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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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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底，作者又写成《离离草》，虽然怀着爱国主义激情和“野火烧不尽”的信心，企图表现东北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伊壁鸠鲁（Epikouros，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剧中斗争生活情景“全出臆造”，因此人物性格浮泛，缺乏真切感人的力量。一九四五年春写成的四幕剧《芳草天涯》，作者意在引导知识分子正确处理恋爱纠纷，以集中精力于抗战工作，在冲突安排和表现人物复杂心理方面，也不乏精巧的笔触。但是，剧本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原谅和同情过多，政治倾向不够鲜明，并且把解决这类纠纷的根本途径，放在确立一个抽象的伦理观念上，过分夸大了爱情纠葛的作用的影响。
作为一个不断探索和成长的作家，夏衍在创作道路上虽有曲折，有教训，但主流却是健康的，日趋成熟的。从《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细菌》相反相成事物间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老子最早提出：，夏衍的剧作显露出它独特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剧本的选材紧密配合当前的现实斗争，洋溢着争取民族解放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揭露眼前黑暗和消极现象的同时，总能够指出些光明、积极的因素，向人们透露未来的曙光。其次，在艺术上它既不同于曹禺剧作那样冲突尖锐剧烈、色彩浓重，也不同于郭沫若的剧作那样诗请洋溢、慷慨激昂；它往往用日常生活中那些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构成冲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素、洗练，以一种素描或淡彩画的笔法来表现严肃的主题，揭示时代的本质，使人感到平易亲切，耐于咀嚼回味。其中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契诃夫和高尔基戏剧影响的痕迹。
夏衍的剧作几乎全是写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这主要是由于作者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对这些人物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其中的不足，主要如作者自己所说：“在于当作者批评和鞭挞这些旧事象、旧人物和旧性格的时候……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怜惜乃至欣赏了这些弱点”（注：夏衍：《〈夏衍选集〉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抗战前期，宋之的、于伶、陈白尘、丁西林、袁俊、吴祖光、沈浮等，也都是积极从事话剧创作并取得了不同成就的作家。
宋之的（1914—1956），这时期写有独幕剧《微尘》、《出征》，多幕剧《自卫队》、《刑》、《鞭》等，鼓动人民投身抗战，暴露“大后方”城镇社会的黑暗，抨击反动势力。写于一九四年的五幕剧《鞭》，一名《雾重庆》，是作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剧本主要描写了几个流亡到重庆的大学生的沉沦。这群青年是满怀爱国热情跑到抗战“陪都”来的，但生活的压迫，恶浊社会风气的腐蚀，把他们推向没落：沙大千变成来往港渝之间发国难财的奸商；林卷抒见丈夫堕落极度苦闷，愤而出走，不知所终；老艾倒一心要创作，可贫病潦倒，终于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万世修冒充“活神仙”批命论相，攀附国民党权贵充当帮闲；徐曼（即苔莉）生活无着，还要养活弟弟妹妹，被迫当了交际花……。剧本主要通过这群青年的遭遇，描绘出一幅国统区阴冷、污浊的社会图景，不仅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软弱性、动摇性，重要的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政治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此外，剧中还刻划了一个努力上进的知识青年林家棣，虽然由于环境的限制对她所走的道路写得比较模糊，却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与沙大千等的没落相对照的作用，有助于表现主题。赵肃这个人物的设置，可以看到作者开拓剧本反映生活的广度的努力。从袁慕容身上，则形象地表明了作者把沙大千等没落的客观原因，直接归咎于国民党反动政权。
在及时揭露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方面，《雾重庆》是当时最早出现的一部成功剧作。沙大千等所经历的矛盾冲突，他们的遭遇，是有现实基础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而且剧本所展示的生活画面比较开阔，时代气息浓重，结构紧凑，错综有致。因此，该剧在重庆等地演出时，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曾引起热烈的反响，收到良好的政治效果。作者由此显示的艺术才能，后来又有进一步发展。
于伶（常用笔名尤兢），是抗战初年曾在上海“孤岛”坚持战斗的一位有影响的剧作家。这时期他写下的作品有《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女儿国》、《杏花春雨江南》、《长夜行》和《大明英烈传》等。这些剧作多以上海的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抗战的主题，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罪行的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艰难困苦和反抗斗争。作品的格调清新朴素，表现形式富于变化，人物对话蓄隽永，但有时剪裁不很适当，显得头绪纷繁。
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五幕剧《夜上海》，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剧本以梅岭春一家在“八一三”沪战爆发后的活动为线索，比较宽广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人民的苦难和抗日情绪的增长。它“是上海变成‘孤岛’后最现实的一个剧本”（注：于由：《评〈夜上海〉》，载1939年8月12日《大美晚报》第七版）。开明士绅梅岭春带领一家人逃难到上海，饱经忧患，大儿子和大儿媳被日寇打死，女儿萼辉因感激钱恺之帮助她家进入租界而错把终身托付这个纨绔子弟，结果被遗弃。在这“孤岛”之上，梅岭春一家尽管屡遭打击，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们保持着民族气节，不受敌人威胁利诱，最后决定回家乡跟着抗日游击队去“锻炼，磨炼”。剧本通过周云姑一家以及下层人民颠沛流离的苦难，汉奸孙焕君以及和他勾搭的钱恺之被群众打死与惶惶逃去，表现了人民群众在艰苦环境中抗日情绪的不断增长。剧中这些人物都有现实生活的根据，所反映的一九三九年前后上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是真实而有意义的。情节安排的不够谨严和部分人物性格的不够鲜明，则是剧本的不足。《夜上海》的续集为四幕剧《杏花春雨江南》，主要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岭春一家回到故乡，和当地抗日救国军一起为保护家乡、保护油桐果而斗争的故事。由于作者缺乏这方面的生活经验，更兼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这个剧本的情节基本上是不典型的，而且流露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写于一九四二年的四幕剧《长夜行》，是作者这时期最坚实的一部。剧本主要反映了“孤岛”沦陷前后爱国知识分子与敌伪斗争的情形以及社会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主人公俞味辛和他的爱人任兰多，都是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人生有如黑夜行路，失不得足。”——俞味辛时时以这句话警诫自己，在黑暗重重的环境中坚持下去。无论是生活上的贫病交迫或是政治上的威胁利诱，都未能阻止他们爱国的活动，动摇他们斗争的意志，终于在革命者陈坚的引导下走上更为坚实的道路。此外，剧本还写了卫志成一类小市民的苦恼、抱扎和潦倒，沈春发一类暴发户的冷酷、挥霍和无聊，褚冠球一类过桥名士（汉奸）的卑鄙、无耻和狠毒，韩英一类孤儿寡母的贫穷、愁苦和辛酸。剧中这些人物在当时的上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俞味辛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表现了沦陷区人民不屈服于侵略者压迫的坚强意志，演出时收到良好的效果。
《大明英烈传》，是作者一九四一年写成的一部五幕历史剧。剧本以采石矶大战为背景，刻划了刘伯温、苏皎皎、唐力行、秀姑等决心推翻远室、“光复山河”的起义领导者和群众的形象，在宣扬民族意识、鼓动人民反抗侵略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陈白尘当时以擅长讽刺喜剧著称。他很早就写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前后写的《曼陀罗集》、《小魏的江山》、《茶叶棒子》；独幕剧《街头夜景》、《父子兄弟》、《虞姬》和多幕剧《石达开的末路》，受到了较广泛的注意。抗战爆发后，作品更多，独幕剧《未婚夫妻》、《禁止小便》（集于《后方小喜剧》），多幕剧《魔窟》、《乱世男女》、《大地回春》、《结婚进行曲》、《大渡河》等，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乱世男女》（三幕四场），写于一九三九年，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部讽刺剧作。作者以尖锐泼辣的笔触，描写了抗战乍起由南京逃到“大后方”的一群都市“沉渣”的形形色色丑态。有人因此指责作者在散布对抗战的“悲观主义”，“只有‘暴露’”。作者回答说：“‘暴露’，在某一程度内是不该被非议的。讳疾忌医，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而一个夸大的，不知自己短处的民族底命运，只有灭亡！”又说：“由于热爱着光明，而对黑暗痛加鞭挞的，是暴露，专意夸张黑暗去掩盖光明的，是悲观，是投降。我热爱光明！”（注：《〈乱世男女〉自序》，上海杂志公司1946年11月复兴第二版）剧中确乎写到象秦凡那样真心抗战的人物，虽然没有展开他的具体活动，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与那些“沉渣”对比的作用。剧本受到的责难，恰恰表明现实生活中果然存在着这些“沉渣”；对他们的鞭挞，于抗战正是一种推动。如果说剧本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对这些“沉渣”的解剖还不够深刻，只能引起观众的嘲笑和鄙视，却不易使观众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些社会问题的本质和答案。
写于一九四年的五幕剧《结婚进行曲》，乃是在《未婚夫妻》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它是陈白尘这一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剧本通过女知识青年黄瑛为寻找职业而四处碰壁的遭遇，揭露了国统区社会的腐败。黄瑛不愿做男人的附属品，要做一个经济自主、有独立社会地位的人，为此她走出家门，到处寻找职业。但是，那个社会却根本不给她立足之地，为她准备的“职业”是陷阱和泥坑。她终于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和母亲，“在苦难生活中打滚”。她的丈夫刘天野，也在生活的重压下颓唐下去，以酒浇愁。这就形象地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为知识青年、特别是女青年所安排的前途。无非是不幸和灾难！剧本前三幕闹剧式的噱头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戏剧冲突所包涵的严肃的社会内容，降低了剧作的社会效果。另外，剧本也未能为这些青年暗示一个挣脱不幸命运的办法，似乎只能无可奈何的忍受下去。同年写成的独幕剧《禁止小便》（后曾改名“等因奉此”），笔锋犀利，富有特色。剧本直接暴露国民党一般行政机关那种浑浑噩噩、腐败不堪的情景。当官的终日享乐，下饭馆、打麻将、捧明星、娶小老婆等不一而足，脑子里装着的唯一公事，就是敷衍上边委员之类的“视察”；高级职员靠裙带关系升官发财，可以整天整月地不来办公；一切苦役则全部压在唯恐敲碎饭碗的下级职员身上。因此，平日在机关里只有几个下级职员虚应故事，他们无精打采地“慢慢儿地做”，一听委员要来“视察”，这才如临大敌，慌乱一团，即如拟一块“禁止小便”的牌子，也会闹得鸡飞狗跳。这些讽刺喜剧在揭露国统区社会面貌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陈白尘的喜剧艺术，后来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有重要的发展。
搁笔已久的喜剧作家丁西林，这一时期也以他圆熟的技巧写成《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等剧作，为进步的抗战戏剧增添了光彩。写于一九三九年的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主要嘲笑了国统区上层人物视钱如命以及警察之流趋炎附势、偷鸡摸狗的丑态。剧本生活气息浓郁，构思巧妙，对话饶有风趣，是“五四”以后有数的独幕剧佳作之一。同年写成的四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也颇有特色。剧本通过一个当汉奸的老头子家庭里夫妻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抗战爆发后，社会上层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仅象留学归来的梁治和高中学生梁玉这些热血青年立场鲜明，断然与做汉奸的父亲决裂，就连年事已高的太太，也知道一个人“最要紧是要有气节”，把民族国家看得重于家庭，出乎子女们意料地毅然决定离开上海住惯了的家，和子女们一起走向内地。剧中人物真实，情节紧凑，结构布局上独具匠心。《妙峰山》（四幕剧）写成于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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