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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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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衍一样，同为《野草》重要作家，在这个时期内着重于杂文写作的，为聂绀弩。聂绀弩用萧今度、耳耶等笔名，为《野草》写稿中学又称“旧学”。与“西学”相对。泛指中国传统文化。，每期一篇至两三篇。他在这时除写有散文集《沉吟》外，结集的杂文有《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草醒记》等。前两本均为《野草丛书》。《历史的奥秘》内分四栏，共收文章十五篇。其中《历史的奥秘》一篇，以比较手法，合论托洛茨基与汪精卫，对那些“借敌国的力量打击祖国，剪除异己，削弱祖国对敌国的抵抗”的邪恶势力，鞭挞严厉；特别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批判了所谓“讲和也是一种政治主张”的言论，作者指出：“古人说，卖箭的难道比卖盾牌的心眼儿坏些么？一个惟恐不伤人，一个惟恐伤人。这就不是是不是一种政治主张的问题，而是那政治主张对不对，以及能不能觉悟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斗争方式不对，就马上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的问题。”态度诚恳，说理透彻。这和另一篇《记周佛海》一样，通过人物议论时事，主要是在给汪精卫、周佛海以外的人以教育。此外如《莎士比亚应该后悔》、《失掉南京得到无穷》，一看题目，已从诙谐中体现讥刺。作者行文恣肆，用笔酣鬯，反复驳难，淋漓尽致，恍如湖海波涛，读来浩瀚跌宕，在雄辩中时时显出俏皮。《蛇与塔》收杂文十三篇，其中《蛇与塔》一篇，谈的是法海借雷峰塔镇压白蛇的故事，作者解释书名时指出：“一面固然是因为里面有一篇文章，用的是这题目；一面也因为这题目，实在可概括这本书；……”（注：蛇与塔·题记）这是因为全书各篇文章，正如他稍后编的《女权论辩》一样，谈的都是妇女或者与妇女有关的问题。《早醒记》收《给鼠辈》、《拥护〈忠王李秀成〉》、《关于〈拥护忠王李秀成〉》、《知父莫若女》等长短文字十五篇，较多的是与人论辩商讨的文章。其中两篇涉及李秀成，第二篇即系与人通信讨论，作者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批驳了自来“以太平天国为‘长毛’，以满清为‘我大清’，而满口‘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之类“不明是非，不知顺逆，不辩邪正”的错误观点，指出抗战时期，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同胞的民族国家观念”必须十分清楚，十分鲜明，因此为李秀成加上“忠王”称号，使“是非善恶分明”，“是以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词”。这篇文章针砭时事，有为而发。其它如《早醒记》、《论封神榜》、《魔鬼的括弧》等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与夏衍、聂绀弩等主持《野草》，而在杂文写作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尚有宋云彬、孟超、秦似等人。宋云彬于一九四年出版《破戒草》，四二年又在《野草丛书》中出了《骨鲠集》。作者在《破戒草》序文里说：“偶而得到某人变节或某公消极等消息，总是愤恨与感慨交并未分，浑沌为一。”②指人世间吉祥之气。西汉董仲舒《春秋，想写些短文来发泄一下；有时看到一些倒退与落后的现象，更是腐心切齿，觉得有话要说。”（注：《破戒草·序》）这就说明作者的杂文是不平则鸣，言之有物的。《破戒草》收《从学鲜卑俗讲起》、《章太炎与鲁迅》、《没落了的策士》等杂文十四篇，《骨鲠集》分量更多一些，收《奴隶篇》、《读史杂感》、《陶希圣目中的契丹政客》、《元佑党人碑》、《关于陶渊明》等杂文二十四篇。作者用笔谨饬，文字平易，引伸史乘，考订周详，聂绀驽论述他的杂文是：“常常是用心平气和、不动声色、轻描淡写、有时甚至与世无涉等外衣裹着，里面却是火是刺。”（注：《早醒记·回信》）确是切中肯綮的评论。风格和宋云彬显著不同的是孟超。孟超写有《长夜集》、《未偃草》杂文两本，他在谈到杂文的时候说：“自己是以爱小草的心情，爱着杂文；但临到自己笔底下写起杂文来的时候，就不免杂草蓬生，毫无条理了，有许多朋友很友情的忠告过我，以为蔓藤似的常常不知牵扯到那里去了，有时且不免过分一些。”（注：《未偃草·题记》）这里包含着一点自谦的成分，但他的杂文写起来确实是上下古今，海阔天空，笔意纵横，浮想联翩，例如《长夜集》里的《略谈宋代的“奸臣”与“叛臣”》、《梁山伯与知识分子》、《焦大与屈原》，《未偃草》里的《略谈文人作风与武人作风》、《“婢”与“夫人”》、《历史的窗纸》等，都是构思奇突、文笔放恣之作。秦似著有《感觉的音响》一册，收短文三十二篇，多为三十年代“花边文学”的继续。此外尚有林林的《崇高的忧郁》、欧阳凡海的《长年短辑》、何家槐的《冒烟集》等。
较《野草》稍早，在“孤岛”上海，一九三九年就创办了名为《鲁迅风》的刊物，顾名思义，《鲁迅风》虽非专登杂文的刊物世”、“升平世”、“太平世”。西汉董仲舒首先提出：“春秋分，却也发表了不少短小精悍的文字；此外如《奔流文艺丛刊》、《奔流新集》、《新文丛》、《述林》、《宇宙风》乙刊以及《文汇报》副刊《世纪风》、《译报》副刊《大家谈》、《爝火》，《导报》副刊《晨钟》，《大美晚报》副刊《浅草》等，也都刊登杂文。作家们在较之国统区言论更不自由的困难环境中，纷纷以比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了战斗，陆续出版的尚有以《鱼藏》、《干将》、《莫邪》、《湛卢》等宝剑为名的《杂文丛刊》九集。巴人（王任叔）、唐涛、柯录、周木斋等六人曾合出《边鼓集》，以示为抗战敲边鼓助威之意。以后加上孔另境，又出七人合集《横眉集》。杂文写得最多的当推巴人，先后印有《生活·思索与学习》、《窄门集》和在国统区大后方出版的《边风录》，作者思想敏捷，风格泼刺；唐涛也写有《投影集》、《短长书》和在大后方出版的《劳薪辑》。此外，孔另境出有《秋窗集》，北社并出有杂文丛书一套，收有周木斋《消长集》、柯灵《市楼独唱》、列车《浪淘沙》等。
抗战前期的抒情散文，相对来说不算发达。除本书有关章节中已经写到的茅盾的《见闻杂记》、《时间的记录》，陆蠡的《囚绿记》，何其芳的《星火集》等外，著名的还有巴金、李广田的散文作品。
巴金在上海沦陷之初，曾以散文《控诉》（烽火小丛书之一）激动过许多青年。以后又写了大量散文和随笔，集结成集的有《梦与醉》、《无题》、《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旅途通讯》、《旅途杂记》等。这些散文集有的写敌机轰炸时的惨痛景况和战乱中旅途的种种社会相的（如《无题》、《旅途通讯》等集）；有的抒写作者寂寥落寞的情怀和对光明的继续追求的（如《梦与醉》、《黑土》、《龙·虎·狗》、《废园外》等集中的许多篇章）；有的是怀念为战火阻隔的友人的（如《怀念》）。关于这些散文的共同特点。作者在《无题》的《前记》中说：“我从来不会将就题目做文章，过去所作虽然不免效法前辈在篇前也每每加一个标题，其实我只是信笔直书，随便发抒个人浅见，且往往越出题目的限制，更没有依照作文法规。”信笔直书，抒发个人情怀，使他的散文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真情实感。如《忆范兄》、《纪念憾翁》等篇，作者对自己过去友人的忆念，不是概念地诉说他们的品质和美德，而是将澎湃的感情熔铸在凭借记忆和想象所展示的形象中，真切具体，感人至深。《龙》写作者梦境中一个类似寓言的故事。通过梦中顽强地追求丰富充实的生命的“我”与同样因追求有光彩的生命而被困泥潭许多万年的龙的对话和龙终于飞升的情节，表达了作者对实现光明前途的信念。通篇形象新颖、炫丽，感情浓烈。《伤害》一篇则质朴，深刻地表现了一个“黑脸小乞丐”的痛苦而麻木的精神境界。作者对这个小气丐多次的关怀和同情，唤醒了他的悲痛的感情，而实际上又不能改变他的处境。这无异于是对小乞丐感情上的折磨和伤害。在作者为自己的“过失”而悔恨时，使人们更深地激起对现实社会的痛恨。
李广田抗战时期出版了散文集《雀蓑记》、《圈外》和《回声》。《雀蓑记》中写于抗战前夕的作品，制作精致，感情深沉，而人细读。有的熔状物、抒情、写人于一炉，写得峰回路转，引人入胜，而又亲切自然，不落痕迹，堪称散文中的佳作。《圈外》集则记叙抗战初期随校撤退到大后方途中的流亡生活，作者在《序》中谈到“从湖北郧阳沿汉水而至汉中一段”的经历时说：贫穷，“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其中不少篇（如《警备》、《养鸡的县官》、《江边夜话》等）都从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状况。《回声》集所收作于一九四一年前后的随笔体散文，大多的抒写一个艰辛地生活在大后方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小小的悲欢”：他的寂寞，苦恼，与下层人民相濡以沫，以及对光明的不倦憧憬与追求；在恳切的自我解剖中，常常显露出作者朴厚、诚实的性格。如《两种念头》于感叹团结抗战局面“瞬息即逝”之余，提出了自己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究竟“想工作得好一点”还是“想生活得好一点”这个严肃的问题。《礼物》一篇主张要为抗战作贡献，理应各尽所能地“现在就拿出”“哪怕是最微末的东西”，同样显示了作者脚踏实地、诚恳切实的态度。作者坚信我们古老的民族在抗战中将“变得年青起来，强壮起来”（《民族的颔首》）。如果说这类作品有时境界还不免狭窄的话，那么，《一个画家》结尾处“要为这时代留一些痕迹，为这时代尽一些力”那段意味深长的话语，已经预示了作者今后思想上的重要发展。这些散文风格依然朴素沉郁，但有时可能由于锤炼不够，缺少战前作品那种精致与厚实。
上述抗战前期报告文学、杂文、抒情散文不完全平衡地发展的状况，显然有着时代的原因，与特定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但从总的方向和主流来看，它们都继承和发扬了“五四”、“左联”以来进步文学的战斗传统。这些不同体式的作品应抗日战争错综复杂、尖锐剧烈的斗争而产生，又紧密地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服务。尽管上面提到的作家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上成就不一，艺术风格各异，但他们都为抗日时期的文学画廊增添了画幅，作出了贡献——
（）
第十五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革命文艺的新阶段 第一节：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文艺界的整风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以下简称《讲话》。本章中引文凡未加注的，均引自《讲话》），从而揭开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上新的篇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况下召开的呢？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谈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时说：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和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当时的历史事实概括为七个要点，简明地阐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准确地说明了《讲话》产生的时代背景。
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的一九四二年前后，在世界和中国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九四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希特勒德国并吞了大半个欧洲，并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不断扩大侵略战争，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初期，法西斯阵线取得了军事上的暂时优势，使得整个国际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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