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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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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1930年间的清党运动，更是骇人听闻。他曾使高级布尔什维克在公开讯问时承认通敌卖国，有些外国新闻记者怀疑被告被注射麻醉剂。也有人怀疑被告在秘密审讯时，已受精神挫伤使他们自愿与审判官合作，以保证家属安全。列宁所创的政治局（Politburo）是党政最高机关，其中所有委员被斯大林一网打尽。初期共产党之中央委员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幸免。托洛茨基则在墨西哥被谋杀。红军元帅5人中之3人，上将4人中之3人，中将全部12人均处死。至于中级人物、民间领袖，被清算者更无法确定。见于文件的则经常有一万人或数千人成批被屠杀。据此估计其全数，当在70万至百万人之间。监禁于牢狱及各集中营者，可能逾700万或甚至超过1000万。当时苏联人口据估计为1亿7000万或1亿8000万，也就是说可能有5％陷于缧绁。
清算“人民公敌”运动，发起于第二次大战前数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进占莱茵。第三国际（intern）的各项活动毫无用场，苏联五年计划虽有成就，但基础未稳，斯大林提倡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创建，树敌多而缺乏安全感。这种解释好像为斯大林脱罪，难能澄清视听。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如前人一样写下一些“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字句，也不见得于事实有补。而且如此交代，历史家亦未尽到他自己阐释事迹之职责。
英国之卡尔（E．H．Carr）教授，是研究共产主义及运动的专家。他的《苏联史》（HistoryofSovietRussia）筹备着笔30年，不仅篇幅浩繁，而且公认为英文中对此题目发挥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视斯大林为一种现象，不为之感情冲动，甚至不追究其人身关系。作者指出一个落伍的国家发动革命后的举止艰难（因为背景上凡事落伍，军事行动之后，一切规划就要立即赶上时代）。卡尔说：“很少大人物有如斯大林那样明显地是他们生存之时间与地点的产物。”这样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个有机体，它既为巨灵，业已打开局面，则要继续求生存。它的经验不是每个人的人身经验．而是在一次大战甲丧失三四百万人命，以后又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件，四国干涉，和三年内战的集体经验。斯大林一再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迎头赶上．否则只有被他们压碎。”从这观点出发，苏联一直没有脱离战斗经验，她不是备战，就是实际在作战。
斯大林尚不止于清党及强迫构成集体农场。他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夕，纳粹德国针锋毕露的时候，尚与希特勒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协议瓜分波兰。战事始开，他继续以物资援德，将摩尔曼斯克（Murmansk）的海军基地供德国潜水艇使用。德军每一胜利，他都致电向希特勒庆贺。甚至有一说他愿意参加三国（防共？）协定。邱吉尔是一个长期防俄反共的台柱，为什么他会在1940年遣派亲苏的工党人物克利浦斯（Cripps）出任驻俄大使，并且在苏联被德军侵犯的时候立即主动援苏？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与言谈看出。邱吉尔说：“俄国是一个神秘的谜语，包在一个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个解答，这解答即是俄国国家之利益。”邱吉尔能了解苏联，因为他自己也一直记挂着大英帝国的利益，在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计小嫌。这些资料使我们看清，凡事包含一种群众运动，是好是坏不说，其中必有逻辑。读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赞成与反对之前，先必看清其逻辑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回头再看斯大林的“一国之内实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为合理。本书一再提及，资本主义一行，一定要资金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险等等服务性质之事业共通使用。这当中即有一个基层机构之中各种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然后所有权与雇佣才能自分并离合的程序中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经济的组织，也是国家军备后勤的组织。其实社会主义的措施大致亦复如是，只是所有权可能属于公众，各人之职责可由官僚机构调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则可换成由上级指令出纳受授，应垮台破产的事业可予以津贴而继续维持，而且由分配原料、厘定价格、管制交通等等办法，使国民经济受政府干预。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也有赖于信用，而信用不能没有法律支持，执行法制者则为国家机构。在实行社会主义时，政府之干预愈深，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庞大。在这情形之下，如何能说“工人无祖国”？可见得正规之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不少布尔什维克在内，以为现代国家纯系资本家剥削劳工之工具，因之对国家与军备存有轻视态度。斯大林无此幻想，他的规划有实际的功效。虽说他主持对希特勒的战事时的领导力量受到无数学者指责，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之作为与帝俄在第一次大战时之作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当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实际建设的时间更短。所以新体制有它的作用，无法一笔勾销。只是下层之义务全由上级指派，上级只能出现为一种专制独裁的体制。而中层的官僚机构作风也与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自由与解放相去甚远。
卡尔教授1946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出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统下实施。他提纲挚领地说凯恩斯的设计也是一种干预的政策。因为由私人个人之节省，不一定能扩充资本，有时反会损坏国民经济。我们体会传统中国之富家，将金银制成器皿，又埋窖于地下，实际将一部财富不用于投资，反而逐放于流通和消耗之外，不难了解此中意义。凯恩斯主张除了私人自动节省，单独牟利之外，也可以透过国家机构，以财政政策造成“社团之节省”。再之则是“投资全面社会化”。这种种办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业。
演讲者之目的，在阐述英国在第二次大战后若干经济措施亦包含不少社会主义色彩，与苏联之计划经济没有基本的区别。他的言论我们无法全盘接受。英国战时和复员政策已由卡尔教授解释，我们无妨称之为“双重预算”。政府除编制传统预算规划本身开支外，又用分配资源、调整货币、管制物价等等办法，使民间经济之人力物力在它领导下，以量入为出的方式达成有计划的交接收受，总之使之在大范围中成为一种较为疏松、较为非正式的预算。唯政府接收掌管民间经济单位不是重点，即工党政策如此．也只是暂时政策。苏联之五年计划，可谓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资全面社会化”，可是苏联政治领导力量与经济管制力量凝合为一，管制的衙门也兼有执行的权力，所有生产和分配纵使不全由政府领辖，也通过税收和强迫价买的办法受其掌握。当然，造成这种制度，俄国人民付出了绝大代价。五年计划实施之日，半数以上农户在五个月内归并于集体农场，有些地方因此而产生饥谨。因此，才造成广大的农场、农业机械化、劳动者领工资、政府全年以低价收买粮食，而以这节省下来的财富和剩余的人力扩展工业。
然而卡尔教授的分析也给我们另一种了解。苏联的体制，由战时处理及战时状态造成。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动员，强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资的全面社会化，高速地使苏联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
这种体制迄今没有重大变更。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难2000万，占其人口10％弱。而战争破坏程度之深，则甚于战败国。战后复兴未已，即致力于冷战，一意扩张势力范围，与美国作正面的军备竞争，又花费很多财政预算与经济的力量作提高声望的事业，如太空探索。最近这种过度集中，由中央管制带战时意味的经济组织不能持续，才逐渐暴露。起先有西方学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宫亦自发检讨。
溯本归源，当日斯大林建造现有体制的时候，包含着三个重点：一、不惜人民付出代价，二、飞速完成，三、与国防密切联系。所以极力地投资于能源、钢铁与机床。发电也注重大型的水力站，集体农场平均6万英亩至8万英亩，最大的至48万英亩。所以自始就造成一个庞大而粗线条的结构。其重点如是显明，其低层机构必被忽视，更无从使之绵密细致。最近与戈尔巴乔夫接近的一位经济学家著书声称，根据他本身经验，迟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庄，无电器、交通工具、道路，邻村才有一家商店，每周开门两次，所售唯糖与盐，所以村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实在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参加集体农场所得工资不敷劳动力成本（即所得不能糊口），而纯靠私田为生。作者并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农产品供应不继的报道仍然甚嚣尘上，往来于西伯利亚铁路间的旅客，抱怨沿途无物可购，而且最近描述苏联经济危机的书刊也指出政府财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费品，人民有钱无处花，只好存于银行，于是信用才为政府挪用，则可见纵有改善，仍只修正枝节，尚未动摇根本。我们可以想见，钢铁厂继续增加其钢铁生产，能源又用以增强其能源，机床又用以产生机床，最后则制造大批战车飞弹、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苏联刻下生产量超过1950年全世界生产量总和，究其实，俄国人民并未受其实惠。
难道所有苏联领袖都坐视如此的成果为当然，而不知改弦更张？专家公认过去曾有好几次尝试，赫鲁晓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时间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实质上的增进，可是这样的改进有周期性，不久，功效达到某种程度，改革也停顿，于是又恢复原状。这当中也有些特殊的技术原因，例如在中亚腹地开垦耕地，无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将拖拉机交集体农场接收，不曾将保养修理的单位同时下放，不久就损害频仍。然则最大的障碍，还是出于人事与制度。总而言之，就是与苏联之体制有关。
这些体制上的障碍，如政治上中央集权过甚，缺乏民主精神（苏联学者Aganbegyan已一再提及），生产者和经理者缺乏适当的鼓励，头重脚轻，积刁难改，官僚营私舞弊等（Goldman即指出勃列日涅夫之女儿为例），早已经常被提及，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批评一般俄国人只畏强权，不顾法律。其指责既如是层出不穷，则后面必有技术上之原因。以上所有弊病，可以综结乃由于私人财产权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装饰门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强权。
本书无意以“褒贬”亦即以道德上的名义互相标榜。况且中国传统的朝代，向来为官僚主义之渊薮，我们即要攻击官僚主义，也无需顾左右而言他。研究资本主义，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在历史上和非人身关系上的动机旨在将俄国现代化，与各国之维新与所谓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无异。这种组织与运动纯靠将低层机构里各种因素，造成一种统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于是农业的生产与分配才能与工商业交流，然后全国的经济力量才能作最有效的通盘使用。列宁与斯大林并未全部违背这些原则，否则他们无从使俄国除旧布新抵抗强敌，获得英美支持。但是他们以战时动员之作风所定互相交换的方针，以大单位在短期间对国家之贡献为准则，不以个人的私人财产，包括其劳动力之价值为依归，沿用至今，工资与价格全由官僚按他们的业务方便决定，无需通过内在的公平。况且“民主集中”，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因之只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局面。前段所述中央集权，缺乏民主，无适当之鼓励，头重脚轻、积习难移、营私舞弊，虽说变态多端，而其后面的总原因无法脱离由官方指派之交换方式，这种交换方式限制了生产，因为工资抵不过农工所付出的劳力，所以劳动者只有越做越穷，于是索性不做。俄国大量的人力与资源不能作最高度的发挥，肇因于此。
以上苏联体制，在学理上无法被承认为实施共产主义，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也需附带加入保留的条件。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财产权已在原则上固定之后，针对其原则上的罅隙和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和加强。卡尔教授所解释的凯恩斯经济，因其能导致全部人民就业，即符合此种方式。如果最低度的私人财产权，包括工人劳动之保障，尚未固定，即谓已实行社会主义，也容易产生误会。本书成稿之日，适值报载苏共中央委员会接受戈尔巴乔夫方案，准许农民获得私有土地使用权，延长其使用时间，并可以世袭。而且计划中其他改革将容许农民组织小规模农场独立经营，自行发卖其产品，至此也算逐渐走上确定私人财产权之初步。我们与其说苏联之改组与开放为成熟之社会主义，不如说他是将战时体制改为平时体制，开始正规地进入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同样承认各人之劳力为其最基本的人身财产，详第五章。要是连这样的财产权也缺乏保障，我们无法称之为何种主义，只好视其为战时体制）。
很多专家刻下正在议论这种重建与开放前途仍是障碍重重。对西方的国家，这样的发展包括绝好的机缘，也潜伏着实际的危机。揣测未来事项，不是历史家的本分。况且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深奥复杂的问题，除非学有专长，不当随便置喙。我们站在研究历史的立场，只能指出，要了解苏联今日的重建与开放，至少需将其背景前推约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们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顾虑着核子战争的危险时，才有道义上的力量，主张东西两方都不含旧恶，才可以在群众运动的积极性中，和本节所叙曲折之事迹中寻求历史长期的合理性。总之将一个横跨欧亚，纵长逾76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种语言与文化的国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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