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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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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60页）。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组织“新民学会”、团结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展开反军阀斗争的毛泽东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虽然这一刊物仅出版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湖南和长江流域各地发生了相当大的革命影响。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东京等地设立分会，又出版分会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参加学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刊物上所宣传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但学会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学传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指导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出现于“五四”高潮中。《星期评论》以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著名，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会主义言论。《觉悟》宣传了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并且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此外，团体如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也都团结和影响了许多热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觉悟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还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实际斗争中起过重要的战斗作用。据有人统计，“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现的新报刊达到四百种之多，尽管它们思想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极为广泛的群众性，也表明文化运动已日益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载了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接着分别在《新潮》和《新青年》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也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李大钊发起倡导下，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已发表宣言，反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希望消除“虚伪的、保守的”、“阶级的、因袭的”、“少数幸福的现象”，表现了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到一九二年以后，随着主编陈独秀思想发生变化（当然，转变后的陈独秀也并不真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当时的军阀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多次通令禁止，但这并没有吓退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遏制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除《新青年》和上述《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外，《晨报副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等许多刊物都宣传过社会主义。此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先后在中国出版。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有组织地到上海、长辛店、汉口、长沙等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实况调查，并从事社会主义的通俗宣传，这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准备。
然而，“五四”时期流传的社会哲学思潮是异常复杂的，在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同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一些在社会主义幌子下的反动社会学说，都蜂拥而来。《少年中国》曾发表文章，主张先逃到深山野林造个新社会，再去“援救”旧社会，带有浓重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所主张的以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为基础的“新村主义”，被中国有些文人吹嘘为救国之道，不少报刊竞相介绍，实际上成为某些知识分子躲避阶级斗争和抵制与人民结合的屏障。传入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五四”初期一度颇为得势，北京、上海等地都曾出现过不少宣传这种思想的刊物，克鲁泡特金的作品被有些青年奉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在许多场合都与无政府主义拥护者争论着。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又带来了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相对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幌子下鼓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曾由张东荪、梁启超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李石岑主编的《民铎》等刊物大量贩卖，甚至还出了以“罗素”命名的月刊，在政治和哲学方面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至于“五四”前就为人所熟知的达尔文学说、尼采思想等，这时仍被不少知识分子用作反对封建旧事物的武器，但已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和消极作用。披着“科学”外衣的实用主义，则随着美国学者杜威在“五四”高潮中来华讲学而为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热吹捧，许多刊物出了专号，广泛印行他的演讲录。这些形形色色的学说，对于热烈追求新思潮而一时还没有鉴别能力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在新文学作者中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也同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断批判和坚决回击。在这个借综复杂的局面里，由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切身感受，十月革命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获得胜利的明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现实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所取得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四”以后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在一定范围内终于发展成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论争，这些论争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导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适利用军阀政府对革命知识分子逮捕通缉的机会，接编《每周评论》，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而以特大标题刊载杜威演讲录，并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张研究一些琐碎的具体问题，而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驳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继续鼓吹“一点一滴进化”的改良主义。而李大钊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则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反动本质作了有力的批判。这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分化的开始。接着，马克思主义者又与研究系政客就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论战，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成熟，缺乏在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而且还不免夹杂一些错误；但在这些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明确地回答了要不要主义、要不要政党、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无政府主义政党等根本性质的问题，帮助了不少人区分革命与改良、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扫除了许多思想障碍。这些论争，特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推动了一些新文学作者去接触和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期就引起他们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警惕和抵制。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文学革命也不断向前推进。白话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内的正宗地位。文学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学观念都起了深刻的变化。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用文学创作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碍人民前进的旧事物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带动许多知识分子投入爱国运动和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从“五四”前夕兴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日益觉醒的过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结合的过程，是中国先进分子由向西方寻找真理而转到“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是来自国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国同时传播并引起思想界开始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学革命兴起和获得发展的过程。一句话，这是新文化运动随着整个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发生伟大转变的过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因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这样一个分水岭，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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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 第二节：文学革命的内容及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文学领域同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充满了萎靡，没落景象。旧的文学改良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学依然充斥文艺领域。掊击时政、揭露现实的文学作品不复多见，而以黑幕、艳情、武侠、侦探、宫闱为基本题材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庸俗低级趣味的“文明戏”，反而风行一时。文学远远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只成为少数文人消遣、营利以至相互标榜或相互诋毁的工具。封建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不仅大肆鼓吹“尊孔读经”，而且利用文学散播封建思想毒素，攻击革命派人物。清末报刊上一度出现的将文言加以改良而成的“新文体”，也在封建文人的排斥下逐渐消失。旧文学的陈词滥调和八股流毒，继续影响着许多人。文学上的这股逆流，是当时封建势力更为猖獗的政治气候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它不但背离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进步传统，阻塞了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道路，而且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有助于反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而不利于人民的觉醒。这种情况自然要遭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对。正如《新青年》编者后来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所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文学革命正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
“文学革命”的正式提出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但在此以前，一些进步刊物上已有所酝酿。《新青年》创刊后不久，即针对国内文坛状况，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变迁过程。陈独秀并在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物”、“有生于无”，认为道无状无象，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注：答张永言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这一主张曾得到一些人士的赞同。与此有关，《新青年》还就统一语言、“采用国语”问题进行讨论。一九一六年八月，李大钊在创刊《晨钟报》时，更发出了掀起一个新文艺运动的呼声。他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注：《〈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这些情况表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逐渐深入，在文学领域内相应地发动一个改革运动，实在是众之所趋、势所必至的了。
胡适就是在这种连他自己也承认“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的情况下，卷进这个运动并提出他的文学改良主张来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认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信天命之说，肯定鬼神存在。提出“性情三品说”，并断言历，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同时，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的“八事”，显然是针对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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