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情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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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柔顺剂的味道直往外冒。

“伊老师，想什么呢？”

我揉揉眼睛。“你怎么跟一只苹果似的？”

“苹果？”她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没有啊！伊老师您饿了吧？”

“有点。过来干嘛，回娘家啊？”

“来看看伊老师嘛！抽屉里有吃的，我给您放的。”

我打开抽屉，里面有一袋萨其马和一袋老婆饼。上次我一个朋友从广州来带了一些吃的，我们一边吃一边讨论广东小吃什么最好吃，当时我就说到了老婆饼，没想到小米都给记下了。

“你什么时候放的？”

“昨天。这两天您心情一直不好，早上都不去吃早饭。我又到别的室去了，就给您放抽屉里，您要饿了就吃一点儿，否则对胃不好。”

“以后别一口一个‘您’的了，听着怪别扭的。你又不是那些过来写毕业论文的孩子，我也比你大不了几岁，都把我叫老了。”

“不好吧，我还想跟他们一样叫您伊副主任呢……”她有些为难，但看见我扬起了眉毛又赶紧说，“好的，我尽量吧。不过你以后也别老叫我小米了，叫我米米吧。”

“呵呵好。你走了，室里还没请你吃饭，那天老杨还说要米西一顿给你送行呢。”

“好哎，哪里？”

“我是没想好，想好了也没用，老杨会定的，不过他会征求你的意见。”

“OK。”

她走之后，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伊老师，您穿格子衣服好看呢！”

我笑，小姑娘，总是千方百计地让我开心，跟人精似的，改天问问她学过心理学没有。

屋子又空了。







　3。7　米米：伊老师的难题

伊老师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说不出来但很温暖，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他。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那么亲切，做他的妻子，一定很幸福。可他，究竟是有什么烦心事呢，上次喝酒那么难过。宝儿应该是他的妻吧，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那两天伊老师身上还发生了一件事。评职称前，他的一片关于“口述史”的论文被告剽窃，需要等鉴定下来后才能参加职称评审。他也是今年才过来北京这个单位的，之前一直做秘书也没写过什么论文，来了以后就写了这一篇论文还被搁置待定，是够沤的了。

反正那两天他脸色不好看，对谁都一副笑得很勉强的样子。

那天我在住处看电视。我并不住在院子里，我讨厌没完没了地和别人打招呼，讨厌别人不经意间关注了你的生活，在南京的时候我曾经为此烦恼不堪过。那会儿我碰到了一些麻烦，可周围的人全都知道了，他们有的是下班时间看到的，有的是这个邻居告诉那个邻居的。他们或许不是刻意知道的，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你一生中总会不可避免地要去做一件坏事或好事一样。

反正这会很麻烦，至少隐藏着带来麻烦的隐患，我就在社科院的附近租了个一居室，住的也舒服，在这里至少要待上一年呢。

房子找好后，妈妈亲自从南京赶来“验收”。除了大力提供经济援助之外，还帮我把屋子简单地装饰了一下，买了些地板革，配备了电饭锅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居然还从“淘宝”上淘了个二手冰箱，屋子在妈妈的一双巧手下两天功夫就变得温馨舒适，我敢打赌要是把它转租出去，肯定能大赚一笔！

妈妈一直是我的偶像，她干什么像什么，学什么会什么。就拿上网来说吧，48岁的女人能像她这样淘来二手冰箱的绝对是凤毛麟角！她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母亲，母性超强的那种，我见过很多同学的母亲，她们做母亲都比不上我妈妈。

我抱着妈妈亲吻她，妈妈你真牛！她说去去去你给我注意安全，毕竟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住的，人警惕一点，眼睛动眉毛动的不会错。

接着刚才，那天我正舒服地躺在床上看电视。十一点的时候，居然收到伊老师的短信，说一起吃夜宵，我问都有谁，他说没人就我俩。

我犹豫着，不知道该去还是不该去。也许是因为伊老师以前在广州生活，一些理念上跟内地比起来不太一样，内地人总会显得拘谨一些，沿海人总会表现得闲适一点。

比如他要是跟我一起走，就绝不会像老杨或者别人那样假正经地隔开一点距离，那就是坦坦然然地走，表情大大方方地说话；

比如别人都很爱穿西裤正装，可他整天穿着运动衣，就算穿了衬衫扣子也绝不会死死地扣在第二个，露出一点胸膛来反而很性感的样子；

比如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别人的关爱，尤其是女孩子。不光是上次给王茜和我送伞的事，就是平时见到楼道里的清洁工他都依次微笑打招呼，看见她们有困难也毫不犹豫地去帮。

曾经问过伊老师一次，他说是以前在官场上拘束怕了，都不会表达感情了，好容易找到个出口当然要活得轻松点。

伊老师等不及了，说你在想什么啊，你不是说可以找你聊聊的吗？

我猛然醒转，脸红了——原来是自己想多了！赶紧说那去个咖啡厅吧。

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三点，咖啡厅的人赶我们走了。他先给我讲了一些在这里帮助工作的注意事项，哪个人有哪些禁忌，还提供了一些建议。我就顺便问问他论文的事，他说听蔡民贤说是所里人告的，蔡民贤正在调查。

我说谁呀这么阴险，您又没树什么敌人，您人缘那么好的。

以老师笑说这个事就已经不算个事了，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些个起起落落的，副主任科员就能干一辈子到老，不愁吃不愁穿的。

然后他开始讲自己，我听见一个不敢相信的故事。

“得，本来我找你来是给出出主意的，没想到你比我更傻。”

“我……”

“连你也无法理解，对吗？”他苦笑。“我还以为但凡女人都能理解呢。”

“不，这不一样。人的想法千奇百怪。就看你能不能包容了。”

“她跟别人发生了关系，还要生下别人的孩子，这叫我怎么包容？”

伊很痛苦，他把头埋在了手的下面。我现在这样叙述，喊他“伊”，是因为当时我的心里并不想再叫他伊老师，那样让我觉得离他很远。

可伊这样子我看着心疼，连眼睛也不觉湿润，我竟有些憎恨那个女人了——伊风这样爱她，至少该为伊风想一想的。她现在把天平倾向了不是伊风的那一方，伊风伤心是难免的。

我看着伊，不知道该对他怎么说好，就往他的咖啡里加了一些奶伴，洁白幼滑的奶液倒入杯中，像丝绸一样地让人觉得舒服。我一边看着一边又想，她一定是个善良的人，懂得替别人着想。可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你替别人想了，自己就会有所失去；可你如果为自己想太多了，别人总有一天也会要回去。

上苍待众生平等，我们原本拥有的就一样多。

“伊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冷静考虑，多站在她的立场上想。这两件是都不是她的本意，她既没想过要背叛你，也不是没由头地要生下孩子。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救赎。你的妻子，很伟大。”

“真不明白，她入地狱，谁成佛了？”

“不是为了成佛，而是为了不再让一些灵魂堕落。也许生下这个孩子，她可以挽救的不止两颗支离破碎的心，可能是一个家族；也许她相信你会理解她，一如既往的，像你们这么多年走过来的那样。”

“可是这不一样，这根本荒诞的连个问题都不是。不是感情问题，也不是婚姻问题，却又反过来破坏了感情，甚至可能还会是婚姻。”

最后一句话伊说得很慢，那些字都好像浸在水里的气泡被拉长了一样，慢得晃晃悠悠地变了形，每说一个字他皱一下眉。

“米米，我真的很伤心。我一直以为我们相亲相爱、心心相印，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不能理解她了，我很痛苦。”

我清晰地感觉他身上传来的痛苦。奇怪，那些痛苦穿越了我的身体，我突然感觉到另一种疼痛，它们像是从伊风的身体里嫁接过来的，在我的心尖游离。

“说实话，我不想跟她离婚，即使她生下了这个孩子，我也不想。可那样，对我真是太残酷了。”

为什么世界上的男人会千差万别？有人会不惜一切地毁灭，有人却会不惜一切地挽救。我觉得他和他的妻子一样伟大，我想我只能用伟大这个词，对于超乎常人情感的善良做法，我常常失语。

伊坐在我对面，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男人，他平和、温暖、善良。为什么我碰见过的男人都叫我失望或者绝望？他们都自私、冷酷，而且都有一副硬心肠。然而伊不是，也许平常人会嘲笑他的痛苦，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离婚，或者正好为自己的婚外情找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可伊却宁愿自己痛苦死，也要把事情朝着最好的方向努力，他相信着纯洁美好的爱情。

“我真害怕清醒，这感觉太残酷了。”他不停地喝咖啡，一杯接一杯。“可是我更害怕连清醒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想我真的没有碰到过这种男人，我清楚地知道他的痛苦来自于对妻子无法割舍的爱。毕竟，十年的风雨同舟不是弹指一挥间的轻松，这里面有荣辱与共的奋斗和相聚离别的牵挂，十年的时间，宛如十根指头，根根连心。

我想帮助他分担些痛苦，可这种痛苦没法分担，它们冷酷得触目惊心，我只能帮助他尽早结束，我想其实我可以劝服他。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说服他，这个过程不是很难，但却很耗费力气。因为在他心中其实早就有了答案，只是却一个人去说服自己。他找我出来，也多是这个原因。

在经历了这个痛苦绵长的过程后，我忍着伤痛告诉他：“那么，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赶紧办她的调动，让她早一天来打你的身边，尊重她的意愿，照顾她生下孩子。本身她已经很痛苦了，现在需要的是你的支持，而不是暴跳如雷和责难。”

伊风很久都没有再言语，我想他是认同了。我继续说，“这么做只是迟早的事，既然你心中都已经有答案了，那么早比晚好，至少你可以让她更开心。”

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原本以为你是小孩，没想到你也是懂一点大人的东西的嘛！”

我们俩都哈欠连天地走了，看得出他轻松了很多，一边打哈欠一边问我想好了去哪里吃没有，老杨明天就要回来了。然而回到住处，我却久久地没有睡着，许是过了点兴奋的。







　3。8　伊风：老杨挨整记

上次诽谤论文抄袭的事让我很不爽，蔡民贤发挥机关优势，靠近“党中央”以权谋私，经过细致排除和明察暗访，最后从文化史室的一个副研究员嘴里套出来，事发前只有老杨跟她讨论过口述史的相关情况，因为她跟上海研究所那边比较熟，而上海去年一年都在搞口述史。

水落石出。像“口述史”这种在中国社科院还不太被官方承认的东西从来就是少有人问津，突然有人问了那肯定有问题。关键是有人不但问了还细致打听了，不但细致打听了还在打听后的两天事发了，他就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地跑不掉了。

查出来以后蔡民贤比我还激动，搞得跟他被人诽谤了一样，“这**男人搞得跟老娘儿们，整天蔫不达达的不说话，一说起话来又神叨叨的八卦得不行，我述职的时候就他给我打的分最低，早看他不爽了。”

我不吭声，表示默认。既然老杨引起众怒了，那就不关我是事了。

几天后老杨如期被整得很惨，按蔡民贤的话说就是“无情地剥夺意淫权利终身”。

基本上做准备工作那两天蔡民贤都泡在技术处苦练本领谋打赢，处里两个技术员对管人事的机关人员很是热心，蔡民贤很快掌握了程控交换机的使用。

这里说一下，我们历史研究所分属社会科学院，而社会科学院的所有下属单位的电话都在一个局域网里，自己设了内线。比如说拿起电话打8861，那就是我们办公室，但要打北京市的市话，就得在前面拨“2”，要打长途的话，就得在前面加拨“1”，这就都要靠交换机了。

那天老杨兴致勃勃地跟一个已经走了一年的女学生打电话，良师益友般和蔼可亲地谆谆教诲循循善诱。

我从到这个单位来的第一天就发现人大毕业的都比较能吹牛，这缘于老杨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一说起政治局常委几个几个跟说自家亲戚似的，再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给他们排排名，估计“胡办”都不用上班了。所以后来我一碰到人大毕业的就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一方面是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扯蛋，他们能把死人扯蹦起来，另一方面我是忍着自己不要蹦起来，怕一张嘴除了纠错就是骂开了。曾经这种行为让我自己内疚了好久，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总想着人家是人大啊，怎么说也比我们那个华中师范强啊，可后来随着阅历的加深逐渐变得“胸中有丘壑”了，这些内疚也就慢慢平淡了。

然后他打了五分钟的时候，电话断了，他“喂”了两声之后就又按原号码拨了过去，一接通就说：“哎哟，刚才断线了，呵呵，说到哪儿了？”

然后又聊，这一次蔡民贤把时间设置成了3分钟，然后老杨就又在指定时间内断线了。

老杨不耐烦地一边重拨一边说：“今天的电话怎么回事，有问题啊。”

此时蔡民贤在技术处又将时间设置成了1分钟，老杨这回火了，拿起电话想了想又放下了，指着米米说：“小米，你打电话到技术处问一问，今天的电话怎么回事，还能不能打了？不能打叫他们赶紧修去！”

小米忙不迭地打电话，一打就是蔡民贤接的，他说：“小米这个事你不用管了，是我在弄呢，你就装不知道，你说技术处人很诧异，说电话好好儿的呀。”

小米脸红得跟个屁股一样对老杨说，他们说没问题，然后赶紧低了脸去看书，头都没敢再抬一下。

我很快收到一条短信，小米问我：“是你指使的吧？”

我说冤枉啊，我是真的不知道，这电话还能控制断线不断线的？说实话，面子上我从来装得一副“小白兔”的样子（这是宝儿的原话），因为我属兔，兔子里面看起来最乖的就是小白兔。但其实，嘿嘿嘿，俺是一只批着兔皮的狼。

结果小米很不好意思地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