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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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与机件的制作最为显著。一般来说，提及荷兰共和国的书籍大多会提及莱登的毛

织品。其生产额在1584至1619的35年之内增加了四倍。还有一件脍炙人口的事，则

是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家基尔（LouisdeGeer）原来有低地国家南部的背景，17世纪

上半期又在瑞典置有地产，从此掌瑞典矿产之牛耳。又在荷兰替瑞典承造整队的战

舰，全部装配妥当才开往瑞典交货。独立战争之前，低地国家北部之工商业远不如

南部。阿尔瓦征营业税时，曾组织委员会估计各省工业出产品的总价格，这数字至

今独在，从中可以看出迟至1570年，荷兰省及尤特列克特尚不能与法兰德斯及布拉

班特相比。战后形势全殊，原因并不是工业本身条件改进，而是由于政府体制和社

会条件全面支持重商政策。在此种商业的组织系统之下，工业资本也得到特殊待遇

和鼓励。荷兰在17世纪之初的工业制造仍受同业公会过去习惯的束缚，随着时代进

展，这种种束缚才逐渐解除，使我们体会到资本主义之形成，牵涉千头万绪。在荷

兰的历史中，连上述外交海战及殖民地政策，都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工厂与工厂

制度实为其果，而非其因。也就是说，物品的分配交换超过其制造，为构成这国家

资本主义体制的导因。

在资本主义展开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之际，荷兰的农业始终只居被动。还好

荷兰共和国的农业、畜牧发展较谷物生产

重要。人口增加商业交往频繁之际，由外输入谷物，使农业无法像其他国家一

样维持经济和社会上的主导地位。这也可以算作资本主义比较容易在荷兰落地生根

的一大主因，而且荷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继续增进。剩余的商业资本立即投资于农

业。海堤和河堤的修筑、风力抽水机的放置、牲畜的种育、人工培植的草场、精密

的工作和沼泽地排水等等新设施和新技术，也确使乡村受惠，使农业与国家经济最

前进的部门不致脱节。而这国家内部的交通也得水运之利，不致和一般大陆国家一

样产生一国内地与滨海间无可弥补的大距离。

荷兰共和国不设职业警察，由陆军和城市里的自卫队协助维持秩序。城市里的

陪审员（jurors）由市政会推举，乡村间各地区的行政官和司法官由省议会派遣。

所以摄政阶级将他们在城市里的权力延伸至乡村；政府里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也由

同一阶级包办。低地国家过去的经验是刑法处分严厉，民法对私人财产的处置详尽

周密。荷兰共和国独立之后，甚至各省的法庭也无权复审各市镇裁定的刑事案件，

但有权接受民事上诉。此中更可以看出资本家和私人财产权的力量巩固。

17世纪的通货膨胀，使工资降低，荷兰的资本主义体制也使劳动阶级的生活更

为苦楚，再加上失业成为周期性的现象，所以一般民众的生活反有倒退趋势。当日

的旅游者指出阿姆斯特丹乞丐触目皆是。童工6岁开始工作，夜以继日，终年累月，

既无假期也无星期日的休息。工人的集会则有严禁，1692年的禁令甚至以死刑相威

胁。改革的要求虽见诸文字，但还没有人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在以上各种情形之下，荷兰共和国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先进。她在国际间

的地位，以历日上（chronological）的17世纪为最高，亦即1760年到1700年间。此

后她的领导地位为英国取代。以今日之眼光，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这国家所开创的

财富无从流通到下层社会里去，因此无法使生产与消费同时作超时代的扩大。此外，

还有诸种问题，如科技之待展开、教育之待普及、交通通信之待继续增进等。此类

问题若得不到满足，任何国家也无法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支持这个理想。

（伊朗在20世纪尚不能如此，遑论及17世纪之荷兰。）

荷兰之成就，端在重新组织民族国家之关头，摆脱了朝代政治及宗教的束缚，

又吸收了大量有企划能力的移民，使其能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

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面去。可是如此特创体制，也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

一个不平衡的局面。17世纪很多国际战事的发生，多少和这不平衡的局面有关。荷

兰已经在陆战时证明她攻虽不足，防则有余，所以尚不致在欧洲大陆产生大问题。

她在海上的发展，却是历史上的一种新因素。当时所产生的反响，在英国超过西葡。

英国本身为海上国家，对外输出以羊毛为大宗，经常占总数75％至90％之间，如此

农业又与国际贸易不可分割。17世纪英国之内战及混乱，大体由于欧洲局势剧烈的

变化影响到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各种问题。一时诸事纷至沓来，其处置也谈不上

合理。一到17世纪后期，则有如若干英国历史家所提及，这国家已“看穿了本身之

陈旧落伍”，而“有意识的模仿荷兰”。英国之改造，却比荷兰更彻底，因此也把

资本主义的体制向前更推进一步。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很多历史家所说，一到1700年，

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已是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了。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第四章　英国

英国17世纪的内战，是历史上一个令人百读不厌的题目。也因其事迹牵涉广泛，各种机遇错综重叠，多方面的记载细腻详尽，所以极不容易分析处理。譬如说变乱前后各种扰攘与清教徒所提倡的教义有密切关系，清教徒的思想和行动早已被公认为推进资本主义的一种力量。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直接说内战的起因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之勃兴，而圆头党人也在直接或间接中成了资本家的工具？

查理一世上断头台前夕，和他两个年轻的儿女诀别（王后和两个年长的王子已避难他邦）。我们至今还能想象他10岁小儿在哭泣中对他的答辞。1649年1月30日伦敦溶浴在冬日的阳光里，断头台上的准备却延迟了一段时间。因为查理在特别法庭审判的时候，不承认法庭有此威权。执行死刑的人也怕他最后抗拒，于是在断头台上加钉卡钉，内穿绳索，准备必要时将国王绑缚。而这种准备全属多虑，临刑前查理表现相当合作，他甚至拿出一顶丝织睡帽，将自己的长发拢括进去。他又对刽子手说，他头伏在木块上的时候不要立即动手，他还要默祷。一到祈祷完毕，他会将两手伸出，这才是用斧的时候。于是过程全照其安排，于午后二时零四分完成。

这个被命运遗弃的国王，临刑还说了宽恕他仇人的话，希望英国国民享有他们的自由，并且嘱咐生者，应当召开一个全国宗教会议，这些情节，即是300多年之后读来，还不免令人心折。

查理·斯图亚特极为刚愎，在政治上缺乏诚信，又受法国王后的影响。他曾在内战时战败被俘，看穿了反对党人不能团结。希望在议会被长老会的一派操纵，而圆头党军为独立教派（in…dependents，后为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s］）掌握的这种敌对阵容中造成分裂，坐收渔人之利。其王后则在外国买马招兵，他自己也对爱尔兰的保皇党另有安排。这种伎俩被克伦威尔识破，查理因此下台。

可是另一方面查理一世也是标准丈夫、好父亲，他信仰虔诚，他的君权神接观念也使他坚持己念，最后关头也不乞一死，只有以身殉教才能上报天神，下无负臣民。历史人物和行迹就有这些令人感动又矛盾冲突之处，也可以使以后的历史家随着感情上的取舍而左右其文笔。而读史之人又因所处的环境而有取舍，如有时提倡自由，有时又尊重传统与纪律，也可以使对同一史迹的看法发生差异。我现在举的一个例子，是当今英国历史家艾诗立（MauriceAshley），研究克伦威尔的权威。他年轻时曾著《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OliverCromwell：TheConservativeDictator），内中对克伦威尔全无好话，甚至他的私生活也在书中被批评，譬如说他嫁女用费奢靡，其他行止政策也有类似严苛的批评。20年后，艾诗立又著一新传记，书题为《克伦威尔之伟大》（TheGreatnessofOliverGromwell）。前书是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阴影下写成，不免把自己憎恨独裁政治的心情推及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钦慕艾诗立坦白之余，不免在今后读史时更存戒心。

英国历史材料汗牛充栋，容易使外行的我们望而却步。各种公告记录早有图书馆档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记、信札又可以大批托出，于是信史、野史、回忆录、地方史可以个别的或整套的出版。近百年来，又分析为思想史、经济史、法制史等等类目。而新资料仍不断发现，例如纳米亚（LewisBNamier）从过去政客的文件中寻出家庭开支败单等，而从这批资料中根据其数字及交往的关系，断定其党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轻学者争起效法。古奇（G．P．Gooch）作《英国17世纪的民主观念》（EnglishDemocraticIdeasintheSeventeenthCentury）一书，即在一处参阅当日发行的政治传单，多至30000件。

因为有了以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英国历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综合。在学术上因专长而产生门派，古今中外一律，也无足怪。英国作家既已考证精微，不耐烦旁人作粗浅的解释更是常情。可是今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却不能不将英国的17世纪历史作一种高度的压缩，才能看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一般性格，以及新旧交替之际英格兰王国及不列颠民族所表现的特征。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有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彰显于当中任何特别的事迹，而显现于世纪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来英兼英王为始）和世纪后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点）之间的大幅度差异。这个国家的组织在世纪的前端还没有赶上时代，未有一个众所公信的方案，各种争执多集中在一种原则和一种抽象的观念上，而以宗教为表里。世纪之后期，以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逐渐澄清。所以英格兰教会（ChurchofEngland）以主教管辖圣公会（episco－Pacy）体制，对其他各种宗派不加取缔，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现代政党之雏形也于此时产生。如果资本主义在此中有所贡献，其本身必为通过全社会之很多体与面，成为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改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种粗枝大叶的观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英国史专家，反能旁观者清。况且中国20世纪也面临一个大幅度的转变。英国17世纪的人口，据估计约增加50％，大约从400万进到760万。有宗教上的争执，但仍保全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国家。表面看来，这不能与中国在20世纪的变化相比。可是两方的改变都牵涉到思想、信仰、内政、外交、社会、经济与法制——总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体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在历史中都无前例可循。又因为经历时间长久，虽局内人也无法将全部经历详细叙述。在这些方面，两者的经验应当可以互相映证。

中国100多年来的颠簸始自鸦片战争。历史家溯本归源追究西方给予中国的影响，很可能对英国史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就是说，彼方的改革与设施，短处和长处大凡能对中国此后发展有长期性推进的功效之处，已应视作中国历史之一部分，不妨编辑采用，研究中国的历史家（不一定是中国人）或能继续朝这方面进展。并且中国历史规模之大，其赋予历史家之广幅胸襟，最能与西方历史家注重精微相平衡。本人不过以客观的立场在既定题材内重新安排众所周知的事迹，以适合于本书之体制，并融出前后一贯的看法，还谈不上重写历史。

1603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去世，都铎（Tudor）王朝断嗣，王位由詹姆士一世接继，是为斯图亚特（Stuart）王朝之始。詹姆士系伊莉莎白之侄孙，依西方习惯通称堂表弟（cousin），自兼苏格兰国王。这也是朝代国家的办法，英、苏两国此时尚未合并，各有其司法立法行政机构。

詹姆士以学者自居，曾御制《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TrueLawofFreeMonarchies），极度的宣扬君权神授。书中阐释君权产生于尊卑上下的等级之前，也高于私人财产，所以自由君主不受外界帝王之干预，也不受臣下的要挟约束。他这专制独裁的作风，与很多希望自由与解放的国民冲突，使斯图亚特王朝在大众关系之中陷于不利的地位。

概略说来，以后内战诚君和成立民国之各种远因，在詹姆士一朝都已埋下伏笔，有些因素，尚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

社会本来是一种混合性的封建体制（全国划分为县〔shire〕，也有民兵＇militia＇）。这种封建是中国历史里所没有的。有些欧洲学者认为这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欧洲西南时，与罗马帝国的残骸重叠组合而成。所以其下端显示着部落组织的型态，其上端却又隐约表现着若干全国性的中央结构。这种制度的最大特征，为带有契约性质的从属关系，例如陪臣（vassal）之对领主（lord）的骑士勤务（knightservice），每年有40日的义役。13世纪的大宪章（MagnaCarta）又将国王的权利详细规定，也是基于这种契约关系之精神。

可是到詹姆士嗣位时，以上情形早已改变。骑士勤务原来是因为陪臣有采邑（fief或fee），可以以土养士。这也只能行于中古战事带着竞技性质，动员简单后勤的马虎条件下，最迟在英法百年战争之前已失去作用，否则爱德华三世用不着向意大利人大量借债（详第二章佛罗伦萨部分）支持他的军事。

大宪章自1215年公布之后曾经同位的君主稍加修正，依例颁布，不下40次，可是一到都铎王朝，即未再提起。原来都铎王朝两位有力量之君主，亨利八世及伊莉莎白一世，父女在位83年，占16世纪之大部分，他们深得民心，亨利在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