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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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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些写工人生活的作品。由于这一时期革命力量主要处在农村，我们尚未掌握更多的工业，工人队伍为数甚少，因而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写这类题材的作品也不多；作家深入工厂不够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论述了工农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工人生活不十分熟悉，缺少这方面的积累和准备，作品在艺术上也比较粗糙。这类作品中写得较好的有周洁夫的《师徒》，鲁煤的《双红旗》，李纳的《煤》，雷加的《鳝鱼》等。《师徒》通过一对师徒对待技术革新的态度表现了工人内部的思想矛盾。开始师傅比较保守，终于被徒弟感动也积极参加了革新，共同取得了优异成绩。《双红旗》写两个纱厂工人由落后转变为先进的故事。《煤》则是写一个小偷在矿山上经过劳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工人。这样的故事和人物虽然在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中并不典型，却说明一个问题：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能够“把废铁炼成钢”。雷加的短篇数量不多，但注意从生活的不同方面汲取创作素材。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发表过《一支三八式》、《五大洲的帽子》，都是反映革命队伍的生活的，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文艺座谈会后，又写有《麦地的梦》《沉默的黑怀德》以及《男英雄和女英雄》等取材于农村的短篇；前两篇格调比较沉闷，后一篇歌颂了翻身后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比料明快开朗。这时，他写得较好的要算描写工人生活的《鳝鱼》，小说通过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歌颂了新社会，艺术上也保持了作者善于通过几件小事就突出人物性格的特色。在这以后，雷加主要从事反映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了。
另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写了知识分子在和工农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的变化，热情歌颂自己的老师——工农群众，批判了小资产阶级脱离实践的倾向和脆弱的感情。思基的《我的师傅》、韦君宜的《三个朋友》是写这类题材较好的作品。前者写一个知识分子到山区木工厂劳动，师傅是个年纪不大的木工“无”为体的境界。《世说新语·文学》篇：“弼曰：圣人体无，，脾气虽有点怪，其实为了直爽热情，一心为革命，事事想着别人。在劳动中，两人加深了理解，知识分子也克服了不虚心爱面子的毛病。后者则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眼里写了三个人物：一个农民朋友，一个也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个则是绅士朋友。通过相互对照，写出了农民的朴实纯厚，相比之下知识分子朋友则显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而那位绅士朋友则原来是个虚伪、阴险、违法盘剥劳动人民的人。作者从“我”的眼里，看出农民朋友形象格外高大，“好象一根大粗柱子，在青天和大地中间撑着”，相形之下，自己则觉得渺小。这两篇作品都以第一人称展开故事情节，人物思想活动写得十分细致，感情变化也写得比较具体。特别是《三个朋友》一篇，情节发展和心理抒写都较真实合理，艺术手法也新颖活泼。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曾经极为普遍。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解放区作品中，这类作品在数量上显著减少，但诸如上述短篇中所显示的，无论是作家的思想感情还是作品的主题命意，都已是崭新的了。
解放区短篇小说比较起过去或同时期国统区的作品，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这些小说，大多格调高昂，色彩明朗，无论是写人写事坦所提出的哲学理论。认为世界是由原子事实所构成的总体，，都能激发读者积极向上，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与解放区充满光明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作家思想感情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解放区短篇小说反映的是全新的生活，表现的是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因而也就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了生面。其次，许多作品有着浓重的生活气息，几乎不事雕饰，但却具有朴素的感染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家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方向，学习社会，较长时间深入实际生活，并且有些作者本来就是革命的实际工作者，他们非常熟悉要表现的对象，能够从丰富的生活矿藏里提取大量生动的素材。有些作品如《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地雷阵》等基本上就是真人真事。客观地说，解放区的短篇小说有许多不是以艺术技巧取胜，而是以它表现生活、人物的真实性打动了读者。这并不一定是优点，却是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另外，解放区的短篇小说一般都提出甚至解答了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明确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时曾经起过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解放区是没有的，就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品在解放区也不可能存在。象《卫生组长》、《莫忘本》、《红契》、《摔龙王》等，几乎就是为配合一定的教育运动而写的。这类作品有一些艺术上不见得纯熟，然而也有一部分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其中成功的经验和不足的方面都值得总结。再次，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大多比较朴实生动。作者比较注意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艺术爱好，学习运用民族民间文学形式，取得了一定成绩。一般说来，解放区短篇小说结构比较完整，有头有尾，交代清楚，几乎可以说它们都以叙述故事见长。一些作品虽然也着力刻划人物，那主要也是让人物在故事的发展中展现自己的性格，作者一般不离开故事去描绘人物外貌和心理活动，景物描写更是很少运用。这是农民读者比较习闻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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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三） 第三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她多次来到农村，与农民群众结合。一九四四年，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热情表现边区先进人物，曾获得毛泽东同志的好评。一九四五年，她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主编文学杂志《长城》，并和逯斐等合作，写了三幕话剧《窑工》。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多次参加华北农村土改，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塑造了一系列新型农民的形象。由于作品所写题材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获得的成就，小说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并荣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这部作品是丁玲整个创作生活中最重要的收获，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发表后处于初期阶段的华北农村的土改斗争。小说原计划写三个部分：第一是斗争，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参军。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但就已成的部分看，结构有头有尾，人物生动活泼明儒学案明清之际黄宗羲著。共六十二卷。成书于清康，主题清晰明确，反映出了农村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已经是一部独立完整的长篇。作品以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为背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并且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前途。
土改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运动，它不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还击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进攻的必要步骤，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广大农民获得解放的一个前提。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为适应新的形势属于经典物理学研究范围。，党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反奸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将抗日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次年九月，党中央又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并于十月十月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样，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就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地兴起，广大农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斗地主，分田地，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推翻，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被彻底清算。农民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阶级素质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是从一个后来被错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在附近村子听到土改斗争的风声开始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了暴风雨到来前暖水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斗争风暴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作者以顾涌的出现为全书开头，并且选择他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因为他的身份使他对土改十分敏感；与此同时施蒂纳（MaxStirner，1806—1856）卡斯巴尔·施密特，他又和农村各阶层保有密切复杂的联系；而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态度，也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并系到土改运动能否顺利开展（作者原想表现工作组在这一问题上发生的偏差，后因写作计划改变而未能在现有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作者让顾涌最早出现还有一个用意，即通过他替亲家转移胶皮轮车，一开始就烘染出当时的政治气氛——蒋介石反动派正要向解放区进犯，土改斗争是在十分复杂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顾涌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写了顾涌回到暖水屯后就没有以更多的笔墨突出写这一人物，而是进一步写了土改斗争给这个村子带来的震动，以主要篇幅写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张裕民、程仁以及钱文贵、李子俊等。他们在作品中被刻划得生动具体，鲜明突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纵横家战国时从事外交活动的政治谋士。《汉书·艺文，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对于张裕民这个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品突出了他沉着、老练、忠心耿耿的品质，他虽然有过一些缺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有一段时间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钱文贵自己不好办，但他大公无私，冲锋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决心，便勇猛顽强，坚决果敢。正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威信，在干部中有号召力，在村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张裕民一样从小受地主剥削的长工程仁，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因为和钱文忠的侄女黑妮的关系，他在斗争中也有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但他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还是站稳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坚决和广大群众一道，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和张裕民都象质地纯朴的玉，虽有瑕疵，终掩不住本身的光辉。至于恶霸地主钱文贵，如果作为一个丰富的典型形象来要求，他的个性显得还不够突出，然而实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却自有其独到之处。从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怎样奸诈狡猾地抗拒土改斗争的。作者突出了钱文贵的谋略见识：土改之前就让儿子钱义去参军，土改时又搞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去找农会主任程仁；他伙同白娘娘、任国忠搞迷信，播谣言，利用女婿张正典欺压贫农，妄图转移斗争目标；就在被押上台斗争时，开始还故作镇静，想用“威严”的目光压制农民的控诉。他无恶不作，一手遮天，的确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作者没有夸大他的能力，也没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当。除钱文贵外，作者还写了其他几个不同特点的地主：胆小绝望的李子俊，凶险厉害的江世荣，对农民恨得咬牙切齿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写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开始她装得百依百顺，想以此软化欺骗前来清算她家的贫雇农们；当这一着失灵时，虽然表面上还要强装笑脸，内心却恶毒咒骂斗争她的农民——特别是她在果树园中的心理活动，把一个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阴暗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写出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和个性的人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人，文艺作品应该着重表现他们。比起有些作品，这部小说的正面人物如张裕民、程仁等并不那么“高大”谈玄又称“玄谈”。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学术风气。始于，甚至有的论者认为作品对他们“行动的积极性”表现不够。然而不能否认，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写得相当真实，使读者感到可信，可亲。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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