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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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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思懿在家庭经济和家事安排上的矛盾，这就多少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暴发户杜家虽然是促使曾家解体的直接原因，但在剧作中只体现为一笔债务的关系，并未着重写出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封建家庭的崩溃是与中国人民革命的浪潮密切联系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力量不可能促使封建制度根本解体，而封建家庭的内部腐烂也不可能不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相关连。
《北京人》一方面写了袁氏父女和象征性的“北京人”，意在由人类祖先的健康勇敢来对封建社会进行批判，衬托出这个家庭中的那种消沉和无聊的气氛，但这种原始力量的憧憬对作品社会意义的表现并无多大帮助，袁氏父女在剧中也只能起一种对比和象征的作用泰利士（Thales，约前624—约前547）又译泰勒斯，古，并不是富有社会内容的形象。同时，对走向新生的愫方和瑞贞的描写也不够有力，剧本所体现的她们出走的原因是：愫方爱了一个实际上是害了她的人，瑞贞嫁了一个根本不能理解她的人。她们只有离开这个家庭才能摆脱这种难堪的关系。而对于她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属于新的生活的内容和自身的觉醒因素，也表现得比较渺茫。但作家确实肯定了在现实社会中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那里的生活与这些追求自由与幸福的青年人的理想是协调的，而与曾家那种气氛是对立的。虽然可能由于实际限制，作家未能具体写出他们走向的地方，但已经表现出作家的理想寄托，也能够给读者或观众以鼓舞。这个剧本在社会意义上虽然逊于《日出》，但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特别是在艺术上显示了曹禺独有的创作特色：完整的戏剧的结构，绵密的穿插，浮雕式的人物性格，启发人们对生活作深刻思索的对话，葱茏的诗意，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都能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和鲜明的印象。
一九四二年曹禺将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为剧本《家》。比之原作，这个剧本在情节方面有新的开展。巴金的小说着重在青年人对封建家庭和旧的秩序的反抗和奋斗，书中最激动人的形象是觉慧；曹禺的作品则着重对大家庭的腐化和旧的婚姻制度的揭露。觉慧的出场只是为了完成鸣凤的悲剧，而瑞珏这一牺牲者的形象却可以说是新的创造。她在原作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在剧本中却始终是性格鲜明的主角先宗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清代章学诚也提，她与觉新的关系和心理变化写得十分细腻。剧本由她结婚开始，到死亡结束，她的遭遇就是这一悲剧的具体体现。作者创造这一人物很用力，婚夜的朗诵诗式的独白，她和梅小姐的情致哀伤的长谈，以及辗转病榻的凄凉场面，都增加了悲剧的气氛。剧本表现梅小姐的场面不多，但含蓄而深隽地刻划了梅小姐对爱情的深沉和她的善良的同情心。另外一个反面人物冯乐山也比原作大为突出。巴金后来说过：“我们两个人心目中的冯乐山并不完全一样。曹禺写的是他见过的‘冯乐山’；我写的是我见过的‘冯乐山’。”（注：《谈〈家〉》）在剧本中，这个人物是作为旧势力的代表而正面出场，这就给青年人的婚姻悲剧找到了社会势力的根源。剧本的情调比小说原作低沉，它强调了婚姻的不幸而略去了青年人的活动和出走。但它不是一般的改编，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而且在控诉旧家庭的不合理方面也仍然能够取得动人的效果。
从以上这些作品看来，曹禺最熟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封建的家庭生活。对于这方面的题材他都能处理得得心应手。从《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作品的强烈悲剧气氛中，可以看出他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和对旧社会制度的愤慨。但曹禺并不停止于对旧社会制度的暴露和批判，《雷雨》中他写了工人鲁大海，《日出》中出现了打夯的劳动歌声（作家说“我硬将我们的主角推在背后”）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力主名教与自然合而为一。，说明作家对人民终将胜利抱有强烈的希望和期待，而这又正是促使他无情地抨击那些社会渣滓的力量的来源。曹禺的《雷雨》、《日出》的出现正当左翼戏剧运动蓬勃展开的时期，和左翼戏剧运动起了呼应作用，并且从艺术上弥补了左翼戏剧创作的不足。曹禺在北平的时候，对北平“剧联”的演出作过帮助；《雷雨》最初上演，“左联”成员首先给予支持，并且作了很高的评价。曹禺当时还没有获得工人阶级的立场，正是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作品的成就。作家后来说：“太阳会出来，我知道，但是怎样出来，我却不知道。”（注：《曹禺同志谈剧作》）由于作家苦于不知道“太阳怎样出来”，作品中就往往借助于想象来代替生活的真实，用瞩望和理想来代替已有的光明，虽然这种愿望值得肯定，但有时不免夹杂着一些不完全真实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形象。《雷雨》中的宿命论观点，《原野》中的幻象和神秘气氛，《蜕变》中缺乏现实根据的梁专员，《北京人》中的象征性的“北京人”，——这些构思或形象所存在的程度不同的缺点，都与他当时的思想局限有关。
曹禺的作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或一方面，而且反映得十分深刻，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除了他对旧社会的愤恨和熟悉理解外，又取决于他的创作经验和文学修养。曹禺在创作《雷雨》前就曾广泛地接触了欧洲的古典戏剧新莱茵报全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他喜欢古希腊悲剧，用心地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也读了易卜生、契诃夫、高尔基、萧伯纳和奥尼尔等人的剧作，后来他还翻译了《柔密欧与幽丽叶》，这些世界名著加深了他的艺术修养。他在少年时代就受过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还相当熟悉北方民间文艺，这从他一九四年写的独幕剧《正在想》就可以得到证明。曹禺接触中国的戏曲则更早，老一辈的戏曲表演艺术家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在这前后他也喜欢看名演员演出的“文明新戏”。所有这些既培养了他的艺术欣赏能力，也对他的创作的民族色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曹禺又是一个自己有舞台经验的剧作家，因而他的作品经得起舞台实践的考验。他说“我们要象一个有经验的演员一样，知道每一句台词的作用。没有敏锐的舞台感觉是很难写得出好剧本的。”（注：《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7月号）同时他又认为他自己的戏应该作到为普通的观众所了解，“只有他们才是‘剧场的生命’”。这也表现了曹禺对群众的重视，他和那种主张一个内行人的认识重于一戏院子groundlings的称赞的人完全不同（注：参阅《〈日出〉跋》groundlings指贱价买票、站着看戏的人们）。所以他的作品能够牢牢地抓住人心，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曹禺的作品的出现，标志了“五四”以来话剧创作上的新成就，不只有当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推动了话剧创作水平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在长期的舞台考验中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爱好“多”、“同”与“异”、“无限”与“有限”等，不是绝对排斥，一直保持着巨大的魅力，他的《雷雨》、《日出》等优秀作品为现代文学剧本创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巴金、老舍、曹禺，一般被称为民主主义作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起点出发，经过各自不同的道路，摸索前进。革命形势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直接间接的领导和影响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宋明理学家就此展开争辩。宋儒，使他们越来越密切地与人民革命的洪流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作品，以主要的篇幅暴露诅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黑暗和罪恶，同时也严肃地探索着人民解放的途径。这些作品以其在艺术上刻苦认真所获得的优秀成就，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第十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 第一节：蒋光赤和早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迫切地要求大革命失败后处身于白色恐怖环境中的作家振作精神，鼓起斗志，从创作实践方面做出努力，及时反映工人农民的生活，反映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适应着这种要求，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等的刊物上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作者和作品。这些作者大多从实际斗争战线上撤退下来，程度不同地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风暴的洗礼。借用蒋光赤《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里的话，他们是“在革命的浪潮里涌现出来”的，“富有革命情绪”（注：载《太阳月刊》1928年1月号），创作上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在这些作者中，写作最早、用力最勤、影响较大的，正是《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的作者自己。
蒋光赤（1901—1931）又名光慈，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五四运动时在芜湖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早在这个时期就开始写作新诗。他在自己的第一个诗集《新梦》的自序中说：“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检存稿》等。书中阐明章氏经学、哲学、史学及文学方面观，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集中的作品，有抒写诗人为探求革命真理而出国的情怀，有歌唱自己在新的生活中种种欢欣的感受，也有向“痛苦的劳动兄弟”倾诉激情的篇什。《新梦》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活放声歌唱的诗集。作者歌颂红军；歌颂苏联少年儿童；为列宁的逝世而感到最大的哀痛。在《临列宁墓》中，他赞美列宁“如经天的红日”，说列宁安卧“在克里母宫的城下”，“远观世界革命的浪潮，近听赤城中的风雨”。在《莫斯科吟》中，他为十月革命热情歌唱：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吧，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作者意气风发、情绪高昂，诗歌格调宏朗奔放，即使怀念“沉沦”的祖国，也仍然号召以斗争夺取胜利。《新梦》出版于“五卅”前夜，对当时的知识青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蒋光赤回国后，来到“黑暗萃聚的上海”，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写成诗集《哀中国》。帝国主义、军阀蹂躏下人民的苦难和现实的黑暗，使他深感痛苦，而亭子间生活与群众革命斗争的一定程度的脱节，则使他不免在一些诗中流露出惆怅忧伤的情绪。“海上秋风起了，……满眼都是悲景呵，”“江河只流着很鸣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注：分别见《海上秋风歌》和《哀中国》两诗）但诗人并未被这些压倒，面对着正在高涨的群众运动，逐渐地转为兴奋，转为顽强。在“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他写出了充满愤怒情绪的诗章，要求以新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
顶好敌人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也以机关枪打去！
我们的自由，解放，正义，在与敌人斗争里。
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
可怜的弱者啊，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
——《血祭》
而在稍后的《寄友》一诗里，他更意味深长地写道：“朋友，我觉悟了，我们要把枪柄拿到自己的手里！”这些质朴无华的诗句，反映了诗人对必须坚持武装斗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认识。《哀中国》总的说来比《新梦》深沉，有着更为踏实的现实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以后，蒋光赤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小说创作。中篇《少年飘泊者》，作者自称是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它写农村佃户少年汪中，因父母被地主所害，流浪异乡，经历各种遭际，最后走向革命，牺牲在战场上，通过汪中的流浪历程，小说展现了“五四”到“五卅”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洋溢着分明的爱憎，有较强烈的浪漫主义色采，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一九二六年所作短篇集《鸭绿江上》，共收小说八篇，借不同社会生活的描写，反映了民族、阶级之间的不平，革命倾向相当鲜明，但有些部分（尤其是写爱情故事的部分）也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其中《鸭绿江上》、《弟兄夜话》等篇较有特色。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地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作品主要描写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过和失败，最后勾勒出第三次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写到的方面较广，包括党内活动、工人群众会议、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屠杀罪行等，这一切又都围绕着起义斗争的发展而进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和当时的社会气氛。作品着力描写斗争的领导者杨直夫、史兆炎的坚定、忘我的光辉品质。他们较早就指出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杨直夫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身患重病而坚持工作，写得颇为感人。作品还写出了工人李金贵、邢翠英等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英勇气概，歌颂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描写这样重大的题材，描写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形象，这在当时文学创作中是难得的尝试。作者写作时为“热情所鼓动着，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做小说”，立意要使《短裤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注：《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这里也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可贵的责任感。作品还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个别人物身上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肯定暗杀复仇的行动；由于作者写作时间过于匆促，而又企图较全面地反映起义斗争，来不及熔铸和精细琢磨，因此缺少比较完整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这时的一些小说具有共同的缺点：常常以热情的叙述代替对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细致而具体的描画，结构不够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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