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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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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何其芳最早运用的文学形式。抗战以前的诗作都收在《预言》集内，其中一九三二年左右写的最有代表性，当时作者二十岁，“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注：《刻意集·初版序》）。这些诗歌吐露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他寻找和向往着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爱情。他以赤子的热忱寻找它，珍惜它，以至心都“颤抖”了，他只敢轻轻地歌唱，暗暗的试探，并且悄悄地聆听和等待这美好东西的“足音”的来临，而没有热烈的追求。纵有，也只是在怀念中或梦中。作者开始创作时就注意形式的整齐，音节的和谐，韵律的严格，特别是诗的形象的描绘，以求意境的完整。所以这些诗歌大多具有细腻、缠绵而又低徊的情调。但现实毕竟敲到了他“紧闭的门前”。在作于后几年的诗歌中，连青春的向往也已很少，更多的是“成人的寂寞”（注：《预言·柏林》）了。即使还有“梦”，也已失去了幻美，作者时时从梦中惊回，向现实投下一瞥，哪怕只是身边的狭小的现实。写于抗战前夕的作品，开始感染了时代的气氛，作者已经领略到人间的苦辛，诅咒战争，诅咒侵略者，写到了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痛苦。同时也开始改变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再不歌唱爱情”（注：《预言·送葬》），“不爱云，不爱月，不爱星星”，而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注：《预言·云》）。但明显地体现这种改变，则有待于以后出版的《夜歌》集。
《夜歌》一开始就向现实呼唤。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是为了唤醒在一个应该觉醒奋起的时代的昏睡的现实，这也正反映了作者本人已从早年的梦境中醒来。很快，他到了延安，此后的诗作，有了更明显的进展。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用炽热的感情、明白的口语歌颂了为民族牺牲的英雄，这是他诗歌中前所未有的，受到人们注意。诗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写于一九四——一九四二年。作者曾严格地指出其中有“旧我”与“新我”的矛盾，“旧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注：《夜歌·初版后记》）。应该说，这种矛盾是带着未克服的旧我的思想感情奔向新的斗争生活时的矛盾，是文艺为个人的传统习惯与文艺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良好愿望的矛盾，这种矛盾就使他的诗歌纵然在进展，有时又退让，挣扎着前进。但不论《夜歌》集里的矛盾如何明显，比起《预言》来，却完全是别一个世界了。如同《快乐的人们》、《北中国在燃烧》等诗歌所反映的那样，从自我到了集体，从梦境到了现实，从厚厚的墙内到了根据地的旷野，叹息变为劳动、战斗、歌舞，星、月和云变为燃烧的烽火，这是很大的发展。只是当作者歌颂到革命的意义和理想时，往往好象失去了时代的、阶级的实感，而代之以快乐、美丽、诗意、光辉、谐和等比较抽象的向往。
当然，时间不同，情况也有变化，如一九四年的五支《夜歌》就较多地反映了这种矛盾：既“喜欢做着一点一滴的工作”，又“喜欢梦想”；既“快活地爱好我自己”，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既“要起来到工人们中去”，又是“我什么地方也不去”。而一九四二年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十首短歌，则都有明朗向上的调子，歌唱现实，歌唱群众，歌唱青春，也歌唱自己的革命变化，即使偶而写到过去的苦难，也都能在现实的鼓舞下洗去忧伤。这正反映了延安的革命环境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当时其他很多作者在描写着现实的变化，何其芳似乎更多地在细致地剖析着这变化的现实中，一个要求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内心的发展。在他的诗中，总有自我的心在跳动，虽然有时只是较小的天地中的悲喜哀乐，但他却总是真心实意地对待它。他的创作接受时代的影响也许缓慢些，但他又总是十分殷切地积累着，他的诗歌和其它文字充满了恳切的思索和自我否定。这预示着以后扎实的进展。这些诗歌虽然生活思想内容不一定很饱满，但充溢着作者的热情，爱和恨，否定和向往，又由于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较明显的艺术特色，因此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罕见的。
光未然的朗诵诗当时曾被人广为传诵，特别是他那些配曲的歌词，更得到广泛的传唱。一九三五年八月，光未然在武汉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诗篇《五月的鲜花》。作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写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抗战爆发后，光未然参加了火热的抗日救亡宣传，他日睹民族的灾难，敌人的凶残，人民的奋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创作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诗篇一开始，作者便借黄河上船夫拚着性命与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象征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生死搏斗。接着，诗人歌颂“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伟大坚强”，用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面对奔流不息的黄河，作者深沉悲愤地“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日寇入侵，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在黄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祖国优秀儿女，决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他们“端起了洋枪土炮，挥动着大刀长矛”，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向敌人勇猛冲杀，讨还血债。黄河发出的怒吼，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黄河大合唱》全诗气魄雄伟，震撼人心。诗人通过巧妙的联想，把黄河的形象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黄河的流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黄河的波涛响彻着时代的声音。《黄河大合唱》经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魄。”（注：郭沫若：《序〈黄河大合唱〉》）一九四年，作者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的低政治气压下，又在重庆写出了长篇叙事诗《屈原》，借历史故事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强烈要求。在四十年代的群众民主运动中，光未然还写了一些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的政治讽刺诗。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使光未然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量。作者惯于为朗诵或制曲而锻句，他认为“诗歌的语言，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注：五月花·后记），因而很注重语言的简明和音响的和谐。
力扬（1908—1964）有诗集《枷锁与自由》、《我底竖琴》、《射虎者及其家族》。由于作者选录较严，所以连同解放后出版的《给诗人》集内新辑入的作品，总计长短诗歌仅四十余首，其中绝大多数于抗战期间。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创作认真，极少粗糙之作。作者为抗战时期的诗歌留下了切实的成绩。
这些诗歌，感情深沉而并不低徊，高昂又不流于浮泛，反映了一个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斗争生活的严肃的思索、愿望和理想。艺术上注意形象的手法，语言朴实清新，富有感染力。
抗战开始，作者首先将自己的诗情付与动荡的战斗的祖国，歌唱人民“在风暴里勇敢地扭继锁链……呼唤着新生的太阳”（注：《枷锁与自由·风暴》），欢呼“春天终于来了”（注：《枷锁与自由·太阳照耀着中国的春天》）。在长长的战争岁月中，作者始终“用最清脆的、最美丽的声音，谱着各式各样的歌曲”，诉说着对祖国的“衷心的爱情”（注：《我底坚琴·爱恋》）。即使抒写个的眷念，也都升华为对祖国、对革命的热爱（注：《枷锁与自由·同志，再见》）。作者长时期在国统区的大后方，面对腐朽衰败现象，能坚持乐观的信念，“迎着翩翩而来的黎明”（注：《我底竖琴·黎明》），既播种希望，又播种斗争（注：《我底竖琴·播种》），走着冬天的道路，瞩望着春日的回归（注：《我底竖琴·冬天的道路》）。这种乐观，深刻地联系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他遥想着延安的“幸福”（注：《我底竖琴·茅屋》）。作者这时还在不少诗章中抒发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职责，如《雾季诗抄——我们为什么不歌唱》、《我底竖琴》、《给诗人》等。在《短歌》中，他写道：“我把自己的生命磨成匕着；把人民的声音当作最宝贵的经典；向明天歌唱而前；”他的很多诗作，正是表现了这种为人民战斗的深情。
作于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表现出感人的力量，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出现的较优秀的叙事长诗。它写出旧中国一个农村家族的“悲歌”，他们终生勤劳而惨苦，身后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就是强烈的永远的仇恨。这仇恨中虽也纪录着生活的艰险，自然灾害的磨难，但更主要的，是地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长诗感情纯厚真挚，语言沉实有力，在不平与控诉中，还带着寓意深长的询问：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
……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这是作者面对现实斗争时发出的激越的心的呼声。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当我现在重新读着在那些日子里所写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仿佛重温了我底生命的那一段历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幽暗的铁窗，狱吏的皮鞭，一切伪善的狞笑着的吸血者们的形象，心头上涌起了仇恨。”（注：《给诗人·前记》）显然，“射虎者的子孙”的仇恨，已不仅属于一个受压迫剥削的家族，而是属于整个阶级和时代。
比上述作者稍晚开始创作的袁水拍，这一时期作有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等。作品总的数量虽不多，抒写的内容却较广泛，如祖国在日帝侵略下的苦难生活，香港九龙等殖民地的悲惨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要求等。不少诗歌还反映了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歌颂了苏联人民的英勇业绩。诗歌情绪比较饱满，有激愤的抗议，也有忧伤的沉思。由于诗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这大背景下落笔，所以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较强的政治性。一九四一年写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幸福的生活和胜利的斗争，并从中向往着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压榨下的，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可是我——朝朝夜夜将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样向着太阳！”作者这一时期创作中，已出现少数政治讽刺诗。这方面的才能在他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原名才春嘎，1914—1973）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他的诗在蒙族人民中较有影响，曾出版诗集《知己的心》、日记体散文《沙原，我的故乡》等。他不满黑暗的现实，渴求民族的富强，但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朝鲜族诗人李旭，也是在抗战初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是抗战时期维族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热潮中开始文学创作，以全部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各民族的团结，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猛烈抨击日寇、汉奸和民族分裂主义者，遭到反动当局杀害。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用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中国》、《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诗《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决心为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的激情。他在《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一九三八）一诗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族的团结，向往祖国现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学洋溢在祖国，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涛般沸腾”，“处处都听到汽笛的轰鸣”和“飞机的歌唱”……。《斥民族主义者》引用民间谚语“离群的会被熊吃掉，散伙的会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样锋利的笔“戳破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眼睛”。诗人响亮地高呼：“让各个民族都携起手来，撒布团结的种子。黎·穆塔里夫的诗具有雄伟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给岁月的答复》（一九四三）唱道：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的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的花丛。
他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战斗的幸福，强调斗争的深远意义，这是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崇高礼赞。除抒情诗外，他还创作了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游击队的战斗业绩，歌颂延安，歌颂毛泽东，歌颂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以热情的诗句抒发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由于受斗争环境和个人条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够凝炼，但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他的作品当时在新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上面说到的诗人，只是在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显著的。除此这外，还有不少作者，也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拿起诗笔。如过去较多写小说的王统照，此时作诗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写祖国江南在侵略战火下的苦难。冯至在几乎十年很少写诗后的一九四一年，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个责任”，作《十四行集》二十七首，抒写与自身“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劳信集》二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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