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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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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诗》则为清王朝及其宫廷的衰败表示叹息。而《婴儿》一首，又表现了对理想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期待。一九二五年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徐志摩预感到在中国建立英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已经破灭，于是一方面在《莫斯科》、《血》、《罗曼罗兰》等不少散文中正面反对暴力革命，攻击“反对帝国主义”和口号，另一方面又开出了一张“莫遗忘自然”的“药方”，提倡“性灵”，写出《我所知道的康桥》和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注：该集里也有几首具有现实内容的诗，如《大帅》、《庐山石工歌》，但都作于一九二五年革命高潮到来以前）等作品。在这第二本诗集中，早年诗中某些面对现实的开朗色调已经消褪，而神秘、蒙胧、感伤、颓废的倾向则大为发展。一九二八年以后写的《猛虎集》，则更发展到污蔑革命、辱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美化黑暗现实、歌颂空虚与死亡的地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学上的一个代言人，徐志摩由最初幻想实现英美式制度，而后在人民力量发展的情况下惧怕革命并进而反对革命，最后至于颓唐消沉——这一发展是有轨迹可寻的。在艺术形式上，《再别康桥》等诗音节和谐，意境优美，的确有可取之处，但愈到后来，由于政治思想日趋反动，技巧的讲究也就愈陷入形式主义，成为对浓艳、晦涩的刻意追求，艺术上的长处也逐渐消失。影响所及，甚至使“新月派”某些成员的诗成了难懂的谜语。
一度参加新月社活动而较有影响的诗人还有朱湘（1904—1933）。他的诗作分别收入《夏天》、《草莽集》和《永言集》，而以《草莽集》为其代表。集中往往以不多几行的小诗形式，歌唱青春的热情，游子的哀怨，愤世者的孤高以及含有哲学意味的思索，于精心的构思中显示了倩婉轻妙的特色。此外，还有一些恋情诗（如《情歌》）和爱国诗（如《哭孙中山》和《永言集》中的《国魂》、《关外来的风》）。这些诗大都语言明畅，有节奏美，较多接受古典词曲的影响，同时又注意吸取了民歌和口语的成分。体式多样，格律也比较自然。以爱情悲剧故事《王娇鸾百年长恨》为本事而写成的《王娇》一诗，体现了“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纯真的爱情理想，长达九百行而韵律整饬，在当时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石门集》中所收一九二七年以后的诗，过事雕琢，伴随着内容的空虚，诗风乃流于枯涩。
此外，作为一种流派构成当时诗歌发展中逆流的，有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他们接受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讲求感官的享受与刺激，重视刹那间的幻觉。不同于“新月派”重视音节美的主张，象征派否定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完全把诗看成为视觉艺术。其作品有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单独一个部分一个观念可以懂，合起来反而含意难明。他们虽也象“新月派”一样讲究比喻，却到了令人无法捉的摸地步。李金发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据说“能表现一切”，但实际上大多是一组组词和字的杂乱堆砌，连句法都不象中文。这种畸形怪异的形式，除了掩饰其内容浅陋之外，正便于发泄他们世纪末的追求梦幻、逃避现实的颓废没落的感情。《有感》（《为幸福而歌》）一诗中所谓“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过去与现在》（《微雨》）一诗中所谓“找寻生的来源，与死了凄寂的情绪”，便可作为代表。在我国新诗发展过程中，象征派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稍后的“现代派”诗人，虽然创作倾向跟法国象征派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诗的内容已较明白好懂，而且也确实有几首好诗了——
（）
第五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三节：话剧运动与剧本创作
在上述各个文学社团和流派纷纷进行活动的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戏剧运动也开展了起来。适应文学革命的要求，易卜生、史特林堡、肖伯纳等的剧作在当时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移植，许多进步青年又受到“民主与科学”思潮的激荡，便以反对中国传统戏剧和已经商业化了的“文明新戏”、提倡“爱美剧”（注：“爱美”原系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爱美剧”指业余演剧）为口号，组成了戏剧研究机构和业余话剧团体，通过办报刊和小型演出，积极地推动了已趋消沉的话剧运动。
中国话剧开始于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他们于一九七年春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接着又正式排演了根据林纾的翻译小说改编而成的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辛亥革命后，春柳社部分社员回国，在上海和一些原在当地提倡话剧的人合作过扬弃“非我”而丰富和实现自身。“自我”设定“非我”的，演出了《猛回头》、《社会钟》、《热血》等戏。和《黑奴吁天录》一样，这些改编剧本的内容大都紧密地结合着时代要求，或则反抗民族压迫，或则揭露社会黑暗，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各地的话剧运动随着兴起。袁世凯窃国后，宣传革命的话剧团体多被解散。以上海为中心的话剧运动受到挫折。一部分成员堕落变质，流氓资本家乘机控制剧团，迫演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戏，“文明新戏”从此便蒙上恶名，为大家所不齿。鲁迅针对这个现象曾经说过：“恰如‘新戏’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注：《准风月谈·“滑稽”例解》。上海曾有“大世界”、“新世界”“小世界”“神仙世界”等娱乐场所，均为大流氓所经营。话剧一进入这些场所，便不得不堕落。陈大悲、汪仲贤曾在“大世界”排演文明戏）与此同时，一度经过革新、试演时装戏的京剧，也受到政治逆流的打击，重复堕入魔道。“五四”前夕戏剧界乌烟瘴气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有志于改革的青年的厌恶，同时也说明了重振话剧的机运已经成熟。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发动了对堕落了的新剧和传统戏剧——主要是京剧的批判。钱玄同的主张最为激烈，他认为京剧“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注：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下六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1917年3月），要把京剧“全数扫除，尽情推翻”，建立“西洋派的戏”（注：《随感录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周作人、傅斯年等推波助澜，主张戏剧全盘欧化。刘半侬《半农》一方面承认京剧可以“应时势之所需”而加以改良，另一方面又说“现今之所改良之皮黄，固亦当与昆剧同处于历史的艺术之地位”（注：《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他认为传统戏剧到一定时期应该被“西洋式”戏剧所代替。欧阳予倩的态度较为持平，他在《予之戏剧改良观》（注：原载《讼报》，后转载于1918年10月《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一文中指出：“中国旧剧，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并认为话剧的革新应从文学剧本入手，“多翻译外国剧本以为模范，然后试行仿制。不必故为艰深；贵能以浅显之文字，发挥优美之理想”。这些主张对宣扬封建迷信、表现庸俗趣味的戏剧是一次有力的袭击，为进步的戏剧活动创造了条件。但钱玄同、傅斯年等人的主张也为当时和以后的话剧运动带来了消极作用。话剧和传统戏剧有一个较长时期中断了联系，话剧的欧化倾向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都和他们形式主义地全盘否定遗产有一定的关系。在这种风气之下，外国大量剧作和部分戏剧理论也被介绍进来。一九二一年肖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是提倡“西洋派”戏剧的一次重要舞台实践，但这次演出活动遭到了失败。失败的原因，除了演员的照本宣科，以及其他演出上种种破绽以外，也由于新的话剧运动还没有在陈陈相因的社会里扎根，话剧的倡导者还存在着脱离群众和民族特点的严重的倾向。
《华伦夫人之职业》上演的失败同时又引起了关于戏剧职业化与非职业化的讨论。这个在前一时期已为戏剧工作者感觉到的问题，这次被强烈地提了出来。不少人认为戏剧职业化就是戏剧商品化，资本家的控制约束了戏剧工作者的创造，因而也阻碍了艺术事业的发展。经过这次讨论，提倡“爱美剧”的口号得到了明确的肯定。
积极提倡“爱美剧”的较大团体有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协社。民众戏剧社一九二一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十三人。五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的宣言中明确地提出：“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他们强高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注：《民众戏剧社宣言》，《戏剧》第1卷第1期，1921年5月）。发表在《戏剧》上的论文和剧作大体上符合于这一精神。他们不主张演“历史剧”其所持理由是：“因为历史剧只能叙述旧的习惯和传说，而不能加入（或者不便加入）打破习惯传说的新思想”；他们也反对“把外国最新的象征剧、神秘剧输入到中国戏剧界来”，认为这种戏剧“仅可以供中国文学家哲学家底特别研究”，而“一般社会实在不需要它”。他们主张“艺术上的功利主义”，提倡“写实的社会剧”（注：蒲伯英：《戏剧要如何适应国情？》，《戏剧》第1卷第4期，1921年8月）。这些主张有不很确切和不够缜密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缺点是在批判当时已经堕落了的“文明新戏”和传统戏剧的同时，对于前者在辛亥革命前后所起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同时也忽视了后者某些值得注意的优点。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虽然它也强调过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本身却没有演出活动，这也局限了它对社会的影响。它的后身新中华戏剧协社成立于北京，对北京的“爱美剧”运动有过一定的影响。
重视舞台实践而与民众戏剧社同年成立的，是上海戏剧协社。上海戏剧协社前后奋斗了十余年，是中国早期戏剧团体历史最长的一个。最早的社员有应云卫、谷剑尘等。接着，又有欧阳予倩等人参加。一九二三年，洪深经欧阳予倩的介绍加入，建立了严格的导演制和排演制。在演出中。摆脱了长期以来在台上说教的方式，重视艺术的感染力量。上海戏剧协社对当时非职业剧社和学生演戏有较大影响。它在组织和演出方面的一些措施，体现了我国话剧艺术的逐渐成长。但在初期，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在十余次演出中，上演的绝大部分是西洋剧，还演过宣传宿命论思想的《第二梦》。一九二四年的《少奶奶的扇子》是最受欢迎的一次。剧本由洪深根据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剧情较易理解，但观众仍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三十年代左翼戏剧运动兴起后，上海戏剧协社开始向左转，在党领导下，演出了《怒吼吧，中国！》。
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在“五卅”和北伐时期，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南国》特刊发表了田汉为配合当时斗争而写的《黄花岗》第一幕。辛酉剧社为了“五卅”捐款援助工人还举行过义演。“北伐”开始的时候，又有人在广州组织血花剧团，为当地士兵和群众演出。“五卅”之前已经风起云涌地成立的学生业余剧团，这一时期就更形活跃。他们除了上演前期话剧中的进步剧目外，还经常演出配合当时革命斗争的戏剧。“五四”以来进步的戏剧社团，以及学生演剧和稍后的工人演剧，这三部分代表了中国话剧运动中的进步力量，它们是中国话剧运动向前发展的主流。
正当钱玄同、刘半农等向传统戏剧进攻的时候，胡适也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戏剧改良的主张，他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上，形式主义地反对传统戏剧，说什么中国戏里“没有悲剧观念”，对西洋戏剧中所谓“悲剧观念”大加称赞。在介绍易卜生的“问题剧”时，片面地把易卜生说成是“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不大讨论政治问题”（注：胡适：《易卜生主义》，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使话剧脱离当前斗争，并乘间推行他的“实用主义”和“真正的纯粹的个人主义”。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发生过不好的影响，阻碍了戏剧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胡适的《终身大事》（一九一九年）是较早出现的剧本之一。作品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宣传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恋爱观。人物缺少性格。最后女主人公的出走，显然从《娜拉》套用过来。剧本对于妇女问题的见解，和许多先驱者在论文和作品里所表达的意见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这是胡适的不敢彻底反封建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创作上的反映。
提倡“爱美剧”并于一九二一年和李健吾等组织北京实验剧社的陈大悲，同年又与蒲伯英等发起成立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人艺”在蒲伯英主持下，聘请当时一些文化界有威望的人如鲁迅等担任校董。主张职业剧与“爱美剧”并重。在表演艺术正规化方面作了研究，对艺术教育起过有益的作用。陈大悲、汪仲贤还写了一些剧本。陈大悲的剧本情节离奇，偏于舞台小技巧的卖弄，思想内容浅薄，剧本《良心》，甚至把帝国主义殖民者当作英雄人物来吹嘘。汪仲贤有《好儿子》一剧，描写“经纪小百姓”生活的不安定，失业造成了家破人亡，戏剧形式比较完整。继人艺戏剧专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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