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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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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兼容阳明学，以儒学解释神道。主要著，含蓄着“沉深的苦闷”。在《南风》里，他看见了海畔松林里一幅“典雅的画图”，而“回想到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太古”。在诗剧《孤竹君之二子》里，则假借逃避现实的伯夷的嘴，吐露了自己对“堕落了的人寰”的深深厌严，渴慕“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正是这些，反映了诗人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彷徨和苦闷，也使得《星空》减少了《女神》那种豪情四溢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
但是《星空》仍有与《女神》一脉相承的东西，那便是诗人对于“血海”似的旧世界的愤怒，对于舍己为群的古代英雄的赞美，把改造旧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近代劳工”身上，而且对未来的光明仍未失却信心。在《洪水时代》的尾段工具不是手，而是脑”，“没有教育，就没有持久的革命”，只，诗人说自己“坐在岸上的舟中，思慕着古代的英雄”，而把那种“刚毅的精神”比作“近代的劳工”，接着唱道：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
这里的“未来的开拓者”正是“近代的劳工”。人们再一次从诗人渴望变革的心情和奔腾丰富的想象里，接触到了表现在《女神》里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此外，《星空》中还有一些意境优美之作。例如《天上的市街》命意清新，韵律和谐，比喻生动而富于独创性，便是一首好诗。
出版于一九二八年的《前茅》共收诗二十三首，共中除《暴虎词》作于一九二一年，《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和《哀时古调》（共九首）作于一九二二年，《太阳没了》作于一九二四年外，其余都写在一九二三年。这时群众运动在党领导下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情绪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他辞别了《星空》中那种“沉深的苦闷”和“低徊的情趣”，重新正视坎坷的现实，以粗犷的声调歌唱革命。他看出了，假使不象“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中国就“永远没有翻身的希望”（注：分别见《前茅》中《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上海的清晨》、《前进曲》诸篇）；他预感到“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注：分别见《前茅》中《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上海的清晨》、《前进曲》诸篇）；他要同“世上一切的工农”一起，“把人们救出苦境”，“使新的世界诞生”（注：分别见《前茅》中《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上海的清晨》、《前进曲》诸篇）。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是《前茅》中一首耐人歌吟、启人深思的诗篇。诗人通过黑夜的必将消逝和光明的必将到来，预示革命的最终胜利。他没有用直接告白的方式表露自己的革命热情，而是用一连串富于象征性的诗句显示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终必灭亡，人民群众的革命理想终必实现。当人们读到：“在这黑暗如漆之中，太阳依旧在转徙，他在砥砺他犀利的金箭，要把妖魔射死。”就似乎看到了那些在黑暗统治下英勇斗争的革命者的形象，感受到了诗人对革命前途的乐观而高亢的召唤。
为追悼列宁而作的《太阳没了》，是《前茅》中另一重要的诗篇。诗人首先描画了全世界人民对失去伟大革命导师的无限哀痛，接着就以如椽之笔颂扬了列宁的伟大光辉的功绩：
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
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决垛，
无衣无业的穷困人们
受了他从天盗来的炎炎圣火。
诗人充分估计了列宁的死给世界革命带来的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他要秉着“赤诚的炬火”，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继续做“逐暗净魔”的工作。这首诗在“四海的潮音都在同声哀悼”的时候，给读者以革命的鼓舞。
虽然《前茅》是写在诗人还没有投身实际革命斗争的时候，因为缺乏生活实感，有些诗不免给人以空泛的感觉；但在那黑暗如漆的反动年代里，这些粗犷有力的歌声和勇敢大胆的宣言，的确可以算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写于一九二五年初春的《瓶》，是一组歌唱爱情的诗，除《献诗》外由四十二首短诗组成。浓郁浪漫的遐想和波翻浪涌的诗情，依然表现了诗人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五四”时代精神通过诗人作品在另一方面的反映。不过部分诗篇受了唯美主义影响，有些地方还流露了缠绵悱恻的情调和人生如梦的感慨。
诗集《恢复》出版于一九二八年，集中二十四首诗作，写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岁月里。诗人当时经历了一场大病。反动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疾病的摧折并没有磨损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他用更高亢、更坚决、也更充实的诗篇对它们作了响亮的回答。
从《我想起了陈涉吴广》和《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两首诗中，可以看到诗人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参加实际斗争锻炼后政治认识的变化。与过去经常从神话传说中吸取灵感不同，《我想起了陈涉吴广》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运动为题材，由陈涉吴广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联想到当前的农民和他们不能不革命的悲惨地位，不仅为当时农民的痛苦生活提出控诉，还揭示出造成这种痛苦生活的根源是由于在我国出现了“无数的始皇”——“外来的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拳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诗篇最后将“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誉为“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这就清楚地说明他已看到了中国的政治出路。在《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中，也错扬子江之口对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作了歌颂，预言“三亿二千万以上的贫苦农夫”和“五百万众的新兴的产业工人”，是足以“使整个的世界平地分崩”的“最猛烈、最危险、最宠大的炸弹”。这种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使《恢复》中无论是对于革命情怀的抒写，或者对于祖国壮丽山川的描画（如《娥媚山上的白雪》、《巫峡的回忆》），都贯串着昂扬的战斗精神。
抒写革命情怀的诗在集中占最大的比重，也最具有诗人所说的那种“狂暴的音乐”、“螳鞑的鼙鼓”的战斗特色。当诗人看到“我们血染的大旗忽然间白了半边”，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前仆后继地牺牲，他不能不感到苦痛和愤怒。但他没有悲观，更没有气馁。虽然“眼前一望都是白色”，但他“并不觉得恐怖”，诗人确信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在反动派压迫下面，它将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诗人激动地写道：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罢！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的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如火如荼的恐怖》
诗人这种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心，主要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思想战无不胜的伟大的力量上，建筑在共产党员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上，同时也建筑在一切腐朽的没落的势力（尽管它表面上显得强大）必将灭亡、而一切正义的革命的力量（尽管它暂时处于弱势地位）必将胜利的这个历史发展的真理上。正是因为这样，诗人才能发出“不管目前的争斗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终会得到的是最后的胜利”（注：《恢复·电车复了工》）的豪迈的宣言。
诗人还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从天上落下，也不是由谁来恩赐，而是要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取得的。在漫漫的长夜里，只有经过顽强的斗争，胜利的明天才会来临：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酿出一片血雨腥风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的太阳和新的宇宙！
——《战取》
可以想见，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反动集团妄想将中国革命力量斩尽杀绝，而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领导人民继续战斗的一九二八年，郭沫若《恢复》的出版，该给了读者以多么大的鼓舞力量。
也可以想见，当革命开始深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上海为中心正在大力倡导和展开，而“新月派”那种以雕琢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腐朽的内容的诗歌正在泛滥的时候，《恢复》的出版，对中国新诗来说，起了一面激发斗志，一面抗击逆流的作用。
《恢复》显示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诗歌创作的实绩，是诗人郭沫若继《女神》之后对中国新诗的又一贡献——
（）
第三章：郭沫若 第四节：早期剧作和小说
郭沫若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他在创作诗歌的同时，还写了不少剧本和小说。这些作品也都贯串着他的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诗人的重要素质。
在戏剧方面，他致力于历史剧的创作。这些剧作虽然取材于古代，但并不仅是用戏剧的形式再现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着重以历史题材的描写服务于现实斗争。他不拘泥成说，力求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柳宗元唐文学家、哲学家。哲学上主元气说，否认元气，重新发掘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用大胆的想象和手法来措画他们，使之与新的时代精神息息相通，从而“借古人的皮毛，说自己的话”，起到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用。
出版于一九二六年、包括《聂荧》、《王昭君》、《卓文君》三个剧本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便是在上述创作思想指导之下写出的。《卓文君》写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历史上，孀居的卓文君不顾父命，私奔司马相如，本是对于“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的背叛。但这种行为不是被历代封建卫道者诋为“淫奔”认二者的统一，但也是主张以“理”节“欲”。叶适、陈亮等，便是在无聊文人的笔下被当作风流韵事而流传下来。作者站在卫护自由和正义的立场上，对卓文君的性格作了新的发掘，通过女主人公违背父亲的意愿，公开同司马相如出走的情节处理，竭力表彰她在婚姻问题上“不从父”的反抗精神。作为一个出身于封建阶级、受过封建礼教薰染的妇女，卓文君曾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为命运的播弄，而当几经波折、同封建家庭的决裂已无法避免时，终于发出了斩钉截铁的声音：“……你们男子们制下的旧礼制，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子不得！”这种冲破封建伦理观念束缚的呼声，是对敢于争取幸福和自由的女性的热烈歌颂，也是对封建势力的尖锐挑战。《卓文君》发表后，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曾为封建统治者所禁演。剧本渲染的叛逆反抗和敢于主宰自己命运的精神，完全符合于“五四”时代知识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
《王昭君》写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在这个剧本中，作者发挥了更大的想象和创造精神。他不仅虚构更多的人物，而且把向来对王昭君遭遇的“命运悲剧的解释”改成“性格的悲剧”，从而一反过去那种琵琶绝塞、青冢黄昏的感伤情调，突出了她的反抗强暴的倔强性格。出身贫贱的王昭君点。宣传无神论和幸福主义伦理学。也最早提出社会契约论，比卓文君有着更为凄苦的遭遇。封建社会里至高无上的君权是阶级压迫的集中表现，正是这一社会根源，造成了王昭君的悲剧。剧本中的王昭君不惧威力，不慕富贵。不同于那些贿赂画师，求他笔下生春，以博得皇帝宠幸的妃嫔们，她不仅卑视和拒绝毛延寿的无耻敲诈，而且还无畏地痛斥“恣肆威虐于万众之上”的汉元帝。她反抗汉元帝的意旨，自愿出嫁到“穷荒极北”的匈奴。在已经废除帝制多年的“五四”当时，以反对王权为重要内容的《王昭君》，虽然不如在婚姻问题上反对封建束缚的《卓文君》能够直接引起当时知识青年的共鸣，但是贯串在剧作里的维护人格尊严的思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却又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五四”思潮的特点。
写于“五卅”以后的《聂荧》，取材于战国时代聂政助严遂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剧本写聂荧、聂政姊弟舍己为人，显然突破了历史记载中重然诺、轻生死的个人侠义行为的圈子。在初稿诗剧《棠棣之花》（收《女神》）中，通过姊弟二人在聂母暮前诀别的场面，已经赋予他们以“愿将一己命义。东汉王充区别性与命，提出：“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救彼苍生起”的英雄气质。《聂荧》则将描写重点落在聂荧身上。当她得知聂政行刺得手、而后又自杀身死之后，为了传播聂政的英勇事迹，挺身赴韩市，复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强暴政治的反抗。剧作贯串着均贫富、茹强权的思想和各国人民不分国界，“大家提着枪矛回头去杀各人的王和宰相”的题旨，在“五卅”前后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这些描写引起了处在现实斗争中的人们深刻而广泛的联想。
郭沫若善于将他的主人公放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去表现。卓文君是在父亲逼她寻死、公公骂她有伤风化的处境下，表现出她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王昭君则在豪华的宫廷生活和荒凉的异域环境的对照中，通过毅然的选择显示出尊严的品格。伴随着矛盾冲突，人物的慷慨激昂的议论（如卓文君宣传“做人的责任”，王昭君对元帝的揭露）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前者认为认识是由不知到知、由浅，浓郁的诗的意趣（如卓文君深夜听琴时和使女红箫的一段对话），都有助于突出人物在特定境遇下的心情。和这些纠结在一起。剧本的另一特色是，经常出现一些以现代生活为对象的社会批评：卓王孙的“一碗饭可以养活淮阴侯，五羊皮可以买死秦宰相”，“人生没有别的，就是名与利纽成的一道彩绳”等言论，是对于散发着铜臭气味的剥削阶级的针砭；毛延寿以艺术牟取金钱和利欲，是貌似清高实则摆脱不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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