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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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丽莎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专横对女儿不再起作用时，便开始给她写一些发牢骚的信，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板、自己的身体以及孩子，并让特丽莎相信她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亲人。特丽莎想到，二十中后她终于听到了母亲爱她的声音，她想回到母亲身边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眼下感到如此虚弱，被托马斯的不忠弄得如此衰竭不堪。这暴露了她的无能，这种无能总是导向晕眩，导向不可战胜的倒下去的渴望。

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她身患癌症，只能活几个月了。消息变成了她对托马斯不忠的绝望反叛。她自责地对自己说，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了母亲，可那个男人并不爱她。她愿意忘记母亲对她施及的一切磨难。她现在已能设身处地对母亲有所理解；她们置身于同样的处境：母亲爱她的继父，正如她爱托马斯，而继父用不忠的行为来折磨母亲，正如托马斯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她。造成母亲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特丽莎告诉托马斯她母亲病了，她要花一个星期去看她。她的声音里充满恶意。

托马斯反对她去，感觉到她回到母亲那儿去的真正动因不过是晕眩。他给那个小镇的医院挂了个电话，查找全镇关于癌症的详细记载，不难发现特丽莎的母亲根本没有癌症的怀疑，甚至一年多来从未看过病，

特丽莎顺从托马斯没有去探视母亲。可几个小时之后，她摔倒在大街上，伤了膝盖。她走路开始步履不稳了，几乎每天都摔交，或者碰到什么东西，至少也得给什么东西绊一下。

一种无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着她。她生活在不断晕眩的状态之中。

常常摔倒的人总是说：“扶我起来吧。”托马斯不断地耐心把她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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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与你在我的画室里做爱。那儿象一个围满了人群的舞台，观众不许靠近我们，但他们不得不注视着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景观对特丽莎来说已失去了初始的残酷，甚至开始使她有些兴奋。她与托马斯做爱，总是小声地向他叨念那些细节。

随后，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马斯的不忠而不去责怪：他只须带着她，带着她去与情妇幽会！她的身体也许又会成为她们中间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体将成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

另一个自我。“我会为你去给她们脱衣服的，给她们洗澡，然后把她们带给你……”他们紧紧楼抱在了起时，她总是如此低语。她期望着他们两人融合成一个两性人，其他女人的身体将成为他们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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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成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托马斯根本不愿理解这一点，特丽莎却无法摆脱它。她试图培养自己与萨宾娜的友谊，开始主动为萨宾娜照相什么的。特丽莎应邀去萨宾娜的画室，终于看到了这间宽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宽，讲台一样的床。萨宾娜把斜靠着墙的画展示给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你以前竟没到这里来过。”她甚至搬出她在学校时画的一张旧画：正在建设中的炼钢厂。那时是最严格的现实主义教育时期（据说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以当时争强好胜的精神，她努力使自己比教师还“严格”，作画时隐藏了一一切笔触，画得几乎象彩色照片。

“这张画，我偶然滴了一点红色颜料在上面。开始我叫苦不迭，后来倒欣赏起它来了。它一直流下去，看起来象一道裂缝。它把这个建筑工地变成了一个关合的陈旧景幕，景幕上画了些建筑工地而已。我开始来玩味这士道裂缝，把它涂满，老想着在那后面该看见什么。这就开始了我第一个时期的画，我称它为‘在景物之后’。当然，我不能把这些画给任何人看，我会被美术学院踢出来的。那些画，表面上总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现实主义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缝的景幕后面，隐藏着不同的东西，神秘而又抽象的东西。”

停了一下，她又说：“表面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谎言，下面却是神秘莫测的真理。”

特丽莎以高度的注意力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在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她开始领悟萨宾娜的作品，过去的和现在的，的确在处理着同一观念，融会着两种主题，两个世界。它们正如常言所说，都有双重暴光。一张风景画同时又显现出一盏老式台灯的灯光。一种由苹果、坚果以及一小梯缀满烛光的圣诞树所组合的田园宁静生活，却透现出一只撕破画布的手。

她突然感到一股对萨宾娜的倾慕之情，因为萨宾娜把她当一个朋友。她的倾慕使畏怯和猜疑缓解了，变成了友谊。

她几乎忘记了自已是来拍照的。萨宾娜不得不

提醒她。特丽莎终于把视线从那些画上移开，投向那张摆在房子中央的、讲台一样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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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旁边是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人头模型，那种理发师们用来放假发的头型。萨宾娜的假发架上没有假发，倒套着一顶圆顶礼帽。“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说。

这是一种黑黑的、硬硬的圆顶礼帽——特丽莎只在电影里见过，就是卓别林戴的那种。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来打量了一阵，说：“愿意让我拍一张你戴着它的照片吗？”

这个主意让萨宾娜笑了好久。特丽莎把礼帽放下，拿起照相机开始拍。

约摸拍了一个小时，她突然问：“照点裸体的怎么样？”“裸体照？”萨宾娜笑了。“是的，”特丽莎更大胆地重复她的建议，“裸体的。”

“那得喝酒。”萨宾娜把酒瓶打开了。

特丽莎感到自己的身体虚弱起来，也突然结结巴巴起来。萨宾娜端着酒走来定去，谈起了她爷爷，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萨宾娜从未见过他，他所留下的东西就是这顶礼帽以及一张与那小城里的显贵们站在高台上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们站在台上干什么，也许他们在主持某个仪式，为某个重要人物的纪念碑揭幕，那个人或许也曾戴过一顶圆顶扎帽出席过某个公众仪式。

萨宾娜不断地讲礼帽，讲她爷爷，直到喝完第三杯酒，才说：“我马上就转来。”说完闪进了浴室。

她穿着浴衣走了出来，待特丽莎举起相机选择镜头，她把浴衣打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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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照相机既是特丽莎观察托马斯的情人的机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块面纱。

萨宾娜花了点时间才把自已的浴衣完全脱掉，这时才发现她所她的境地比自己预计的要尴尬得多。又花了几分钟摆弄姿态，她向特丽莎走去，说：“现在该我给你拍了。脱！”

萨宾娜多次从托马斯那里听到命令：“脱！”这已深深刻记在她的记忆里。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对托乌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的命令，两个女人被这同一个有魔力的宇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托马斯的方式，不是去抚摸对方，向对方献媚，或是恳求对方，他是发出命令，使他与一位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突如其来，出入意外，温和而又坚定，甚至带有权威的口气。而且他还保持着一定距离：那时候他从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他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对待特丽莎，尽管说得柔和，甚至近乎耳语，可那是命令，她从未拒绝服从过。现在听到这个命令，她燃起了更为强烈的服从欲望。顺从一个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疯野；而从一个来自女人而非男人的这种命令，疯野中就包含了更多的狂热。待萨宾娜接过照相机，特丽莎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面前，一副缴了械的样子。的确也是缴了械：她用来遮脸和对准萨宾娜的武器是给缴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马斯情人的怜悯。这个美丽的征服使她陶醉，她希望自己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对面的时刻永远不要完结。

我想，萨宾娜也被这奇特的场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异地依顺而胆怯，站在她面前。不过按了两三次快门以后，她几乎被自已的迷醉吓住，为了驱散它，便高声大笑起来。

特丽莎也笑了，两人穿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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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沙俄帝国的一切罪行都被他们谨慎地掩盖着：一百万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万波兰人的被杀害，以及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人的镇压……这些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资料。迟早这一切将被宣布为捏造的事实。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样，全世界的档案库中都留下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照片和电影片。

捷克的摄影专家与摄影记者们都真正认识到，只有他们是最好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为久远的未来保存暴力的嘴脸。连续几天了，特丽莎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摄下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侵略者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用心地听取过上司的指示，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没有接到过怎样对待这些摄影镜头的命令。

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约一半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报纸：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马路上的行人接吻，来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说的，入侵并不仅仅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仇恨的狂欢，充满着奇怪的欢欣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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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带了五十张自己全力精心处理的照片去了瑞士，送给了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新闻图片杂志。编辑和蔼地接待了她，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

“可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她反驳道，用自己糟糕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就是在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学生们罢课走出学校要求俄国撤军，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那是你们不能相信的！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

编辑很乐意一位劲冲冲的妇女走进办公室，打断谈话。那女人递给他一个夹子，说：“这是裸体主义者的海滩杰作。”

编辑相当敏感，怕这些海滩裸体照片会使一个拍摄坦克的捷克人感到无

三、误解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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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是大大小小的喷泉和公园之城，公园的室外演奏台不时飘来音乐声。这所大学就隐没在树丛里。弗兰茨刚讲完下午的课，走出大楼，碰上洒水车正在浇洒草地。他心情极好，正要去见他的情妇。她的住处离这里只隔了几条街。他常常顺便去看她，但只是作为一位朋友，没有性的要求。如果他们在日内瓦她的画室里做爱，他就得在一天中奔波于两个女人，即妻子与情人之间。日内瓦还保留着法国的传统，夫妻得睡一床。几个小时之内从一张女人的床转到另一张女人的床，他觉得不论对妻子和情人都是一种耻辱，最终对他也是一种耻辱。

他爱这个女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种爱对他来说如此宝贵，他想在他的生活中为她创造出一块独立的天地，一片纯净的禁区。外国大学邀他讲学，现在他全部应允下来。这些还不够满足他新产生的旅行癖，他又开始以一些代表会和座谈会为借口，作为他近来不回家的理由。他的女友时间安排很灵活，可以伴他同赴所有真真假假的演讲活动。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带她见识了许多欧洲城市和一个美国城市。

“十天后你愿去巴勒莫吗？”弗兰茨问。

“我更喜欢日内瓦。”她回答。正站在画架前仔细审视一幅作品。

“你一生怎么能不去看看巴勒莫？”弗兰茨轻轻地试探道，

“我见过巴勒莫了。”她说。

“见过？”他语气中露出嫉妒。

“一个朋友曾经从那儿给我台来一张明信片，就贴在卫生间，你没注意？”

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本世纪初，那里住了一位诗人，老得走不动了，只能让他的抄写员扶着散步。有一天，他的抄写员说：‘先生，看，天上有什么！那是飞过这座城市的第一架飞机。’可这位诗人连眼皮都没有抬，说：‘我对它自有想象！’好了，我对

巴勒莫也自有想象。它和其它所有的城市一样，有同样的旅馆和汽车，而我的画室总是有新的，不同的种种图像。”

弗兰茨有些沮丧。他已经慢慢地习馈了把他用的爱情生活与出国旅行联系起来，说“让我们去巴勒莫吧”，无疑是向她表示性爱的明确信号；而她说“我更喜欢日内瓦”，无异于说：他的情人不再爱他。

他怎么会对她这么摸不透？她从未使他有丝毫忧虑之理！事实上，她是一个见面不久就采取性主动的人。他长相很好，学术事业也处于巅峰时期，在专业座谈会上与学术辩论会上所表现的傲气与锐气使同事们都害怕，然而他为什么要天天担心情人的离去？

我猜想，唯一的解释就是弗兰茨的爱情不是他社会生活的延展，而是相反。爱情只是他乞求对象怜悯的一种欲望。他自己就象一个被缴了械的战俘事先就把对付打击的防卫力量解除了，打击降临时他也就无所惊奇。所以我说，对弗兰茨而言，爱情意味着对某种打击的不断期待。

正当弗兰茨伤心失意的时候，他的情人把笔放下了，走到另一间房里，拿来一瓶酒，一句话没说便开了瓶盖倒了两杯。

他立即感到轻松，还有点好笑。这句“我更喜欢日内瓦”并不意味着对方拒绝做爱，相反，只是意味着她厌倦于把做爱与国外城市捆在一起。

她举起酒杯一干而尽。弗兰茨也喝光了，自然高兴异常。即便把对方不愿去巴勒莫看成实际上爱的呼唤，他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情人看来执意要突破他在两人关系中设置的纯洁地带，未能理解他使这种爱摆脱庸俗的尝试，未能理解他把这种爱与他的婚姻家庭彻底划清界线的企图。

禁止自己与画家情妇在日内瓦做爱，实际上是他娶了另一个女人的自行惩罚。他感到一种背叛的内疚。与妻子的性生活不值一提，但他与妻子仍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里在彼此沉重的呼吸中醒来，吸入对方身体的气息。真的，他宁愿一个人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