有种奇异的深邃，像纵横交错的一个原野，我们拥抱着，越抱越紧，身体也越来越轻越来越渺小，直到紧密而小巧的花骨朵的幻象布满了头脑四处。
然后我们静静地做爱，用不能趋于完美但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方式做，他的腹部苍白而平滑，几乎可以像玻璃一样映出我的嘴唇，那像柔柔燕草般的阴毛，发出小动物般（比如小兔子，他的属相生肖）热烘烘甜丝丝的腺素的味道。我用另一只手抚摸自己，感觉到那里逐渐变得肥厚而灼热起来。手指和嘴唇滑过的地方，就能燃起幽密的蓝色的小火花，带着湿漉漉的唾液带着温情飘忽不定地吻过去，混乱、空虚、遗憾、忧惧都退至远远的地方，也许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发狂地吻过一个人，我根本不去想我怎么会这样。
我只知道他是我失而复得的幸福，是我生命火焰的热烈，是我表达自我的努力是说不出的甜蜜和痛，是永不可企及的古波斯花园里以炼金术重生的绝美的玫瑰。
在他崩溃的时候我也得到了高潮。我把湿漉漉的多汁的手指抽出来，放到嘴边，我嗅到了自己的味道，他咬住我的手指吮吸着，“是甜的，带一点麝香味，像煮了茴香桂皮鸭汤的味道，”他叹了口气，翻转身，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一只手还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指。
晚上7点半，我和天天坐车来到外滩的和平饭店，在灯光明亮的大堂，我们见到了正焦急等待着的康妮和她的丈夫。
康妮一身盛装打扮，描金的红旗袍，很高的高跟鞋，脸上一丝不苟地画出浓墨山水，雍容的精神劲儿，有五六十年代好莱坞华人女星卢燕的派头。她一见到天天就哭起来，朝天天伸出两只手，却被天天躲避开去，西班牙男人朝她靠近一步，她顺势依在丈夫的胸口不停地拿绢帕擦眼泪。
她即刻恢复了常态，脸上露出微笑，对天天说：“我真的没想到你长得这么瘦又这么好看，我实在，……太高兴了，哦，我来介绍一下，她搀着丈夫的手向我们走近一步，“这是我的先生胡安，”她又扭头对胡安说：“这是天天和CoCo。”
我们相互握了握手，“大家肯定都饿了，去吃晚饭吧，”胡安用一口西班牙口音的英语说。他是典型的西班牙斗牛士的形象，四十多岁的样子，高大、健壮、英俊，一头栗色的鬈发，浅棕色的眼睛，高鼻梁，厚厚的嘴唇下方有一道西方人特有的凹痕，似乎用刀刻出来，使下巴显得格外有力而性感。他与康妮看上去很般配，美女与英雄故事的中年版，似乎康妮还年长了三四岁左右。
我们坐一辆车来到衡山路，一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天天坐在后排我与康妮当中，身体僵硬像块大铅陀一样。
胡安不时地用西班牙语轻叹，大概是说车窗外的城市夜景很美吧，他第一次来中国，在达克斯那个小镇上，只在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里见过哀怨的中国女人，穿大褂的中国男人。他娶的中国女人也很少谈论家乡，所以眼前的上海如此摩登艳丽实在与他预料的相差千万里。
从一条小巷子穿进去，在路灯和两边缠满长春藤墙面中走了几分钟，就看到了几幢比邻而置的欧式老洋房。走进亮着灯箱的院子，是一家叫“杨家厨房”的中餐馆，里面布置并不夸张，菜也都是清爽简单的家常菜，我不大清楚才来上海没多久的康妮是如何找到这深巷里的小餐馆，但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吃饭说话的幽静地方。
康妮请我点菜，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走过来与康妮寒暄，似乎双方竟已很熟识。胡安报了两个生硬的中文单词“凤爪”、“猪肚”，他解释说他不要吃这两样菜，刚到上海时他就尝过，当天晚上就腹泻了。康妮补充说：“还送去华山医院打吊针，也许只是初来乍到水土不服，与凤爪、猪肚不一定有关系。”
天天一直安静地坐在我的旁边，只管抽烟发呆，对我们的谈话似乎不闻不问。他能同意今夜出来一趟见亲生母亲已是很不易了，所以不能一下子又强迫他笑脸相迎或热泪潸然。
这顿饭吃得很缓慢，康妮一直在回忆她做孕妇直至生下天天到天天13岁以前的那段时光，种种细枝末节她仍牢记着，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来，“我怀孕的那段时间，经常坐在床头盯着一张日历看，日历上是个外国小女孩在草地上玩气球的照片，我觉得那个小女孩好看得要命，就总是想我也会生那么好看的一个小孩子，果然后来我在医院里就得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小宝宝，虽然是男孩，但五官十分精致美丽。”
她边说着边凝视着天天，天天目无表情地剥着一只竹节虾虾壳，她用简短的西班牙文对丈夫解释刚才她所说的话，胡安显出赞同的表情，对我说，“他真的很漂亮，有一点点像女孩子。”我不置可否慢慢喝着红酒。
“在天天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能画画了，他画了一幅画叫‘妈妈在沙发上织毛衣’，画得很有趣，地板上的毛线团长着小猫的眼睛，妈妈织毛衣的手有四只。他总问我为什么可以边看电视边打毛衣，手又动得那么快……”康妮的声音低低地，笑声却很响，像是有人在命令她必须这么大声地笑出来似的。
“我只画过爸爸修自行车。”天天冷不丁地插了一句话，我睁大眼睛瞥了他一眼，伸手过去轻轻握住了他的手，有点凉，席间陷入一片突如其来的沉默，连胡安也似乎听懂了天天说话的意思，天天的话无形中打破了众人都不愿涉及的一个禁忌，有关他死去的生父的任何事都是微妙而不祥的。
“我还记得天天9岁那年喜欢上了邻居家的一个6岁小女孩，喜欢是喜欢的来……”康妮用上海话继续讲述往事，她脸上摆出自然而嗔怪的表情，任何母亲在回忆儿子小时候轶事野史时都应该有这种表情的，然而她的双眼充满了幽暗的阴郁之情，但她继续说下去，仿佛正面临一场有关大局安危的考验，她不得不凝聚起力量与某种东西对抗。
“他把家里漂亮的小玩意儿，闹钟、花瓶、玻璃球、卡通画、巧克力罐甚至还偷了我的口红和项链一骨脑儿送给了隔壁那小姑娘，真是厉害呀，差点把家都偷空了。”她夸张地做了个手势，又是大声地笑，像是弹一架坏了鼓簧片的钢琴在空气中引起了震动和恐慌。
“我的儿子为了他喜欢的人可以不顾一切，”她低语着，看着我，微微一笑，灯光不太亮，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她眼中的一丝复杂的表情，有妒忌也有爱。
“我们可以回家了吗？”天天打了个哈欠，转脸问我。康妮显得有一丝紧张，“既然你累了，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她对天天说，然后招手示意结账，又示意丈夫从包里拿点东西出来，是两份用花纸精心包装好的礼物，谢谢，天天淡淡地道了谢，这么些年来，康妮给他的钱与礼物，他只是顺其自然地收下，他对此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就像每天都要睡觉吃饭一样，他本能在需要这些，仅此而已。我也道了谢。
“我和胡安送你们回家，然后我们再去别的地方转转。”胡安用英语说，“我看了一份英文杂志《ShangHaiNow》听说外滩停泊了一艘豪华的奥丽安娜号游船，已开始对游客开放，你们不想一起去看看吗？”
“亲爱的，反正机会很多，下次再去吧，天天已经累了。”康妮握住丈夫的手说，“哦”，她似乎猛然想起了什么，“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可以顺便看一下我们定下来做餐馆的房子，就在隔壁的院子里。”
月亮很圆很亮地挂在空中，月光下的一切透着淡淡的神秘，淡淡的冷。走进眼前这个亮着一盏圆灯，围着一圈雕花铁栏，铺了淡红地砖的院子，迎面是一幢三层楼高的老洋房，似乎已修葺整理过，整幢建筑依旧显得生气勃勃，而那种经历70年代历史积淀下来的优雅。华美又是从建筑物的房子里透出来的，是历历风尘掩不住的，也是新房所无法摹仿的。房子东、南两面都有石阶迤逦而上，占去那么宽阔开朗的空间，在寸地千金的上海老租界区里显得很奢侈。
几棵百年樟树、梧桐把茂密浓厚的绿阴伸展开来，像裙裾上蕾丝花边一样点缀了这个院子和这幢三层洋房。
洋房的第二层还有一个巨大的露台，在春夏间可以设计成浪漫十足的露天咖啡座。胡安说，到时还可以请穿红裙的西班牙女郎在露台上大跳佛拉明戈舞。可以想象那种热烈浓郁的异国情调。
我们只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到各个房间里去，里面还没有开始装修，也没什么好看的。
灯光和月光交织着落在地上，身上，一瞬间有种恍惚如梦的感觉。出租车把我们送回了住所，康妮和胡安招了招手，然后车子又开动起来。我和天天手拉手，慢慢走上楼道，走进我们房间，坐在沙发上拆开礼物。
一份是送我的，镶宝石的手链，另一份是西班牙画家达利的画册和拉威尔的CD，那分别是天天最喜欢的画家和古典音乐大师。
二十五、是 爱 还 是 欲 望
天天回来了，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空间再次被填满，每个夜晚我们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入眠，每个清晨我们在肚子咕咕叫的时候睁开双眼，满怀饥饿感地亲吻。越吻越饿，我想肯定是爱让我们如此饥饿。
冰箱里塞满了水果，各种牌子的冰淇淋，适宜做蔬菜色拉的原料。我们渴望过一段素食主义者生活，尽量地简单朴素，像几万年前住在森林里类人猿那样，尽管它们没有冰箱、冰淇淋、席梦思和抽水马桶。
“线团”依旧野性难改，保持着街角垃圾桶与我们家两头住的习惯，在两点一线间很有规律地来来回回，周五周六在我们的床尾打呼噜，浑身散发沐浴露的香气（天天负责给它洗澡消毒），而星期一一到它又像上班族一样夹着尾巴准时离开公寓，在街上任意游荡，夜幕降临的时候，呼朋引友，喵喵叫春，纵然是在遍地垃圾污物秽气上徜徉，依然有自得其乐享受其中的感觉。
有一段时间深夜能听到楼下群猫叫声此起彼伏，居委会组织人力整顿街区所有能藏猫的地方，特别是垃圾筒，野猫果然少了很多，但线团安然无恙地照旧在这一片街区活动。仿佛有逃过任何劫数的异常能力，天大命也大，偶尔还会带一只雄猫回来过夜，我们猜想如果有个“猫帮”的话，线团可能就是个女帮主，可以宠幸帮中任何一只大公猫。
而我，则开始陷入了一个写作上的瘫痪，离小说收尾还有5万字左右，但我的大脑空空如也，好像所有的想象、才智、火焰一夜之间都从两只耳朵洞里漏了出来。笔下的文字又臭又涩，写了又撕，干脆把圆珠笔也一下扔进废物篓里，连说话也有些口吃了。无论打电话还是与天天闲聊我尽量避免使用形容词，主语＋谓语＋宾语，或者是祈使句，诸如“不要安慰我，请折磨我吧”。
天天则躲在另一个房间，聚精会神地为我手头这本暂告崩溃的小说画插图。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屋子里闭门不出，当我因为某种猜测而担心起来，突然地推门而进，我并没有闻到空气里有那种异常的气味，也没看到他有何异常的举动。
自从他从戒毒所回来后，我仔细地打扫了一遍屋子，花了一个上午检查各个角落是否还有大麻或别的可疑之物，确认屋里不再存有与过去相联的残痕后，我在我们四周筑起了安全感。
他置身于一堆颜料里面，像达·芬奇那样从纷乱混沌的世界里寻找事物的本来面目。像苹果园里的亚当一样用肋骨创造爱的奇迹。
“我无能为力，我想我要完蛋了，什么热情什么灵感都没有，我可能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子，患了要写书出名的妄想症。”我倍感软弱地说，一边看着桌上摊满的漂亮图画，觉得真是伤心，要辜负他的爱和自己的梦想。
“你不会的。”他头也不抬地说，“你只是想休息一阵，趁机发发牢骚，撒撒娇。”
“你这么认为？”我吃惊地看他，他的话听上去与众不同，挺有意思。
“对自己发牢骚，对你喜欢的人撒娇。”他很聪明地说，“这是释缓内心压力的方式之一。”
“听上去像我的心理医生吴大维的逻辑，不过你能这样认为，我挺高兴的。”
“出版商会同意用这些插图吗？”他放下笔问我，我走近桌子，一张张地翻看那些作品，有些只是草稿，另一些则是精巧的成品，水粉的颜色薄而柔软，人物线条简洁，稍带夸张，蒙里狄格阿尼式的脖子一律都是长长的，眼睛则是东方人特有的狭长单薄，传达出一丝悲伤，还有滑稽和天真。
而这正是我的文字与他的画之间共同拥有的一个特质。
“我爱这些插画，就算我的小说没能完成，它们也能独立存在，也能当众展出。人们会喜欢的。”我伸脸过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答应我，一定要画下去，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我还没想过这个。”他平静地说，“并且我不一定要成名成家。”这是老实话，他从来没什么野心，将来也不会有。中国人就有句老话“3岁看到80”，意思是一个人即使从3岁长到80岁，也绝不会从骨子里改变自己某些东西，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可以早早地预见到制己老之将至时的生活图景了。
“不是出名不出名的问题，而是给自己心理一个稳固的支撑，一个可以欢乐走完一生的理由。”我坚持地说，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口：“也是使你永久脱离毒品与幽闭生活的一股推力。”如果他有做大画家的愿望，他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这一点上。
我曾在以前写过一句话：人生像一场慢性病，而给自己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去做就成了漫长的治疗的手段。
“所有问题的症结只是：永远不要自己骗自己。”他简单地说，目光犀利地盯了我一眼（他很少有这样的眼神，从戒毒所出来后，他身上某些细微的变化陆陆续续地显露出来），仿佛我在用正义凛然的人生大道理自欺欺人，制造了一个香喷喷、甜丝丝的陷阱。
“好吧，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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