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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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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或衰败，就社会说，要抵抗对于文艺家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蔑视或摧残。”胡风以为，“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注：该文发表于《抗战文艺》第9卷第3、4期合刊，1944年9月，收入《逆流的日子》）。不久，黄药眠发表了《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胡风“过分强调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过分的强调了目前文艺作品上的病态”；他还从方法论上对胡风文章提出批评，认为胡风“只是搬弄一些哲学的名辞”，作着“蹈空的、玄学的说明”，文章“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的地预先想好来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注：收入黄药眠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出版，第120页）。这些文章发表前后，于潮（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等文章，提出了同胡风的文章相似的论点，认为“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生活态度。”（注：收入《方生未死之间》，考验社出版，第36页）进步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问题已开始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在重庆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胡风在一九四四年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长篇文章《论主观》。《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力图从文艺反映伟大的民主斗争这个角度，说明文艺“要为现实主义底前进和胜利而斗争”，但他不适当地夸大了主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胡风说：“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因而“要求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胡风把作家在体现生活过程中的所谓“自我扩张”看作“艺术创造的源泉”。胡风虽然也说“与人民结合”、“思想改造”，但他却强调劳动人民身上的落后面，说他们“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论主观》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说明主观问题，认为新哲学进入了约瑟夫（按即斯大林——引者）阶段”，“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并且在文艺上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认为这三者是决定文艺创作的关键。这两篇文章在进步文艺界引起更大的争论。抗战胜利前后，进步文艺界以“过去和现在的检查及今后的工作”为题在重庆组织多次座谈会、漫谈会，对抗战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成果及问题、文艺上现实主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对《论主观》一文中的观点有所批评。重庆《新华日报》召开的《清明前后》、《芳草天涯》两个剧本的座谈会上也涉及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在座谈、漫谈会后，不少评论家发表文章比较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从具体问题的论述进到理论问题的探讨。如茅盾发表了《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论述抗战以来文坛的主要倾向及若干理论问题，认为文艺界的进步力量在苦斗中形成三种主要倾向：“第一种：与其不痛不痒反映最小限度的现实，不如干脆不写，转而写些最有现实意味，足以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第二种：既然对于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现实没有写作的自由，那就写敌后游击区，写沦陷区，乃‘阴阳界’；既然不许暴露最有典型性的罪恶，那就只好写小城风波，写乡村土劣，写知识分子的苦闷脆弱。第三种：与第一种用心略同而意义则纯为守势的，则为介绍世界古典名著；这仿佛是：既然不是上阵厮杀的时候，姑且研习兵法，擦拭武器吧。”（注：《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冯雪峰发表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述民主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文艺运动中的左倾机械论、思想上的后退状态、革命宿命论和客观主义，提出“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民力量的反映或追求问题、大众化的创作实践和民族形式创造的问题。何其芳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结合评论《清明前后》、《芳草天涯》两个剧本，对现实主义问题发表同胡风、冯雪峰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为人民群众尽了多少力，还可能增强多少，如何增强，这才是今天大后方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注：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黄药眠发表《论约瑟夫的外套》，批评舒芜的《论主观》是以斯大林的学说为外衣宣传唯心主义；还写了《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与客观》，对冯雪峰论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何其芳（傅履冰）与吕荧《关于“客观主义”的通讯》也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就文艺创作中的主要偏向是旧现实主义还是客观主义进行了讨论，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随后，胡风把他在一九四二年以来发表的文章编成《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两书先后出版，以表明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外，《泥土》、《呼吸》等刊物也发表不少文章，提出同胡风的文章相类似的观点。在进步文艺阵营中，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从对“客观主义”不同意见的阐述，进入到关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研讨。
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共六辑）针对胡风的观点和他所支持的《论主观》，继续发表文章进行辩驳和批评。第一辑刊载了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认为文艺运动“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中”，主要偏向是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强调所谓文艺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实际上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第二辑发表了乔木（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学”的哲学。，论述文艺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批评胡风认为文艺的对象的“活的人，活的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斗争”等观点。第五辑发表了荃麟的《论主观问题》，论述主观问题及如何发扬文艺上的创造力量问题，从唯物论对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解，批评舒芜、胡风等人强调主观的错误。胡绳先后在第一辑、第四辑上发表了《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通过评论路翎的小说和论述鲁迅思想的发展，分析胡风等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在文艺创作、作家研究中产生的不良影响。胡风则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对批评文章中的观点一一加以反驳。文中仍坚持把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看作两种主要的偏向，从理论主论述文艺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强调现实主义文艺应写出典型（活的人）。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召开，这次讨论暂告结束。
这一次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展开的讨论，时间延续达五年之久，涉及到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文艺上的主观与客观、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等许多问题，而主要是围绕着对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不同意见而展开的，实际上是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论争双方对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进步文艺运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果王艮（1483—1541）明哲学家。字汝止，号心斋。泰州，估价虽有分歧，尚不属根本性的；在必须正面提倡现实主义方面，双方看法也比较一致。但是，对于当时文艺上脱离现实主义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意见则很不相同，一方认为主要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定观主义，另一方认为主要是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从这个问题的分歧开始，比较集中加以讨论的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作家如何同人民相结合问题。
胡风在论述抗战以来的进步文艺运动时，认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是两种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而客观主义越来越上升为主要倾向。胡风在文章中说：“有些作家”“既已失去了只有借着它才能向生活突击的战斗热情，又怎样能够获得思想力底强度或艺术力底强度呢？”（注：《在混乱里面》第16页）为了纠正这种倾向，胡风认为“只要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年的《德法年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文章，只要在生活战斗里面日新月异地培养自己底热情或精神力量，我相信，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一定能够得到胜利的。”（注：《在混乱里面》第17页）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胡风在《现实主义在今天》一文中认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所那叫做现实主义。”（注：《在混乱里面》第57页）又说：新文艺“总是在民族解放和在社会解放的血的斗争里面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它控告黑暗，它追求光明；它为呻吟于苦难的命运下面的人民请命，它掘发在苦难的命运下面的人民底善良而坚勤的灵魂；它追悼阴冷的死亡的过去，它赞颂来访的熹微的黎明……。这种精神由于什么呢？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注：《在混乱里面》第58页）在《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胡风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时提出了“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认为“文艺作品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动态，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要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保卫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注：《逆流的日子》第12页）在《现实主义的路》一文中，胡风认为现实主义中心点是“争取主观的思想立场或思想要求的加强，从这里拓大以至开发通向人民的道路（为人民服务），反抗那些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13页）
针对胡风等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结合”，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认为胡风的主张“不够科学”，“容易使人误解”，“而且更重要的全部知识构成的基矗提出返回“生活世界”的概念，认为，到底今天大后方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就是在于革命作家缺少革命的搏斗和冲激，与他们的革命的主观精神还没有与客观事物紧紧地结合？”何其芳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必须提出新的明确的方向，必须提出新的具体的内容。而这方向与内容也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什么‘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紧密的结合’，而是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是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的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科学的观点”（注：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地运动的意见》也批评了胡风等人强调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胡风的文章“虽然抽象理论上强调了战斗的要求和主观力量，但实际上都是宣扬着超脱现实而向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要求文艺背离了历史斗争的原则，以无原则的，自发性的精神昂扬来代替了严肃的认真的思考。所以这不但不能加强主观力量，而只足以削弱主观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唯心主义发民的一种倾向了。”（注：《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中对胡风等人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作了具体分析，文章说：“现在就正是革命发展，人民的力量和斗争高扬的时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和作家的某些热情的表现和要求，就不能不是反映或向往革命和人民的这种高扬的东西，也不能不是寄寓着文化和个性的解放、未来的生活和艺术理想之追求的东西；它不免要对教条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思想态度抗议，但更本质的说，却更多是对于压迫青年的生机和热情的旧社会和恶势力的反抗，也是对于部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上崩落状态的抵制。这些情形，主要的应看作对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的要求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自然，单是热情，单是‘向精神的突击’，在我们，是万万不够的，还不能成为真实战斗的文艺。并且那里面也自然会夹杂着非常不纯的东西，例如个人主义的残余及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东西。因此，问题仍在于我们的文艺运动能够看到广大的社会和时代中的精神状态，怎样使那些好地精神要求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接触，并使它在革命斗争和人民的生活中得到改造、充实、提高，最后成为人民的力量和文艺。”（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86—87页）
在反动派压迫下，在令人窒息的险恶环境里，强调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增强战斗热情，固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恶势力反抗和对革命的追求存在的。宣称这个原则是认识论的基矗，但也包含了不少消极的东西，过分强调这种主观精神，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难于划清界限，哲学上容易滑到唯心主义道路上去。舒芜的《论主观》就出现了这类错误。这篇文章在批评教条主义方面有若干合理生动的论述，它肯定了不断向前探索的必要，认为“探索和追求，是一切进步的动力；它会招致错误，它本身也就会克服错误”；文中对客观条件与主观作用的关系也作了论述：“约瑟夫再三昭告人们：当一切重要的客观条件都已被自己所掌握时，事业的成功与否，就决定于自己的主观作用的力量的强弱。”（注：《希望》第1卷第1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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